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上，何啟主張不盲目自大排外，但也需要認清洋人恃強凌弱的本質。當時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寫過一篇《中國先睡后醒論》，說中國過去在沉睡，但現在已經覺醒，能夠整飭軍制、堅固炮臺、精利器械。這篇文章在西方影響很大，后來以訛傳訛，變成是拿破侖的說法了。什么中國是沉睡的獅子或者巨龍，其實真正來源是曾紀澤。但何啟是反駁曾紀澤的。他說一個國家真正覺醒的標準，是理解什么叫公平。君主對天下無私，法律對民眾無偏，官員由民眾來選擇和監督，才算是真正覺醒。曾紀澤說的都是現代化的外在，議會政治才是現代化的根基。

在思想上，何啟認為東西方其實殊途同歸，自由民權跟孔孟之道是高度契合的。他說，“孔子不言天道，而兩論所載，無非性理之自然；孟子不言民權，而七篇之詞，無非自由之實際。”何啟先生自己接受過英國高等教育，又在香港做議員，而他的國學造詣也很深厚。所以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人，他反倒覺得東西方思想完全相通，這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在信仰上，何啟反對當時康有為主張把儒教立為中國國教的觀點。他說，儒家士大夫有四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士大夫不善于汲取科學成果，明末利瑪竇等傳教士已經引入西方天文地理著作，士大夫卻漠不關心，沒有研究；第二個問題，士大夫鄙棄商業，不理解現代社會的商業規則，導致國家利益受損；第三個問題，士大夫空談排外口號，但遇到太平天國這樣的叛亂，反而只能靠借洋款洋兵才能平定，沒有經世治國的實才；最后還有一個問題，士大夫對西方不能正確評價。恨的人恨屋及烏，排斥西方文明；愛的人討好西方沒有底線，喪權辱國。何啟的這些觀點都很精彩，但篇幅所限，我只揀選其中我認為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篇詳加介紹。

我們知道，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主導的維新變法開始。而身在香港的何啟，當時密切關注著北京的動向，而且對康梁的評價不高。因為在他看來，康梁的變革沒有觸及現代國家最核心的問題——財政問題，反倒是從阻力最大的官制開始變革，這說明這兩個人不熟悉實務，變法很可能不會太成功。我們也知道，從戊戌變法后來的結局看，何啟的預測是對的。那么，他為什么能這樣料事如神呢？其實是因為他做了一件紙上談兵的知識分子可能根本沒能力做的事情：他扎扎實實地為大清算了這個國家的賬。

他說，從1878年，也就是左宗棠正在新疆時，中國陷入了一個很危險的境地，那就是你要靠跟洋人借錢來打仗，換句話說就是你的政權穩定系于洋款。你從那個時候借到甲午戰敗，還要借一億兩以賠償日本。二十年過去，你一共欠洋款5億2000萬余元，每年應償還利息就有三千萬元。而中日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每年本息合計只能還款300萬元。等于你還錢的能力只是你欠錢的十分之一，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破產！你一個破產的國家，又說要辦鐵路，又說要建海軍，錢從哪兒來呢？難道從天上掉下來嗎？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比如甲午戰爭之前，英國一年的軍費是4億銀元，法國3億5400萬，德國3億1500萬，日本也有4200萬至4300萬，你大清卻只有2000萬，你還有那么長的邊疆要防守，不輸才沒有道理。現在你打輸了，知道要變革自強了，可是你又要賠款，又要還本息，你錢都不知道從哪里來，怎么搞現代化變革呢？

國家的錢從哪里來呢？何啟認為這本質上就是從老百姓身上來，任何政府都要收稅嘛。但是這個稅有兩種收法，一種是靠暴力搶，一種是靠服務換。靠暴力搶，最終會竭澤而漁。只有為老百姓提供服務，讓老百姓賺到更多錢，你才會有良性循環。所以現代國家的前提是要有現代財政，現代財政的前提是要不跟老百姓爭利。何啟舉例說，比如你要修鐵路，清政府搞官督商辦，就是錯誤的做法。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你不跟老百姓爭利，商人賺到了錢，給你多交稅，一切都順暢。清政府非要進來摻一腳，商人肯定不敢跟官員爭，但他自己的利益變少了，他肯定心灰意冷，應付了事。甚至他會行賄清朝官員，或者干脆跟洋人合伙，因為清朝官員不敢得罪洋人。這就是搶錢和服務的區別。

何啟說，對中國來說，最理想的情況肯定是清政府靠中國人自己交的稅來搞變革，而不必在財政上仰賴洋人鼻息。但是他仔仔細細算了一筆賬。當然他算的這筆賬里有很多數字上的細節，我在這里就不一一報數了。我們把大清的財政結構理一下，會發現大清的進賬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的農業稅，主要就是地稅，又叫田租。簡單來說，就是看你家種多少地，就交多少稅。我們知道傳統王朝一般除了田稅還要征收丁稅，也就是人頭稅，但是清朝雍正年間搞了攤丁入畝，把兩個合并為一個了。田稅歸根結底是靠農業產出的，而化肥發明之前，全世界農業生產的天花板都是很低的。你多征收一點，老百姓就要餓肚子，就會造反。所以這塊稅收的潛力很低。在何啟生活的年代，大清一年大概總財政收入是1億2400萬兩，地稅這塊占2500萬兩，大概就是五分之一左右的樣子。

那另外一種就是商業稅，主要是對各類商品流通環節征收的稅，放現在叫增值稅。這一塊占五分之四，細分一下，又有來自農產品轉運的、海關關稅的、內陸河運關稅的、鹽稅的、鴉片稅，以及其他一些雜七雜八的收入。算下來，來自純商業稅的占一半還要多。所以從財政結構上講，大清其實是一個非常仰賴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的政權。至于開銷方面，最大的主要是三塊，一是給皇室開銷，二是給官員發工資，三是給軍隊，尤其是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開支。這一進一出，差不多剛好相等，堪堪夠花。如果說是個正常國家，這也還說得過去。但你不是個正常國家啊，晚清王朝面對內憂外患，迫切需要搞現代化，你要修鐵路，建海軍，還要還欠洋人的款，你哪來那么多錢呢？所以何啟說，變革的第一步只能是理財，因為任何國家沒錢都辦不了事。你要在理財的過程中發現制度有哪些問題，逐一去改，讓變革發揮效果，積累信任，才能為繼續變革打下基礎。現在大清的問題是缺錢，那么錢從哪兒來呢？縱觀天下，疆域、人口和經濟結構最能類比的，其實是英屬印度。當時印度疆域不如中國大，但是人口數量類似。而英國每年從印度征地稅1億4000萬元，鹽課5000萬元，光這兩項就快是你兩倍了。所以，何啟認為晚清中國還有很大的稅收潛力沒有開發出來。

何啟經過仔細計算發現，拿地稅來說，大清末年的地稅征收比例，其實還是按照清初定下來的，沒有做事實上的國土資源考核。大量本來應該收的稅都被地方官員和胥吏上下其手、中飽私囊了。鹽稅也是一樣，晚清中國人口跟印度差不多，收上來的鹽稅卻只有印度的1/3。你把這兩項改了，就能有3—4倍的進賬。還有一個重要的稅源是鴉片。我們都知道鴉片戰爭，但是也許有人不知道，鴉片在19世紀其實是一種常見的上癮藥物，用于止痛和麻醉，全球各個國家都有很大消費。而發現這個需求后，大清為了開源收稅，漢地十八省有十個都在種鴉片。如果鴉片稅成功收上來，又可以增加2000萬元左右。何啟把這幾項加總，晚清中國的稅收增加到2億—3億銀元，問題是不大的。這與我們傳統的歷史理解大相徑庭。傳統的理解是，好政府就應該輕徭薄賦，少收苛捐雜稅。但是何啟指出了現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政府進行精細化管理本身就是一件花錢的事情，沒有錢，就沒有現代政府服務。讓這套系統進入良性循環的唯一辦法就是，政府花的錢增加了，但歸根結底都增加到了服務公眾上，讓人們更敢于去創新，去探索科技成就，去在商業中賺更多錢，于是政府就能更好地服務于公眾。如果政府沒有提供服務，卻要加稅，老百姓當然想辦法抗稅。而政府服務百姓的終極形式，就是讓公眾參與政府，在議會中決定錢怎么花，這樣政府的每一分錢才能真正花得合理到位，花到公眾身上。因此，何啟認為，現代國家的前提是現代財政，而現代財政必須有現代議會保駕護航。英屬印度的稅收能力超過大清，就是因為英屬印度有自己的議會。盡管這個議會的多數是英國人而不是印度人，但總好過大清完全利出一孔，壓榨百姓。

所以，在我看來，清末風云變幻諸多仁人志士，唯有何啟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鑰匙，點破了政治現代化的真正奧秘。但是，何啟手握拯救舊制度的密碼，卻還是沒有阻止大革命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