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波士頓的天氣開始逐漸變暖，卻突然傳來約瑟夫·奈先生去世的消息。

最后一次見奈是在2024年2月，當時便有種急迫感，隱隱覺得這可能是最后一次拜訪。他當時剛剛出版了《美國世紀與我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這本書的題目似乎表明奈已經(jīng)在回顧總結自己的一生。

因為要先去書店找這本書，所以比約定的時間早出發(fā)了兩三個小時。不過，遺憾的是，找了幾家書店，卻發(fā)現(xiàn)它們都還沒有上架這本書，因此我未能在采訪之前讀到他的新書，有些失望。到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我發(fā)現(xiàn)自己熟悉的那座原本出入自由的大樓已經(jīng)悄然發(fā)生了變化。門口設有保安，訪客需要出示身份證件并說明事由進行登記。另外，肯尼迪政府學院之前的那個正門也不再開放，而是要從旁邊韋克斯納樓（Wexner Hall）的門出入。韋克斯納樓是2017年擴建的部分，現(xiàn)在似乎已經(jīng)成了學生們聚集的活動中心。韋克斯納樓擁有開放式的拱形大門，進入大樓之后，向右側望去，可以看到非常舒服的沙發(fā)座椅和現(xiàn)代式落地燈，有圖書館的感覺，但又比圖書館隨意得多。很多學生會選擇在這里見面，聊聊與學業(yè)、就業(yè)等有關的話題，也有學生會在這里進行視頻聊天或視頻會議。樓下是寬大的餐廳，樓外則有一個開放式廣場，擺放著桌椅，夏天時這里是很多學生的最愛。在廣場上，他們不僅可以坐下來吃午餐，而且可以相約暢聊各種感興趣的話題。我在韋克斯納樓坐了好一會兒，幸運的是，桌子上的臺燈是可以連接充電線的，于是，我就如同在機場候機一樣，一邊充著電，一邊肆意刷手機。

在離預定時間還有一刻鐘的時候，我穿上外套，裝好東西開始去找奈的新辦公室。肯尼迪政府學院大樓內的通道岔路紛繁，如果從未來過這里，幾乎無法自行找到目的地。還好，我比較熟悉這座大樓，而且秘書在之前發(fā)給我的郵件里附了非常詳細的路線說明，所以我?guī)缀鯖]費什么力氣就找到了奈的辦公室。與之前寬大的辦公室相比，他如今這個“鑲嵌”在逼仄過道里的辦公室只能算是“斗室”了。

奈穿著一件灰色休閑西裝，內搭高領毛衣，經(jīng)典的20世紀60年代知識分子裝扮。以往見面時，他往往會穿著更為正式的西裝。寒暄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他手抖得厲害，拿不住稍微有點重量的東西。突然間，我意識到奈的身體已經(jīng)大不如前。

第一次和奈有工作上的往來還是在十多年前我做編輯的時候，當時我坐在北京的辦公室里給身在哈佛大學的奈發(fā)郵件，邀請他為我負責編輯的版面寫稿，他欣然應允。后來我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報》駐波士頓記者，有了更多和他見面的機會。除了約他專訪外，也經(jīng)常在一些講座上看到他，后來我還專門選了他的課去旁聽。

奈還記得我。那天他的整個姿態(tài)非常放松，甚至有些見老朋友的感覺。我說還沒有買到他的新書，他馬上從書架上找書要送我，還問我有沒有他的《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以下簡稱《軟實力》）一書，我說沒有英文版的，不過有一本最早的中文版的。需要提到的是，奈向來對采訪他的人很友好，無論他們是學生還是記者，而且常常會贈書給他們。

奈寫了一個系列的關于實力（power）的書，從《軟實力》開始寫起，到《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 Its Changing Nature and Us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和《美國世紀結束了嗎？》（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再到現(xiàn)在的《美國世紀與我的一生》。出生于1937年的奈，正好趕上“美國世紀”的開啟，他經(jīng)歷了美國成長為霸權國家、美蘇爭斗直至蘇聯(lián)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以及如今其超級大國地位似乎面臨著國內外的挑戰(zhàn)。這大概是他動筆寫《美國世紀與我的一生》的初衷和問題導向，當然對于當時已經(jīng)87歲的奈來說，這本書也是他本人的一部自傳。

奈說話聲音比較低（講課的時候聲音也低），而且回答總是比較簡短。初和他聊天，可能難以確定他要表達的意思或者難以抓住重點，有時甚至會感到困惑。但事實上，他很清楚自己要表達什么。我當時和他談的問題比較散，談到了美國的政治、外交以及地區(qū)熱點，也談了他一生的經(jīng)歷。奈對于“美國世紀”要終結有些微擔憂，認為與外部力量相比，美國面臨的威脅更多來自內部，比如黨派政治極化。

談到中國的時候，奈肯定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吸引力。說到中美關系，他強調雙方如果出現(xiàn)誤判或管控偏差可能會引發(fā)危機。不過，在他看來，總是強調或者夸大負面因素，不利于雙邊關系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中美之間還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領域，比如應對氣候變化、環(huán)境治理等。

奈在哈佛大學度過了他職業(yè)生涯中的絕大部分時光。1964年在該校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后，奈便開始了在哈佛大學的教學生涯，他擔任過政府系系主任和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提到奈，人們一定會想到“軟實力”。作為這個概念的提出者，他因此被認為是國際關系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后來進一步深入發(fā)展出“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即巧妙且有效地運用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能力。這一概念一度成為指導美國外交的理論框架。

奈曾數(shù)次在美國政府擔任公職，但每次的時間都不算長。最近一次是1994—1995年在克林頓政府擔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此前一年，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不過，最讓他難以忘懷的是在卡特政府的任職經(jīng)歷。奈于1977—1979年擔任卡特政府負責安全與科技的副國務卿助理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核武器不擴散小組組長。他一度在別的場合贊揚卡特在核不擴散管理方面作出的貢獻，可見他非常認可自己當時的成績。在與我的最后一次交談中，他用了很多時間談卡特政府在核不擴散問題上的貢獻。

那天，我請奈在送我的書上簽名。由于手抖得厲害，寫字對他來說已經(jīng)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他站起來的時候，我迅速給他拍了幾張照片。他問我“有沒有拍到窗戶外的景色？”我說“有”。最后在我查看相機的時候，奈把臉湊到鏡頭前問“都錄上了吧？”表情像個孩子。那天見面時一切都是溫暖的、輕松的，我記住的是他老熟人一樣的和煦微笑。

（本報特約記者 馮黛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