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傳統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1840年以來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走出傳統、進入現代的曲折史。

今天我們遭遇的很多困境，說到底，也還是因為我們尚未走出“鄉土中國”，依然處于現代化轉型的延長線上。

事實上，晚清、民國西學東漸以來，無數仁人志士都曾為走出“鄉土中國，進入現代中國”指引過道路。梁漱溟、晏陽初、費孝通、吳景超就是極具代表性的四位。

今天回顧四位思想家的解決方案，一定能為我們走出“鄉土中國”的局限指明方向。

▍梁漱溟：鄉村建設，救活老民族

▲梁漱溟在山東鄉建院時期與工作人員合影

第一條道路，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

深受傳統儒家觀念影響的梁漱溟認為，中國、印度與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彼時的中國，真正的問題是文化失調。近代西方勢力入侵，破壞了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使得中國農民社會散漫、消極、衰弱、無力。

因此，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梁漱溟認為，中國一直以鄉村為本，然而近代實行的歷次變法維新、革命，都只是從上層中央政府變起，再逐漸延到鄉村，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社會是有機的，要為社會開生機，必須從根上開始，即重建一套組織系統，并使之與中國社會相配合。這就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就是建設“村學鄉學”。梁漱溟認為，中國的村莊像一個大家庭，應提倡尊長愛幼，克己讓人。因此他主張師法古人，采用歷史上的鄉約制度。古代鄉約的四大綱領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其根本的目的是引導人的精神向上。

但梁漱溟對傳統的鄉約作了四點改造：一是將消極的彼此顧恤，變成積極的有所作為，如合作生產，合作運銷。二是發揮理性，提振志氣。三是鄉約非僅一鄉之約，要往外發展。四是鄉約不可以借政治的力量來推行，要依靠社會團體的提倡，以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推行，自發自愿。

與此同時，他還認為，鄉村還要自治，甚至鄉村機關應該成為一個學校機關。

總之，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的改造在于鄉村改造，而鄉村改造的根本在于人、組織、文化的改造。即所謂，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開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

▍晏陽初：平民教育，改造新人

▲全家移居定縣后的晏陽初

第二條道路，是晏陽初的平民教育。

與梁漱溟一同開展鄉村建設運動的教育學家晏陽初，也認為中國當時的生死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上還是“人”的問題。

但正如《晏陽初》所寫，他認為中國農民的“四大病根”是愚、窮、弱、私。“愚”是指人民不識字，缺乏知識，更談不上享受文化。“窮”即在生計上，大多數人民生產低落，經濟困難，掙扎求存，沒有知識和能力。“弱”意味著人民身體衰弱，對于公共衛生毫無辦法，是一個病夫的國家。“私”即人民不能團結，不能合作，缺乏道德的陶冶和公民的訓練，不能自立自強。

因此，與梁漱溟的鄉村改造方案不同，晏陽初在“定縣實驗”時，深感中國教育制度完全抄襲西洋，以致大學畢業生對本國情況與問題缺乏認識，且耽迷都市，對農村不屑一顧。

為此，他決心開展平民教育。針對農民的四種缺點，晏陽初主張“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同時，還認為教育不能僅著眼于個人，更要著眼于個人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因此，四大教育實施的方式有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種，三者結合，綜合治理。不僅如此，在定縣開展平民教育活動之時，晏陽初還在保健、修橋、筑路、改良水井、引進優良牲畜品種等方面，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

總之，在晏陽初看來，一切都是人的問題，而改造人的關鍵就是改造教育。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費孝通：復興鄉土工業，重建鄉土中國

▲抗日戰爭中，偏居昆明鄉下呈貢的費孝通

第三條道路是，費孝通的鄉土工業。

同鄉村建設運動不同，作為社會學家的費孝通，更具備現代經濟學的眼光。在費孝通看來，中國農村問題盡管錯綜復雜，但底子里卻十分簡單，一言以蔽之，是現有資源不足以維持這樣多的人口。

雖然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是中國人的主要職業，但中國從來都不缺乏工業，大多數農民同時也是手藝工人。鄉村工業在傳統中國農村經濟中一直起著支柱的作用。傳統鄉村工業分散在千百萬農家中，以小本經營，幫助維持了不能完全靠農業為生的人口，且為農業淡季的剩余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

在《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兩書中，費孝通認為由于近代西方工業的侵入、城市工業的興起，鄉村工業在競爭中衰落，土地問題才變得更加嚴重。而重建鄉村工業則可以緩解農村的土地問題。

發展鄉村工業并非簡單地恢復傳統鄉村工業，而是要將傳統的鄉村工業改造成一種新型的“鄉土工業”。鄉土工業的形式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機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廠性的。關鍵是這種工業不同鄉村隔離，在原料、勞工、資本等方面以鄉村來源為主。既要通過引進機器改進手工生產技術，還要提倡經濟組織的合作。新技術與新組織相互配合，才能切實幫助廣大人民。

總之，費孝通走出鄉土中國的方法，就是復興鄉土工業。這樣不但可以解決土地問題，還能使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的農民過上小康生活，并在此基礎上聚積工業化所需資本，這是解決人多地少，重建鄉村，重建中國的一條新道路。

▍吳景超：發展都市，救濟鄉村

▲1944年的吳景超

第四條道路，是吳景超的“都市救濟”。

同費孝通一樣，社會學家吳景超也看到了農村經濟的問題。他從人地關系的角度，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四種：

1.人口密度高，農業謀生的人占比低，如英國和德國；

2.人口密度低，農業謀生的人占比低，如美國和加拿大；

3.人口密度低，農業謀生的人占比高，如俄國；

4.人口密度高，農業謀生的人占比高，如中國和印度。

在吳景超看來，中國農民生活困苦，是因為中國是第4種國家——土地太少，生產落后，交通不便，副業衰落，苛捐雜稅，限制太多，自由稀缺，股匪與劣兵騷擾，子女多卻教育少等等。

在《歷史意識與世界視野》一書中，吳景超開出了與費孝通截然相反的“藥方”。

首先，應提高生活質量，方法有：充分利用資源，改良技術，安定秩序，提升養育質量。

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既然人多地少，就要擴大農場的面積、減少農民人口比例。除了提升勞動力素養，最根本的辦法是發展實業。工礦業、商業、交通業，甚至金融發展起來，都市就起來了。現代都市和工商業發達了，便可以容納更多農村閑散勞力，從而減輕耕地負擔，提高農民生活質量。這就是吳景超“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基本思路。

總之，吳景超主張通過發展中國都市工業來救濟鄉村。最終實現一種“新社會”或“公平的社會”：人人有自由和希望，有公平的創富機會和上升機會，緩和階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