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的時候，手里握著一瓶冰鎮(zhèn)可樂。

在此之前，他制造過手榴彈，操盤過黃金，主導過新中國的第一條可樂生產(chǎn)線。

這不是小說，這是他的真實人生。

他是工程師，卻不去造橋，他制造炸藥、藏身上海、手握自制的發(fā)報機，躲在廢棄廠房里發(fā)報，目標：國民黨警察局對面的特務(wù)站。

1925年，他還在上海大學讀土木工程。

書包里有課本，也有一把匕首，他說，“土木沒什么用，炸掉比建起來更快。”他不是玩笑，他自己配炸藥，用的是實驗課偷出來的硫磺。

成分嚴格按比例配比，還做了幾次試爆。

爆炸成功那天，他興奮到一夜沒睡，第二天，他就把配房送進了工人武裝隊，這個大學生，成了起義現(xiàn)場最危險的那個人。

負責“火力支援”，也負責“臨時撤退路線規(guī)劃”。

這不是浪漫主義，那時候，街上是警察，屋里是線人，情報得靠人送，一次送信的工人被抓，拷問三個小時后跳樓。

他親自把人從巷子里拖出來，腳骨已經(jīng)碎了。

從那一刻起，他知道：光靠人，活不久，得靠機器，他開始琢磨“無線電”，沒人教，他就去租書，英文看不懂，他抄單詞，一頁頁翻。

他說：“字典看完了，才能看懂書。”

他把一本英文無線電教材背下來了，邊學邊畫電路圖，兩個月后，他造出一部可以收報的“機器”，外殼是各種零件拼出來的，線路是銅絲纏的。

就是它，改變了整個上海特工戰(zhàn)局。

周恩來看了之后，只說了一句話：“你就負責這個。”他點頭，轉(zhuǎn)天被調(diào)入中央特科，這是1927年。

當時，中國還沒有一臺成型的無線電收發(fā)報機，技術(shù)封鎖，書買不到，材料也沒人賣，“不讓你造，偏要造。”他一句話就定了這個死局。

他跑遍廢品市場，找來舊電容、舊變壓器，回去就拆。

試了七次，第八次點火，線路短路燒了半邊電板，他咳著煙塵說：“至少今天燒得比昨天慢。”沒人理解他，也沒人敢靠近他。

屋里天天冒火光，墻上貼著英文草稿紙，一地鐵絲和玻璃渣。

有人說他瘋了，他說自己是“搬磚的”，但磚是電波，房子是戰(zhàn)爭要用的秘密武器，三個月后，他造出中國第一臺可以雙向收發(fā)的無線電通訊設(shè)備。

收報準確率達到98%，試驗地點在一間防空洞里，深夜試報，北京站成功接收。

同年，他被派到蘇聯(lián)，他走得很急，只帶了一本手寫的技術(shù)手冊，還有一頁未完的電路圖，到了蘇聯(lián)，他直接住進實驗室，不說俄語，只用圖紙交流。

實驗室主任看了三天，說：“這人比我們還懂。”

他寫了兩篇論文，一篇講天線結(jié)構(gòu)，一篇講頻率干擾，被列入蘇聯(lián)無線電專家名單，這是他們的榮譽，但對他來說只是手段。

他還做了一件沒人理解的事。

他在莫斯科地下黑市買了五種黃金合金樣本，燒成粉末，用短波照射，“金屬在電波里暴露弱點，人也一樣。”他說，別人不懂，他不解釋。

這個電波特工在蘇聯(lián)六年，留下了三個發(fā)報站模型和一套情報加密規(guī)范。

回國時，他只帶回一臺小型收發(fā)設(shè)備和一本自編教材，名字就叫《發(fā)信菱形天線》，這是后來新中國情報戰(zhàn)的根基之一。

一支軍隊的后勤被他撐起來了

他到延安的第一天，就問：“這里有鐵嗎？”沒人理解，他自己去找，找到的是一段廢舊鐵軌，生銹、斷裂，被丟在山溝里。

他笑了，說：“夠用了。”當時八路軍最缺的，不是人，是槍。

槍管炸膛、子彈打光，有人上戰(zhàn)場帶著棍子和信仰，他看了之后，把手卷起，說，“那是等死，不是打仗。”

他帶著一群木匠、鐵匠和學生，把鐵軌鋸開、燒紅、拉絲。

做出一批“無名氏馬步槍”，沒編號、沒銘牌，但能打得響，能打得準，每做一支槍，都要打三發(fā)子彈測試，失敗的槍拆掉重做。

失敗的彈頭倒回鍋里重熔，他說：“打一槍少一顆鐵，做錯一發(fā)子彈，就是一個戰(zhàn)士倒下。”

他干了將近五年，做出一萬多支槍，220萬發(fā)子彈，他說，“我不做英雄，我只做工具。”但這不是全部，他還搞出了一種擲彈筒。

不是圖紙畫出來的，是靠炸藥試出來的。

他蹲在院子里，一次次試爆，有一次炸藥提前引燃，他的手掌被炸出裂口，血流一地，他只說一句：“還不夠遠，要再飛五米。”

第二天又繼續(xù)，有人說他瘋，他反問：“打仗要的不就是瘋子？”

就是這些“瘋子”造出的擲彈筒，在華北戰(zhàn)場上撐過了一個又一個前線據(jù)點，他不說感謝，他只說：“別再給我廢鐵了，能不能來點鋼。”

不是外貿(mào)部長，是操盤手

1970年代，他已經(jīng)六十多歲，頭發(fā)花白，走路也慢了，但他眼睛還亮，當他坐上外貿(mào)部長的位置，第一句話不是“搞經(jīng)濟”，而是：“中國有多少黃金？”

沒人答得上，他自己去查，翻報表、進金庫、挖十年前的合同。

他一邊查賬，一邊問：“為什么還不進期貨？”沒人理解，他解釋也不多，三個月后，他親自下單，買入大批黃金和銅期貨。

有人說：“這是賭博。”他說：“戰(zhàn)爭不是賭命？這是賭國家命運。”

那年，中國還沒有期貨法，也沒有交易團隊，他自己建了一個團隊，十幾個人，一間小屋，三臺算盤，沒人敢報名字，全靠代號通信。

他用這些操作，賺回30億美元外匯，是當年中國出口總額的83%。

沒人知道這錢怎么賺來的，只知道賬上突然多了一個國家的未來，這還沒完，1979年，他接待了一個美國團隊，是可口可樂。

他讓他們帶樣品，拿起來，喝了一口，說：“這個，中國人會喜歡。”

會場一片寂靜，他說：“我們可以引進，不光是配方，還有機器，還有生產(chǎn)線。”別人反對，說這不是糖水，是美國文化。

他說：“這是經(jīng)濟，是工業(yè)，是市場，不是情緒。”

他說完，把那瓶可樂放進冰箱，誰也沒動，第二年，中國第一條現(xiàn)代化飲料生產(chǎn)線落地，可口可樂成了第一家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企業(yè)。

這件事讓很多人不理解。

他不解釋，他只說了一句話：“你不站在明天看今天，就永遠只能過昨天的日子。”多年后，他去世，手里握著的，是一瓶冰鎮(zhèn)可樂。

那不是偶然，是選擇，是一個工程師的注腳，也是一個時代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