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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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4日，管理學院2021級會計學專業本科生徐雅瑩和申報團隊一起激動地等候在屏幕前，共同“云見證”中國鄉村走向世界舞臺。此前，聯合國旅游組織“最佳旅游鄉村”（Best Tourism Villages）名單披露，中國浙江溪頭村等7個鄉村成功入選。

線上觀看最佳旅游鄉村頒獎儀式

最佳旅游鄉村頒獎儀式現場

與此同時，在距杭州6小時車程的溪頭村，村民們正在一起觀看村支書受獎的視頻。那一天，徐雅瑩的朋友圈被溪頭村村民“刷屏”，看到一張張熟悉的面孔，她倍感親切。而更讓她激動的是，中國鄉村的入選總數增已至15個，位列世界第一，“這已不僅僅是溪頭村一個村的成績，更是我們國家多年來開展鄉村振興的實踐在金秋時節收獲了果實。”徐雅瑩說。

溪頭村村民組織觀看最佳旅游鄉村頒獎儀式

去年，在管理學院旅游與酒店管理學系吳茂英教授的帶領下，徐雅瑩參與2024年世界最佳旅游鄉村浙江省龍泉市溪頭村的申報工作，成為了申報團隊的一員，在田間地頭開展實地調研。

與這個村莊、與當地的村民，她早已結下特殊的緣分。

遇見溪頭：從灶臺上的裊裊炊煙、屋里屋外的談笑中尋找“鄉村振興”的答案

“鄉村振興”到底意味著什么？

這是徐雅瑩常常思索的問題。

在管院學習期間，大二的徐雅瑩修讀了吳茂英老師的一門課，了解到吳茂英老師在做的研究，本就經歷過家鄉“城鄉變遷”的她再次激發起了對“鄉村振興”問題的興趣。

于是，她學習專業知識、參加社會實踐、去往鄉村支教，她知道“鄉村振興”是一個宏大的目標，也看到了累累碩果。但她仍然是困惑的：這些碎片化的思考，似乎總停留在“走馬觀花”式的參訪，還可能摻雜著個人的臆想。于是，她開始閱讀相關的文獻和書籍，關注最新的新聞資料，希望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從中尋找答案。而在會計學中學到的多元知識以及理性思維的鍛煉，都也讓她在觀察社會問題時，更加具有批判性思維和風險意識，不陷入過度感性的窠臼。

后來，吳茂英教授鼓勵她到鄉村去開展實地調研，在現實社會中發現真問題。于是，在2024年的年初，徐雅瑩通過參與世界“最佳旅游鄉村”的申報工作，第一次接觸到了浙江省龍泉市溪頭村。在暑假期間，她跟隨申報團隊在當地深入開展調研，追蹤了溪頭村2009-2024年的重大發展歷程。這是她與溪頭村“結緣”的開始，但并非她追尋“鄉村振興”問題的終章。

溪頭村鄉村振興標語

在幫助溪頭村申報世界“最佳旅游鄉村”的工作中，徐雅瑩最開始參與的是申報書和申報視頻的翻譯工作。她需要在3天時間內，快速建立起對村莊的認識，并高質量完成多個文本的中譯英工作。“這個高質量就需要翻譯得‘信、達、雅’，尤其是關于溪頭村一村人理念、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蘊含著中國特色的概念，需要通過國際評委專家也能夠理解和認同的方式，進行轉譯。”吳茂英提醒她，將溪頭村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下開展的旅游產業實踐展現給世界，這其實是更有難度、也更有價值的地方。“國際社會對鄉村旅游的期待、城鄉融合的全球化時代中的理想鄉村旅游地是什么樣的？”這是吳茂英給徐雅瑩提出的問題，也貫穿了她的整個申報工作過程。

而后，徐雅瑩與2021級旅游管理博士生李毅、2023級旅游管理博士生鄒荷婷組成研究組，在溪頭村連續駐村7天。作為科研“小白”，徐雅瑩因為有在有李毅師兄和鄒荷婷師姐的帶領深感安心和幸運，他們有著豐富調研經驗，帶領團隊與地方政府相關工作人員、村干部、旅游從業者等不同群體一共進行了27次深度訪談、14場座談會及非正式會談，記錄音頻共計2995分鐘。此外，他們還搜集到了97則村莊宣傳資料與新聞報道，獲取了兩本與村莊發展相關的書籍、村莊內部階段性評價文件與其他可獲得的內部文件以及村莊鄉村旅游發展的相關報告，并對村莊內部展板照片等資料進行拍照留存。

研究組訪談青年農創客、青瓷技藝傳承人

溪頭村諸多人和事，都給徐雅瑩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說：“只需要一盞茶的時間，去打開他們的話匣子，你會發現每個人背后都藏著一段鮮活的故事。”在徐雅瑩看來，溪頭村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白天大部分人家總是不閉門的，你永遠不知道隨機敲開的大門后面，藏著什么樣的“能手”：“聊上幾句，發現蔬菜種植大戶、調配釉水的叔叔正是曾經的村干部，照看孫兒孫女的阿婆曾兼任婦聯主任和鼓隊隊長，接過父輩衣缽的年輕人成長為如今的村委委員，路邊小超市打盹的老板其實掌握著整個村的‘情報’網絡，辦公室里謀劃發展藍圖的村支書和運營商老板轉身就拿起喇叭成了導游。”

溪頭村鼓隊阿婆打鼓

調研過程中，一位老村民熱情地邀請研究組

欣賞他的竹編作品

徐雅瑩喜歡拿起相機給村民們拍照，定格最自然的笑容，看著鏡頭里一張張各具特色、又同樣動人的臉龐，她靈光乍現：這何嘗不是一種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寫照呢？這些在身邊的老老少少，正是鄉村生命力的來源。徐雅瑩意識到：鄉村振興并不是硬塞給村民一個未來，而是陪他們一起把舊酒裝進新壇。

溪頭村鼓隊

隨著調研的深入，徐雅瑩意識到在以“熟人社會”為主導的“鄉土中國”，政府、資本、農民等不同主體要達成良性的合作難度很大，失敗是常有的事，還會導致資源閑置浪費、主體缺位、發展滯后等問題。但是，政府文件里“共建共治共享”這六個字，卻在溪頭村生根發芽，變成了灶臺上的裊裊炊煙、屋前屋后實實在在的笑聲，這不是恰恰回應了“多元主體如何實現共建共治共享”這一學術問題嗎？她想，通過對溪頭村的典型案例進行實踐考察，從微觀層面揭示鄉村振興實踐中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實現機制，或許能為浙江乃至中國的廣大鄉村提供走向“新內生式發展”的經驗。

于是，帶著“科研初學者”的懵懂和“從土地中挖問題”的雀躍，徐雅瑩在吳茂英老師的指導和和師兄師姐的帶領下，緊張又期待地開展了回應“鄉村振興如何實現共建共治共享”這一問題的學術研究。該論文已于今年四月發表在《農業經濟問題》上，但從現象到問題、從所見所聞到學術研究，中間并非坦途。

扎根溪頭：用管理學的眼睛，看見鄉村振興中的“共建共治共享”

“把論文寫在鄉村大地上”，是管院人銘刻于心、默默耕耘的事情。從學術角度出發，發現鄉村振興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總結提煉可復制的方法論，能夠讓鄉村更健康、更長久地生存發展。

如何提出對鄉村振興真正有助益的問題？雖然團隊在調研工作中進一步聚焦了問題，獲取了一手資料，但是從學術的高度加以凝練，并與現有文獻形成理論對話，還需要深厚“功力”。因此，徐雅瑩開始進一步閱讀社會學和農經等領域的頂刊文章，經過一次次組會和討論，最終從合適的理論視角切入，將問題聚焦到鄉村振興中多元主體如何實現共建共治共享這一有待拓展研究的學術問題上。

溪頭村鄉村治理“三字經”

用學術的“墨”繪制鄉村振興的畫卷，需要一點點摸清鄉村的脈絡，然而調研也遇到了新的挑戰。當徐雅瑩問及“村莊治理”的問題時，村民常常一頭霧水，經由村支書解釋才知道，所謂的“村莊治理”就是“道理千萬條，生態第一條；自然與人心，都要維護好；傳好龍窯火，護好山中綠；溪中魚與石，都是溪頭寶”的村規民約。這樣簡單的、非學術的概念，構成了村民真實生活的點滴，也正是調研關注的核心所在。

溪頭村“治村經”

在調研進入到第5天左右的時候，研究團隊試圖理清楚村莊發展的過程與關鍵事件，以及不同主體的作用和看法，但出現很多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聲音。“正當我們對事實產生懷疑的時候，吳茂英老師給我們打來了一通電話，告訴我們這是鄉村調研中常有的現象，并鼓勵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深度調研階段，繼續堅持下去可能會有重要的發現。”這通電話無異于一針“強心劑”，讓研究組“穩住了陣腳”。在剩下幾天的調研中，他們白天走街串巷“較真兒”調研，晚上走在鄉間夜路上一同復盤，最終理清了思路，逐步形成與溪頭村現狀相適配的研究設計。

研究組與溪頭村村支書交流探討

徐雅瑩回憶道：“每場調研都像我們的一次團隊配合作戰，因為鄉村中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立場，我們需要‘全力以赴’，保持理性，從多角度提問，客觀地甄別信息的真實性，才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對于鄉村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并不能只停滯于信息的搜集和現象的記錄，更為重要的是灌注專業的理論視野。在管院的會議室里，每周都能看到研究團隊熱烈討論的身影，他們對著理論框架圖，一次次推翻修改，論證理論的適用性。抱著把每一個小環節做好的態度，徐雅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這項研究中，終于在期限內完成論文寫作、投稿等事宜，并在2024年11月初收到了《農業經濟問題》期刊的第一輪專家審稿建議，而后經過三輪修改，得以錄用發表。至此，在鄉土中“挖掘”的“共建共治共享”問題，終于化成了拼湊鄉村振興畫卷的拼圖。

“參與鄉村振興服務，對我而言更像是水到渠成、連點成線的過程。”

當被問及是什么契機讓她參與到鄉村振興的服務和助力中時，徐雅瑩說道：“與其說是契機，我覺得對我而言更像是水到渠成、連點成線的過程。”她常常思考“研究這個問題本身有何意義”，希望自己不僅能在科研道路上上下求索求索，更希望能夠散發自己的螢螢之光，照亮一小片天地。

按照徐雅瑩的形容，大一的時候她就憑借“一腔熱血”和同學自行組織了兩次返鄉社會實踐。在臺州，他們幸運地對接到了區團委，開展了一次結合實地觀察、訪談、座談會等形式的實踐，了解到臺州鄉村依靠旅游、文化、特色農業等實現產業融合振興的可能性和問題，這是她深度參與鄉村振興服務的起點。

徐雅瑩組織參與返鄉社會實踐

（圖為團隊成員參訪一江山島登陸戰紀念館）

進入管理學院學習后，徐雅瑩學習了莫申江老師的《倫理與社會責任》，認識到“成人達己，成己為人”是長期主義企業的價值。“‘成人達己，成己為人’為什么不可以成為我的人生價值之一呢？”徐雅瑩在心中發問。帶著這樣的疑問，她在大二暑期參加了管理學院旅游系退休教師陳天來老師組織成立的“健康力量、心系湄潭”赴貴州湄潭解樂學校支教團。徐雅瑩說：“在湄潭的山里，我遇上了眼中有光的孩子們，那份短暫的師生情誼我一直珍藏著，也影響著我對未來的選擇。”

徐雅瑩參與“健康力量、心系湄潭”支教活動

主持開營儀式

徐雅瑩和孩子們

與此同時，徐雅瑩不斷開發自己的潛力，希望突破學習之外的不同象限。她表示：“學院一直都非常鼓勵我們本科生參與創新創業，也給我們提供了創業空間、資金等一系列資源支持。”在浙江大學啟真交叉學科創新創業實驗室，徐雅瑩和不同專業的小伙伴們做了很多天馬行空的嘗試和挑戰，深入醫院與企業調研，為帕金森患者設計了一款智能防抖勺，為老年人開發了一套數字化失能評估方案，利用管理學的知識，賦能技術成果商業化轉化。徐雅瑩認為，正是在這樣充滿包容性的成長環境中，她得以自由發展，心無雜念地關注身邊真實的社會和社會中的群體，尤其是老年人、兒童這些弱勢群體，而后又通過這些積累，慢慢找到對鄉村研究的興趣。

徐雅瑩參與管理學院 × 醫學院交叉的“聆聽心聲”項目獲“互聯網+”紅旅賽道金獎

重返溪頭：服務鄉村振興，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都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溪頭村的申報工作結束后，徐雅瑩與村子的緣分并沒有結束。溪頭村入選世界“最佳旅游鄉村”后，來旅游的人數持續增加。旺季時，溪頭村原有的27家民宿（農家樂）已經滿足不了需求。村民們發展民宿的熱情很高，加上原有的民宿主自我要求也高了，迫切希望提升民宿服務技能。于是，駐扎在溪頭村的“浙江省文化特派員”吳茂英看到了村民提升旅游技能的愿望，于是聯絡浙江省旅游民宿產業聯合會，將第“數字木蘭”239期活動送進了溪頭村。

“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計劃是文化和旅游部市場管理司聯合浙江螞蟻公益基金會、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共同發起，浙江省旅游民宿產業聯合會承辦的公益項目。擔任過浙江省2024年等級民宿和文化主題（非遺）民宿、復核民宿評審工作志愿者的徐雅瑩決定再次前往溪頭村，將優秀民宿的經驗做法傳播給溪頭村的村民。她從年輕人視角，和當地村民分享了省等級民宿的經營管理做法。

徐雅瑩為村民分享民宿經營管理做法

在溪頭村開展的“數字木蘭”239期活動

時隔數月來到溪頭村，徐雅瑩心中依然充滿感動，她在朋友圈里寫道：“浙”里有溫暖的人、溫暖的心、溫暖的茶。

如今，在溪頭村村口，一塊“聯合國旅游組織最佳旅游鄉村”的牌子已經立了起來。村里道路旁增添了不少富有設計感的瓷器，在游客集散中心，更有村民、游客的攝影和繪畫作品被陳列出來。前來旅游的人數在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美化和建設自己的家，徐雅瑩說：“他們正在被看見”。

獲評“最佳旅游鄉村”后的溪頭村

在和村民的交流中，徐雅瑩還發現，村民對鄉村旅游的接納度和認可度越來越高了，“村民們看到因為發展旅游，自己的孩子回到家鄉，村莊獲得了世界級榮譽，覺得生活充滿了新的可能性和意義感”，不少村民迫切地想要升級民宿農家樂服務，已經在打算結合茶葉、瓷器開展特色主題民宿，這樣才“對得起”最佳旅游鄉村的金字招牌。

村民們在“數字木蘭”培訓班上的”作業“

對于“鄉村振興”的思考和實踐，徐雅瑩“一直在路上”，明年，她將繼續在管理學院攻讀旅游管理博士學位，深耕鄉村旅游與可持續發展。她始終認為，在鄉村振興的浪潮中，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是相輔相成的。當前，在老師們的支持下，她已經系統梳理15個世界“最佳旅游鄉村”的發展經驗并轉化為文旅部智庫報告，跟隨團隊繼續在湖州等地積累實踐認知。

文旅部智庫報告采納函件和

龍泉市文旅局校地合作感謝信

“未來，我也會繼續以參與調研和項目、撰寫智庫報告等方式，深入參與業界的實踐，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努力以頂天立地的學術研究，提出更具前瞻性、可行性的解決方案，更專業、更高效地服務鄉村振興戰略。”這是徐雅瑩的心聲，也是她用學術和實踐服務鄉村振興的寫照。

后記

在接受采訪時，徐雅瑩說：“我很喜歡管院，管院的培養給了我認識我自己、勇敢做自己、追求理想主義的勇氣和自由。”在她的專業培養方案中，有一條培養目標寫道：“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富有人文精神......具有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人才。”徐雅瑩一直銘刻于心。還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不止一位管院老師曾說過：“廣闊的的社會正是我們管理學科的實驗田野”。徐雅瑩認為，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她能夠在低年級的時候，早早接觸到不同專業的思維模式，與社會接軌，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根據自我興趣“定制”成長的路徑。

而在管院的成長過程中，徐雅瑩覺得自己是一個“被眷顧的幸運兒”，遇到諸多“貴人”，幫助她走上熱愛的道路。也正是因為有這些“貴人”，她得以在服務鄉村振興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堅定。

徐雅瑩的故事

是浙大管院“健康力量”

服務鄉村振興的縮影——

以學術扎根土地

用創新點亮鄉村

他們把論文寫在炊煙升起的地方

將管理學的根系深扎大地

讓中國鄉村走向世界

讓傳統文化走向未來

讓社會發展的溫度

暖熱每一寸孕育奇跡的土地

采訪編輯：伍梁永

受訪者、圖片來源：徐雅瑩

審核：佟慶、徐雅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