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長期存在爭議，其與民事合同糾紛的界限需通過刑法教義學與實務經驗綜合把握。根據《刑法》第224條，本罪的核心在于行為人是否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及是否實施欺騙行為。然而，司法實踐中常因證據鏈斷裂或法律適用偏差導致案件被無罪化處理。張萬軍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包頭市首席法律咨詢專家。作為專注刑事辯護二十余年的法學教授與實務專家，以構成要件為切入點，結合刑事法理與實證規則構建無罪辯護邏輯。

一、無罪辯護基礎：刑民界分的法理邏輯

刑法理論強調，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應遵循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若行為人簽訂合同時具有履約能力，且事后積極履行或采取補救措施，則難以認定主觀非法性。例如，《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需排除合理懷疑，避免客觀歸罪。

民事欺詐與合同詐騙的本質差異體現在：主觀目的：前者以促成交易或獲取履約利益為目的，后者以直接侵吞財物為核心；行為性質：民事欺詐可能伴隨部分欺騙，但未根本否定合同履行基礎，而刑事詐騙通常以虛假履約或逃匿為特征；法律后果：民事欺詐通過賠償、違約金等民事責任調整，刑事詐騙則觸發刑罰。

案例啟示：在“彭某明、彭某輝合同詐騙案”（青刑終45號）中，法院認為被告人未虛構關鍵事實且持續履行合同義務，最終改判無罪。該判決凸顯了刑民交叉案件中“履約行為”對否定犯罪構成的關鍵作用。

二、無罪辯護的體系化策略

（一）消解“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

1.履約能力與行為的客觀化證明

通過企業審計報告、銀行授信文件、資產權屬證明等書證，證明被告人在締約時具備實際履行能力；履約行為：提交付款憑證、貨物簽收單、催款溝通記錄等，還原被告人推動合同履行的積極態度。

案例參考：在“陳某合同詐騙再審案”（蘇刑再終字第004號）中，法院認定陳某雖未完全履約，但其將回款投入生產經營并降價處理貨物，表明無非法占有意圖。

2.未履約的客觀歸因分析

若未履約系因政策調整、市場波動或不可抗力等外部因素，可阻卻主觀惡意。例如“楊某強案”（滬0115刑初1995號）中，法院采納行業風險導致資金鏈斷裂的辯護意見，排除刑事歸責。

3.事后補救的效力強化

主動協商延期方案、部分退款或達成和解協議等行為，可反向證明行為人無逃避責任的主觀意圖。例如“曾某合同詐騙案”（鄂恩施中刑終字第00226號）中，被告人雖更換聯系方式但未隱匿行蹤，法院據此否定逃匿情節。

（二）構建民事法律關系抗辯

1.合同真實性與意思自治

若合同條款系雙方自愿簽訂且無關鍵事實造假，爭議應歸于民事范疇。例如“朱某衛案”（宣刑初字第47號）中，法院認為合同未將礦產儲量作為定價依據，故儲量爭議不構成刑事欺騙。

2.行業慣例與風險自擔規則

在礦產、房地產等領域，交易常伴隨價格波動或信息不對稱風險。若被害人明知風險仍締約，則損失屬于商業決策范疇。

3.刑民交叉的程序優先性

若同一事實已通過民事訴訟解決，可主張“先民后刑”原則。例如“劉某甲案”（津0116刑初89號）中，檢察機關以民事判決未生效為由終止刑事程序。

（三）控方證據的實質性反駁

1.言詞證據的證明力弱化

針對被害人陳述或同案犯供述等主觀證據，可通過客觀書證，如資金流向表、履約記錄證明其矛盾性。

2.關鍵事實的證偽

若控方指控虛構資質或項目，需通過政府批文、第三方評估報告等書證予以反駁。例如“陶某某合同詐騙案”（渝津檢刑不訴2016

201623號）中，檢察機關認可政府合作協議的效力，否定項目虛假性。

3.非法證據排除

對存在取證程序瑕疵的證據（如誘供筆錄），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申請排除。

（四）技術爭議的專業化應對

在涉及專業領域的案件中，可引入司法鑒定或專家輔助人制度。例如“彭某明案”中，法院采信地質專家意見，認定儲量爭議屬于技術分歧而非刑事欺詐。

三、實務操作指引

（一）庭前準備：證據體系的精細化構建

調取關聯民事判決、審計報告等第三方文件，夯實無罪證據基礎；通過時間軸梳理履約過程，可視化呈現被告人履約誠意；申請證據保全，防止關鍵物證滅失。

（二）庭審攻防：聚焦核心爭點

發問策略：通過詢問被害人“是否知悉行業風險”“是否自愿接受合同條款”，揭示其自甘風險；質證邏輯：逐項質疑控方證據的關聯性、合法性與證明力；辯論焦點：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強化“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的適用。

（三）程序權利的充分行使

申請關鍵證人出庭，直接質詢控方指控的薄弱環節；在存在地方干預風險的案件中，及時提出管轄權異議；利用延期審理規則，為補充新證據爭取時間。

合同詐騙罪的無罪辯護本質是對刑法謙抑性的貫徹。律師需以構成要件為標尺，通過證據反推、程序抗辯與理論闡釋，將“事實存疑”轉化為“法律無罪”。唯有堅持證據裁判原則與實質解釋立場，方能實現個案正義與司法公正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