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消息，菲律賓中期選舉初步統計顯示，總統馬科斯陣營參議院席位數未達預期，前總統杜特爾特家族在地方選舉表現突出。這場被視為菲律賓政壇風向標的選舉，不僅暴露出家族政治對民主制度的深度滲透，更將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的彈劾案推向輿論焦點，同時迫使馬科斯政府面臨執政方向的關鍵抉擇。

根據菲律賓媒體對超97%選票的統計，馬科斯陣營在參議院12個改選席位中獲得6席，較此前民調預測的7至8席少1-2席。杜特爾特陣營以5席緊隨其后，其中1名議員因同時獲得雙方支持而被各自納入勝選名單，剩余2席由其他黨派獲得。這樣的結果意味著，馬科斯陣營未能實現對參議院的絕對控制，而杜特爾特陣營憑借地方勢力的集中釋放，在國家權力格局中仍占據關鍵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選舉中參議院席位的爭奪，直接關系到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彈劾案的走向——根據菲律賓政治程序，眾議院已在今年2月以67.8%的支持率通過對莎拉的彈劾，案件需提交參議院在年內進行表決，而通過彈劾案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員支持。

杜特爾特（資料圖）

在地方選舉層面，杜特爾特家族展現出驚人的政治統治力。正在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羈押的前總統杜特爾特，以超過競爭對手8倍的票數，第八次當選達沃市市長。這種“獄中參選且高票勝出”的現象，在菲律賓選舉法框架下具備合法性——法律未禁止被拘留者參選，使得杜特爾特即便面臨“反人類罪”指控，仍能通過家族網絡遙控競選。除杜特爾特本人外，其家族另有4名成員分別當選達沃市副市長、國會議員和市議員，形成從地方行政到立法機構的完整權力鏈條。數據顯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杜特爾特家族通過掌控地方警界、軍界資源及選舉機器，已將達沃市打造成家族政治的“鐵票倉”，此次選舉中該家族在達沃市的得票率超過70%，凸顯出地方政治生態對家族勢力的深度依賴。

參議院選舉結果對莎拉彈劾案的影響成為輿論關注的核心。目前馬科斯陣營擁有6席，杜特爾特陣營5席，其他黨派2席，若馬科斯陣營試圖推動彈劾案通過，需至少8票支持（三分之二即8票），但當前其自身席位距門檻尚有2席差距。更關鍵的是，杜特爾特陣營已明確表示將反對彈劾案，而中間黨派的立場尚未完全明朗。這種權力格局使得莎拉彈劾案的走向充滿懸念：一方面，馬科斯陣營若無法爭取到至少2名中間派議員支持，彈劾案將大概率被否決；另一方面，杜特爾特家族可能利用參議院席位優勢，進一步鞏固地方勢力與中央權力的博弈資本。有分析指出，莎拉作為杜特爾特家族政治傳承的核心人物，其政治命運的轉折不僅關系家族內部權力交接，更可能影響2028年全國大選的格局——若彈劾案失敗，莎拉或將成為杜特爾特家族重返國家權力中心的關鍵候選人。

莎拉（資料圖）

馬科斯陣營在此次選舉中的表現，暴露了其執政基礎的脆弱性。盡管總統本人在2022年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勝選，但此次參議院席位未達預期，反映出選民對其政策方向的分歧。數據顯示，馬科斯政府推動的南海議題炒作和對美軍事合作，并未轉化為顯著的民意支持，反而因經濟民生問題處理不力引發不滿。在野的阿基諾家族此次出人意料地贏得2個參議院席位，其候選人弗朗西斯·潘吉利南以1500萬張選票位居得票榜第五，較2022年副總統選舉時的表現大幅提升。阿基諾家族以“反內斗、重民生”為口號，通過保持政治中立、重塑改革派形象和承諾將5%的GDP投入教育等政策，吸引了對傳統家族政治不滿的年輕選民和底層民眾，這無疑對馬科斯陣營構成新的政治壓力。

面對選舉結果，馬科斯政府的執政路徑選擇已十分有限。從國內政治看，其若繼續推動對莎拉的彈劾，需在參議院展開艱難的游說，但成功概率較低，且可能進一步激化與杜特爾特家族的矛盾，導致政局持續動蕩。反之，若選擇與杜特爾特家族和解，通過政治交易換取部分政策支持，則可能被視為妥協，損害其執政權威。從對外政策看，馬科斯此前積極靠攏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對華強硬的策略，已導致中菲關系陷入低谷。如今，隨著杜特爾特家族在地方勢力的鞏固和阿基諾家族的崛起，馬科斯若繼續追隨美國戰略，不僅可能失去國內反對派的支持，更可能因經濟合作受阻影響民生政策落實——阿基諾家族明確表示需要中國的外貿訂單和基建投資來兌現競選承諾，而杜特爾特家族在達沃市的執政經驗顯示其傾向于對華務實合作。

菲律賓此次中期選舉的結果，本質上是家族政治與民主制度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杜特爾特家族通過“獄中參選”的荒誕場景，展現了地方政治機器對選舉程序的操控能力；馬科斯陣營的預期落空，揭示了傳統精英政治在民粹主義浪潮下的脆弱性；阿基諾家族的意外崛起，則反映出選民對“換湯不換藥”的政治生態的厭倦。這種復雜的政治博弈，使得菲律賓未來的政治走向充滿不確定性：一方面，家族勢力的持續主導可能導致民主制度進一步空心化，選舉淪為權力合法化的工具；另一方面，新興政治力量的成長若能突破傳統格局，或為政治改革提供契機。

馬科斯（資料圖）

對于國際社會而言，菲律賓政局的演變尤其值得關注。杜特爾特家族若通過此次選舉鞏固勢力，可能重新調整對華政策，回歸其執政時期的務實路線；馬科斯政府則需在中美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避免因過度親美導致國內經濟受損。而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爾特的指控，在其高票勝選后已陷入尷尬境地——西方主導的“正義敘事”與菲律賓本土民意的激烈沖突，可能進一步削弱國際司法機構的權威性。這場充滿黑色幽默的選舉，不僅是菲律賓政治現實的縮影，更是全球化時代新興國家政治轉型困境的典型樣本。

當“民主”的制度外殼被家族勢力掏空，當選票成為權力傳承的注腳，菲律賓的政治困局揭示出一個深刻現實：在缺乏社會基礎和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單純的選舉程序無法帶來實質民主，反而可能成為舊勢力延續統治的合法外衣。馬科斯政府如今面臨的，不僅是彈劾案的成敗或席位的多寡，更是如何在家族政治的重圍中，為國家尋找一條突破傳統窠臼、走向真正現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的選擇，不僅關乎菲律賓的未來，也將對東南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