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日本埼玉縣警方正式將兩名中國籍男子送檢：42歲的拆遷工鄧洪鵬與25歲的公司職員王洪利。

他們涉嫌于5月14日下午，在三鄉市一條市道上駕車撞傷4名正在放學途中的小學生，其中部分傷勢嚴重。

事發時，一群六年級的小男孩正結伴而行，走在那條他們每日穿行的熟悉道路上。天色尚好，風也不大，一切都和往常一樣。然而，就在他們毫無防備的時候，一輛灰色SUV突然沖了過來，將孩子們撞倒在地。

肇事司機當下并未棄車逃逸，而是下車走向人群，口中說著“對不起”，卻緊接著以“車擋路了，我去挪一下”為由重新上車，然后揚長而去——再未回頭。

警方通過行車記錄儀和目擊者的線索，迅速查明肇事車輛注冊在一名中國籍男子名下——鄧洪鵬。但詭異的是，從事故發生起，這名男子就如人間蒸發一般，電話打不通，住處也無人應答。

警方只能從另一位出現在現場的人著手——當時坐在副駕駛上的，是25歲的中國籍男子王洪利。在最初的“任意同行”調查中，王洪利表現得極為配合，一臉無辜：“我只是搭車的，這事跟我沒關系。”但隨著警方調查推進，他的說法逐漸站不住腳。

轉折出現在四天后，5月18日清晨8點半左右。一輛出租車停在吉川警察署前，從車上下來的是戴著口罩、面露憔悴的鄧洪鵬。

他手握一瓶礦泉水，渾身是汗，在一名女子的陪同下走進警署。他沒有反抗，也沒有狡辯，只說了句：“是我開的車，確實撞到人了。”隨后又補了一句：“當時他們說沒事，我才離開的。”

警方顯然不接受這樣的推托。當即以“過失傷害并逃逸”將其逮捕。然而調查并未就此結束——很快，警方查明：案發當日，鄧洪鵬和王洪利曾在其住家附近的一家中華料理店用餐，并飲用了啤酒。

據料理店員工回憶，兩人于下午2點半左右入店，點了幾道菜和啤酒，大約每人喝了三到四杯。直到下午4點左右離開時，桌上還有沒喝完的酒。員工表示并不知道他們是開車來的，“如果知道，我肯定會勸他們別喝，甚至會幫忙叫代駕。”

飲酒后駕車導致事故已構成嚴重違法，也難怪肇事后第一時間想著逃逸，不過“試圖逃避酒駕責任”的行為在日本早就被單獨列罪，最高可處以12年監禁。

警方進一步也確認，王洪利明知鄧洪鵬已飲酒，仍然搭乘其駕駛的車輛，構成“酒后駕駛同乘罪”，在日本明知他人飲酒仍讓其開車或默許其開車的行為（含主動要求對方送自己）：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金。

在實際操作中，若認定為“共犯”或“教唆、幫助酒駕”，還可能適用更嚴的刑事共犯處理，視案情而定。于是，19日兩人一并被移送檢方。送檢途中，鄧洪鵬低頭不語，而王洪利則用手遮面，似乎仍不愿面對鏡頭。

此外調查中還發現，鄧洪鵬所持的日本駕照，并非通過一般日本居民需嚴格的筆試與路考取得，而是通過被稱為“外免切替”的制度獲得。該制度允許外國人在滿足基本條件下，將其本國駕照更換為日本駕照。

所謂“知識確認”僅包含10道判斷題，如“紅燈是否可通行”“人行橫道上有人時是否可前行”，答對7題即為合格，測試還支持24種語言。甚至部分短期滯在者，僅憑酒店開具的“臨時住宿證明”也能參與申請。

據日本警察廳數據，2015年通過“外免切替”取得日本駕照者為3.3萬人，到了2024年，這一數字已翻倍至7.5萬人。其中，越南籍人數最多，其次為中國籍。

而來自警方的統計還顯示，僅2023年，中國籍駕駛人涉及的交通事故就達3171起，較2014年上升了約30%。這項換駕照背后的安全隱憂，已不容忽視。

事實上日本國會對這一問題早有質疑。在2024年2月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有議員直言：“如此簡單的方式就能拿到駕照，真的安全嗎？”

國家公安委員長坂井學回應稱：“我本人也覺得學科測試太簡單，但技能測試部分較為嚴格……我們需要繼續參考其他國家制度，進一步完善。”

不僅如此，“外免切替”還帶來一個鮮為人知卻頗具爭議的漏洞：許多非《日內瓦道路交通條約》成員國的公民，通過在日本獲得駕照后，即可申請國際駕照，進而在全球近百個簽約國合法駕駛，給其他國家也帶來潛在的安全風險。

本不具備國際駕照資格的人，僅憑在日本“切換”一次，就獲得了繞過規則的通行證，這一操作引發了日本議員和社會的強烈質疑。

一張駕照原本是確保人能開車上路的證明。但在這起事故里，它牽出了制度的漏洞，也暴露了有人鉆空子卻最終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現實。所以為了彼此的安全著想，還是希望盡快堵上制度的缺口，畢竟我們也不希望總是這種負面的消息出現給我們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