柴靜當年這樣介紹自己的名字：“火柴的柴，安靜的靜”，沉靜地燃燒這個意象，正符合柴靜既溫柔又犀利的風格。

柴靜1976年生于山西，在祖傳的老宅大院里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1991年，15歲的柴靜到湖南長沙讀大學。她給自己喜歡的電臺節目主持人寫信，說：“可否幫我成就夢想?”被這句話打動，這位名主持馬上讓她去面試。

18歲，柴靜開始了自己電臺主持人的生涯，主持一檔叫做《夜色溫柔》的午夜音樂節目，成為20世紀90年代長沙大學生無人不曉的電臺節目。多年后，一位粉絲回憶說：“你不會知道90年代末長沙有多少人在周末的夜空中守候著一個聲音，并為她所感動，讓我感覺到這個世界上還有愛還有希望?！?/p>

如果不是2000年央視著名制片人陳虻的一個電話，柴靜今天或許還會是一個柔情而又文藝腔的節目主持人。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能夠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薄?009年8月29日，柴靜在首都女記協演講大賽發表了名為《認識的人，了解的事》的演講，榮獲特等獎。

這段視頻被放到網上。在沒有任何宣傳的情況下，在土豆網創下一周點擊率突破1000萬次的紀錄，網友紛紛轉載、留言。

她的粉絲會在博客上留言，建議她怎樣提問會更好。

柴靜說，她最想做的還是記者，這是一個能讓她“保持清醒和客觀性”的職業。而她喜歡的人，無論顧準還是胡適，或者她的好友周云蓬、羅永浩，他們都是精神自由的、有強大理性基座的人。

她的另一個目標是“拔樁子”、“排毒”，把那些多年文化與教育形成的，禁錮在頭腦中的固有成見、條框一一拔出來。采訪盧安克的那一期節目：“他把我頭腦里面的樁子亂七八糟全部拔出來，扔在地上，讓我看到?！辈耢o為此寫了一篇文章《讓人感激的狼藉》。

做新聞：如果不能生存，那你就熄滅吧

田志凌：2000年陳虻為什么找你去做新聞，他跟你講過嗎?

柴 靜：沒有。他就是看了一期我在湖南衛視接受的一個采訪，然后就打電話找我。他那么多年也沒表揚過我，對我只是“羞辱”、斥責。后來我跟朋友去醫院看他。他在病床上就說了一句，柴靜這人有眾所周知的缺點，不過她有一個特點：她不太人云亦云。這可能是他唯一的評價……算表揚嗎?

田志凌：央視給你感覺是怎樣的?

柴 靜：開始我不想去。陳虻說，過兩天我們有一個年會你來玩玩吧，我就去了。我跟大家一樣，之前都覺得央視的人都特嚴肅，很正式的。后來在那個年會上看了幾個片子，一個就是小崔用《列寧在1918》改編的《大史記》，擠兌領導，擠兌同事。諷刺人的和被諷刺的都在底下，大家一塊哈哈大笑。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挺前衛，它有一個顛覆結構，有一種自嘲的力量，特別來勁。我被打動了。

田志凌：轉做新聞，你適應得快嗎?

柴 靜：之前我工作中沒有受過什么挫折，但是做電視，一下就蒙了。你不要指望誰會教你。如果不能生存下來，那你就熄滅吧。回頭想想做新聞要沒有這個勁也不行，這是必經的。

我那時候很勤奮，采訪前花很長時間準備。深更半夜編片子編到三四點，然后送到臺里。我是臨時工，進不了大門，只能請導播到大門口來接帶子。我住18樓，回去太晚電梯停了。好不容易爬上去，打來一個電話說有問題又再爬下來。

田志凌：你有什么學習的對象嗎?

柴 靜：有一天我吃飯的時候路過電視廳，看到陳大惠在采訪牛群。我端著碗把那個節目看完，第一次意識到采訪可以比一個電視劇更好看。他的采訪每個問題都非常短、直接，但整個采訪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我從陳大惠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包括對新聞的理解。有一次我問他，做三方連線要兼顧氣氛，如何把握。他說了一句話：新聞就是新聞，你根本不用顧及任何交流感和氣氛這樣的事。如果這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掌握新聞的核心源，那你整個一小時就采訪他一個人也是可以的。我說其他兩個人怎么辦，會不會冷落他們。他說這根本不重要，嘉賓舒不舒服不重要，觀眾舒不舒服才最重要，真相才最重要。

田志凌：你就這樣上道了?

柴 靜：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但我當時做不到。那時發生一件事，幾個天津農民用自行車飛越長城，有一個死了。我就把其中一個人跟他的教練請到演播室，面對面地做采訪。

當年劉洪波在《南方周末》寫的一篇文章，就是批評我(這一期節目)的。我覺得記者都會有一個階段，想要那種特別狠的、一招致命的東西。你就想我要打敗誰，我要在采訪中贏。

田志凌：問題出在哪里呢?

柴 靜：播出后我收到一個同事的短信，說你這個節目的重心放錯了吧?因為我已經預設了這幾個農民就是一個草臺班子，一心為了成名炒作，去冒那種不必要的生命危險這樣的前提。

后來就看到劉洪波那篇評論文章，說這個電視記者語帶嘲諷，步步為營。我當時有點蒙了，不知錯在哪里了。后來才覺得重心放錯了，飛越長城是有部門監管和批準的，如果問責應該先問他們。而且我不是試圖理解這些農民，直接對他們下了一個判斷。過了很多年再看這期節目，我才發現其實更大的問題不是提問本身，而是我當時整個的姿態和表情。我剪一個短發，穿一身套裝，就殺氣騰騰地坐在演播臺上，眼睛里面都是一種“我得手了”的那種優勝感。

“非典”的考驗：第一次獨立思考，發掘背后的真相

田志凌：你真正開始找到做新聞的狀態是什么時候?

柴 靜：是采訪新疆地震。那之前我其實不理解新聞是真的發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就像生活只是在演播室里面。那次現場報道也沒有什么突破，但是讓我覺得泡在新聞里了。我跟那個村長都沒有地方坐。臉上都是土，頭發都是頭盔的印子，這要在北京哪敢上鏡頭。也顧不上準備問題了，第一個問題只能問他晚上睡在哪，他說睡在地上。問他睡得著嗎，睡不著。這要是在北京，我又得準備一天一夜的問題。那個時候才理解陳虻說的“忘我”。

田志凌：緊接著就是2003年“非典”了，是你主動要求去醫院采訪的嗎?

柴 靜：對，我挺強烈地想去，就擺出一副“我就要去做這個采訪，我已經在這了，你看著辦吧”的態度。制片人覺得我挺逗的，說那你就去吧。當時的一個想法就是：將來小孩問我說，媽，你是記者，“非典”的時候你在干嗎呢?寶寶，我在看電視。這怎么交待呢?

田志凌：你當時不怕嗎?

柴 靜：確實有點恐懼，但顧不上害怕，興奮感太強了。有一天我都認為自己感染了，早上起來就感覺發燒。我想反正感染了也要去醫院，那就去，結果沒事。后來我才知道其實我們攝制組里的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感染了。第一天去醫院里沒有醫生，沒有護士，也沒有任何聲音。推開房門，你看到的病人是一種絕望的感覺，臉上是一片空白。我是跟一個流行病學調查員進去的，他負責提問病人。病人說著話就開始咳嗽，我當時有種轉身就走的沖動。但那個調查員紋絲不動。那10分鐘我就一直死死盯著這個調查員，才能把自己釘在那。出來趕緊換衣服，直到我的攝像提醒我，看著鏡頭說點什么。我才開始結結巴巴，一縷頭發亂了都要弄好那種。

田志凌：“非典”報道之后很多觀眾都認識了你。你感覺到自己成名了嗎?

柴 靜：坦率講那時候外界的(毀譽)確實不是那么重要了。你看到整個事件被顛覆之后的樣子，日常生活已經翻了個兒。我們一個組包括司機六個人。做完那個節目誰也不說話，車就漫無目的在長安街上開。領導問你們要干嗎?不知道，我們就想還呆在一塊繼續工作，去哪兒都行。

我從中最大的受益，是“非典”之后我做了一個小學生集體自殺的調查:《雙城》。6個孩子集體自殺，有兩個死了?；钕聛淼恼l都不肯開口說什么理由。我們去其中一個家里，那個小孩也不說話。后來我問他愿不愿意跟我回酒店聊天。他突然說愿意，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我看到過你的“非典”報道。那個時候你才明白，這是記者能夠得到的最好的東西——信任。

田志凌：這次“非典”報道在你做新聞方面有何啟發?

柴 靜：我們拍“非典”病人轉院時，看到很怪的一幕：兩個醫生從人民醫院電梯里推出來一個輪椅，病人坐在輪椅上，白布從頭蓋到腳。但沒有隔離措施，沒有防控服和口罩。我數了一下，一共29個病人都是這樣?，F場特別慌亂，我問院長，他說天井出事了。

“非典”結束后回頭想我才覺得不對，我一定要進去看看天井。我們找到醫院的主任，他說這樣的事他再也不愿回憶了。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能理解他的痛苦。最后他帶我們進去，是一個非常窄的天井，加了一個頂，變成一個輸點滴的監護室。大概有27張床，整個那個空間里面，桌子椅子全部都翻了，四腿朝上。你都能聽到整個空間在尖叫一樣。就是人在逃難時那種驚慌失措、什么都顧不上了的感覺。一塊小黑板上寫了二十多個人的名字，后面都寫著肺炎。其實都是“非典”，但是那時候誰也不能說。

田志凌：醫院沒告訴病人是“非典”?

柴 靜：如果是坐在演播室我肯定會說，你們這樣太不負責任?？墒钱斈莻€主任站在我身邊我看到他的表情，我就想到他們也一樣。他們知情但連個防護服都沒有，每天就漚在里面。我問他你靠什么保護，他說沒有什么隔離，我們靠精神保護。原來不太理解他臉上為什么是那么呆板的表情，確實是一種非常非常沉痛的心情。這個節目是我職業生涯當中，第一次讓我去獨立思考，發掘背后的真相，而且看到那個代價。

價值觀：相信理性的力量

田志凌：你曾說，提問是記者的天職。在提出尖銳問題的時候，你覺得是勇氣重要，還是智慧重要?

柴 靜：準確更重要。在我看來，你是我的采訪對象，我就要給你公正的說話的權利。如果我不問那個敏感的問題，就是不尊重你，你也就失去了回應的機會。我記得雪災之后很多人指責應急搶險存在漏洞。我去采訪發改委的官員，問了這個問題。結果他很感慨，他說我一直在等待有人來問我這個問題，但你是第一個。其實他一直在等待一個解釋的機會。

這對中國記者挺考驗的，你如何不成為自己反對的人?你反對的人因為各種原因要剝奪你說話的權利，那你要不要反過來也剝奪他們說話的權利?

田志凌：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嗎?

柴 靜：我有理想，但不算有主義吧。什么東西一旦變成主義就麻煩了。比如我相信理性的力量。甚至我知道理性可能暫時落敗，但還相信它會一點點成長。

比如我們做美麗園的報道。美麗園是一個小區，業主委員會認為物業收費太高，跟物業打官司，物業就耍無賴撤了。結果業主中一些人出來，反對業委會，說趕走物業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我們去的時候他們在街上大喊，說要殺死誰誰。他們也不肯投票，不愿對話。當時我就想，理性的力量在揮舞的拳頭面前，是不是太無力了?可是這件事半年后平息了，因為有第三類人。這些人本來不關心這事，但他們被路上的聲音驚醒了。他們開始追問誰有理，促成了業主投票。投票的結果是更換物業公司，重新委任業委會，從此小區安寧了。這事讓我對理性還是有信心的。

而且你要問自己，如果你所呼吁的東西需要付出代價，你還能不能堅持。

田志凌：做新聞會讓你改變價值觀嗎?

柴 靜：會。一開始做調查報道時容易有道德感，節目的模式都是貧苦的人在哭訴，貪官污吏在橫行。做多了你會發現，控訴的模式是沒有用的，解決不了問題。

2008年做征地那期節目，我第一次想：農民的地賣給開發商就夠了，為什么要過一道政府的手?我開始想《土地管理法》有沒有問題?這個法是從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來的，那憲法有沒有問題?我當時采訪了所有左、中、右三派的專家，讀了大量資料，才了解到原來當年要讓更多人進入城市，要把農地變為建設用地，所以規定“城市建設用地收歸國有”。這一句話就給了政府征農民土地的權力。

那期節目對我來講是一個笨拙的訓練。你對當下中國的了解，不能是一刀斬亂麻，而是要找到線頭抽絲剝繭，把事情真的解開。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來講，挺難抵達這一點的。以至于我做了這期節目之后，有很多人給我留言說，他不相信這是在中央電視臺看到的節目。

記者：只是觀察、記錄、認識這個世界

田志凌：你的文筆很好，想過當作家嗎?

柴 靜：寫作是一個需要極大才能的事兒。寫《金色筆記》的萊辛說過一句話，有第一流的人物，但我只是第二流、第三流的人物。這一類人只是能夠傳播第一流人物的思想。我是一個記者，如果我能把優秀人物都傳播出去就夠了。

所謂記者，能夠有觀察世界、向人發問的可能，這個我挺留戀的，另外做記者的客觀性特別好。歌德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偉大的、上升的時代都有一個客觀性格。當記者，在理性上對自己有一個清醒、排毒的過程。

田志凌：什么排毒?

柴 靜：我們的文化和教育有很多插在我們腦子里的障礙，或者說樁子。最近我在寫一本書，其實就是寫我自己怎么拔樁子的過程。比如，我們都習慣有一個黑白善惡分明的世界，延伸出了很多憤怒和仇恨。而我通過記者這個職業學到，作為調查記者，你必須把道德的帽子摘下來。有這個帽子就容易熱淚盈眶，容易把世界分成敵我陣營。

另外，我們容易有一種“完美新世界”的想法，會以為“假如我們怎樣怎樣”，“假如我們不怎樣怎樣”，就會有一個完美新世界。但現在你知道，不存在這樣的東西。而且我們也不要想去改變這個世界，這是挺難的。因為記者這個職業有一個理想就是要改造社會。我實際上走了好幾年的路，才認識到記者只是觀察、記錄、認識這個世界，而不是去干預世界。出發點和目的都不是。

田志凌：僅僅是去認識?

柴 靜：認識了就不會輕易贊美，也不會輕易批判。所以新聞的核心還是一個“知”。你看我喜歡的人，歌德、朱光潛、胡適、顧準，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平實的客觀性。歌德說，我會跟任何人打交道，我不會有成見，我也不從他身上去要求同情和共鳴，這樣我才能夠跟他無拘無束地相處——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整個世界。既善感又特別健康、明朗，有強大的理性基座——我覺得在趣味上我越來越傾向這些人。

田志凌：老羅開玩笑說你是最窮的主持人。你對錢怎么看?

柴 靜：他怎么知道沒有比我更窮的主持人?他的說法不準確。我覺得這個職業理應給人生存得比較有尊嚴的報酬，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肯定能看到。當年電臺有聽眾給我一張明信片，說你一定要相信，大眾是最好的雇主。我一直在等待著他們給我發工資的那一天(笑)。

田志凌：你沒有想過新聞易碎，留下點什么?

柴 靜：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狂妄的野心，當中也包括強烈虛榮心。你去羅馬斗獸場，那些掉在地上的小石頭都是幾千年前的人為了不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現在都崩塌粉碎了。我也有過，以前老想用一個節目改變什么，至少留下什么?，F在我覺得，留下什么啊?活一輩子還不夠?你能夠老老實實地，把呈現在你眼前的世界呈現出來，這就已經是了不起的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