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坎會議剛結束，粟裕就收到了一個香煙盒。

他拆開后，臉色瞬間變了，日軍，知道了新四軍的行軍路線。

誰泄的密？怎么泄的？他心里明白，這是要命的事。

——《壹》——

香煙盒里的圖案

1942年，蘇中氣候悶熱，部隊剛結束一場拉鋸戰，正準備部署下一輪反擊，南坎會議在一個廢棄學堂里召開。

布防、糧草、行軍路線，統統寫在地圖上。

參會的每一個人都不敢大聲說話，粟裕點了根煙，在地圖前站了很久，會后第三天，警衛帶來一個包裹，包裝普通，是幾盒香煙。

這不是稀罕物，但粟裕一眼就看出不對。

每次行動前，他和施亞夫之間，都會約定一個暗號，煙盒，就是信號，他拆開其中一盒，里面夾著一小張紙，字很少，筆跡粗糙。

“行軍路線已被敵掌握，小心埋伏。”沒有落款，沒有細節。

只這幾行字，粟裕卻像被潑了一盆冷水，敵人知道了行軍路線？這不是猜，是確定，南坎會議的部署，全是軍中高層會議內容，封閉場所，專人記錄。

除了電報發往外線，沒有第二個渠道。

紙條的出現，是個警告，更是個倒計時，粟裕沒吭聲，他讓參謀拿來電臺記錄，從頭到尾翻了一遍，無線電聯絡都是內部軍用加密頻道。

電報員都是老紅軍出身，履歷干凈，他皺了皺眉。

但敵人知道的太準確，不是碰巧，是提前埋伏，第二天，又一盒煙到了，他拆開后愣住了，紙條上沒字，只有一個小圖案。

鉛筆畫得很粗糙，是一幅耳機圖。

沒人能看懂，但粟裕懂，耳機，指的是電臺，香煙代表敵情，耳機指的是方向，敵情在電臺，這是他們之間定好的密語規則。

粟裕點了根煙，看著地圖發呆。

他明白了：不是有人泄密，是有人通過電臺，把會議內容發出去了。

——《貳》——

查內奸，要命的決定

南坎會議的內容，只有五人完全掌握，另有十幾人知道部分情報，消息要傳出去，必須經過電臺，如果施亞夫說得沒錯。

敵人掌握得如此精準，電報科就是泄密的關鍵點。

粟裕召集警衛，第一條命令：關掉所有電臺，第二條命令：全部改道，原定路線作廢，他甚至不再通過電報傳令，一律靠騎兵送信，逐個通知。

第三天夜里，一支騎兵分隊趕在天亮前，攔住了已經動身的幾個干部小隊。

帶他們轉向新路線，那一夜，雨下得很大，如果遲兩個小時，這幾支隊伍就正好撞上日軍設下的口袋陣。

粟裕沒有猶豫，他把電報科長叫來談話。

粟裕只問一句：“你這些天發過幾封密電？”電報科長說自己只發了例行通報，但粟裕早就查過了，報文不止一份，而且內容與會議時間吻合。

這時候，情報又傳來了，這次不是香煙，是口信。

施亞夫從日偽會議上套來消息：日軍已經畫好圍殲圖，行動時間原定為三天后，但被高層臨時推遲，理由是“計劃暴露，需再核查”。

這幾句話，等于確認了一切。

南坎會議的內容確實被泄露，泄密時間和電臺發電時間對得上，敵人甚至正在因為“情報太過準確”而起疑，粟裕沒有再等。

他召開緊急會議，只通知了三人。

電報科必須清查，問題必須解決，不能等事后，當天夜里，電報科長試圖逃跑，他避開值勤，翻出營房后墻，警衛小分隊將他擊斃在稻田邊上。

第二天，粟裕站在電臺前，看著斷掉的電源線，沒有說話。

他知道，這種處置，不只是處死一個人，而是要用一條命堵住泄密的口子。

——《叁》——

施亞夫不是叛徒

南坎會議之后，粟裕換了路線，斷了電臺，撤離得毫無痕跡，日軍的合圍計劃推遲了四天，但最終還是撲了個空。

他們撲了個空，是因為有人在日偽高層內部，拖住了那只手。

那人叫施亞夫，偽軍七師，中將師長，實際身份，中共地下黨員，他不是從天而降的特工，早在1938年，他就失聯過一次，外界一度認為他“叛變”。

其實他是在轉線潛伏，外界只能說他投了敵。

1941年，施亞夫正式出任汪偽軍職，中將軍銜，獨立指揮權，此后頻繁參加日偽會議，尤其“清鄉委員會”下屬的特高課會議。

沒人懷疑他，更沒人知道，他會抽一種特定的香煙。

他的情報不是偷來的，他聽的是真實會議，參加的是戰前動員，他坐在敵人邊上，聽他們討論怎么包抄自己的老戰友。

這次的情報，就是他從日軍手里親耳聽來的。

他聽見一個細節：“南坎會議內容全掌握，重點圍殲粟裕、葉飛。”這不是一般的圍剿，這是一次定向獵殺，目標不是部隊，是指揮核心。

如果成功，抗戰將失去三名主力將領。

他沒有直接傳信，他不能寫信，也不能打電報，唯一的辦法，是利用之前和粟裕之間約定的香煙傳信方式。

傳完之后，他繼續照常出席會議，照常服從命令。

敵人開始懷疑，但沒有證據，日軍習慣控制，懷疑所有偽軍，施亞夫很快被“請去協助分析情報”，三天后才出來。

但他知道，他的身份已經岌岌可危。

1943年，他的名字被日軍標記為重點排查對象，小林信男更是發現了他早期的紅軍背景。

——《肆》——

電波那頭是刀鋒

南坎事件后，新四軍調整所有無線電規程，電臺拆分為多組，各自獨立，轉發不再集中，密電分級，加密算法重新升級。

電報科的辦公地，從前線調往腹地，電報員換了三批。

新來的負責技術，不管決策，那一年，他開始記筆記，不是作戰計劃，而是情報流程圖，所有接觸密件的流程。

從誰到誰，經誰轉發，由誰接收，都畫成圖表，掛在辦公室墻上。

一旦出錯，圖上會用紅筆劃出：“這不是情報問題，這是命的問題。”戰后有人回憶，說粟裕脾氣好，很溫和，他們沒看見那段日子。

1944年，面對日軍對他的監控，施亞夫感覺他的身份徹底藏不住了。

最后，經組織批準，決定讓施亞夫發動起義，組織與施亞夫的起義計劃最初定在1月11日行動，但不知什么原因被日軍提前察覺，施亞夫無奈只能提前發動起義。

1月5日，施亞夫帶領偽軍約兩千余人起義。

葉飛則指揮新四軍獨立團迅速接應，以保證施亞夫的安全，起義成功后，起義部隊則編入新四軍當中，至此，施亞夫正式回歸。

戰爭是槍炮的碰撞，也是情報的對決。

一個香煙盒，擋下一次圍殲，一張紙條，攔住一場災難，一個人，藏在敵軍高層，扛住死亡，只為傳出一句話。

電波沒有聲音，但那頭，是刀，是血，是命。

粟裕沒說過施亞夫的名字，至少沒公開說過，但他用過一段話記錄這個人，“有人在你看不見的地方，把最鋒利的矛頭掰彎了。”

他信的是人，但更信制度，信密電的加密程度，也信香煙盒上的暗號。

這一戰贏了，但贏的，不只是戰場上的陣地，還有，誰能在黑暗中喊出一句真話，哪怕沒人聽見，也不能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