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房那瓶油，選的是口味？其實選的是立場。從你放棄豬油的那一刻起，這場看不見的戰爭，就已經悄悄打響了。

糧食戰爭，在中國，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那時候我們剛恢復農業，全國還在推廣“用豬油炒菜”。可誰能想到，幾十年后，咱們的油桶、咱們的鍋鏟、甚至咱們的飯碗，竟然一個個落入了外國資本的手里。吃什么不是隨便的事，是生死事。

今天這場戰爭，沒硝煙沒槍聲，但每一口飯、每一滴油，全都摻著博弈的味兒。怎么打的，怎么輸的，今天就說清楚。

大豆進來了，豬油滾出去了

1950年代，全國糧油作坊里翻滾的是豬油，壓榨的是黃豆油，香味從街頭飄進弄堂。豬油拌飯，能讓一個孩子多添一碗米飯。但現在，連豬油的影子都見不著了。不是它不好吃，也不是它沒人要，而是背后的資本風暴，把它連根拔了。

1990年代中后期，中國油脂產業進入一個轉折點。那一年，外資糧油巨頭開始大舉進入中國市場。嘉吉在南京建廠，ADM扎根天津，邦吉插旗黃埔，路易達孚進駐張家港。他們不是來擺攤賣豆油的，是直接買地、建廠、拿下港口和倉儲系統。

他們帶來了轉基因大豆，價格壓到國產油料作物爬不起來。2004年前后，全國地方榨油廠大面積停產，農民種的本地黃豆沒人收，東北糧倉里堆成山。

到2019年，全國大豆進口高達8851萬噸，占全年糧食進口的83%。這一年，豬油消費的比例首次跌破5%。這些數據不是流傳段子，是國家糧油信息中心的官方統計。

替代的，是“健康植物油”的營銷。豆油、菜籽油、葵花油、調和油，在超市貨架上花樣翻新。豬油，被貼上“膽固醇高”、“致命脂肪”的標簽，連小學課本都不鼓勵再提。

誰控制了這些替代品？ADM、嘉吉、邦吉、路易達孚。四家糧商，在全球谷物貿易里占了75%-90%的份額。他們掌握的是大豆上游的種植、采購，掌控的是中游的壓榨、倉儲，掐住的是下游的品牌和銷售渠道。你不光吃他們的油，還得看他們的臉色定價。

更深的控制藏在物流背后。大豆不是從美國農民手中賣來的，是從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買來的。采購端，是“貿易公司”，但注冊信息顯示，絕大部分“出口公司”屬于四大糧商的子公司，轉了一道手，就從“巴西人”變成了“自己人”。

2018年，一項來自德國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的研究揭示，全球農產品供應鏈控制權，集中在87家跨國公司手中。其中，掌握進出口話語權的，只有那四家。他們不僅賣大豆，還控期貨市場。中國企業連倉單都沒摸著，船還在巴西港口，期貨價格已經漲了兩輪。

中國農業大學的徐秀麗教授指出，這種“內部交易”，避開了常規市場博弈機制。你在表面上看到，是中美貿易，是巴西和中國，是農場和市場。但實質上，是嘉吉和ADM坐在牌桌兩端，自導自演價格波動。

在這種博弈下，本地油脂廠活不下去。中糧、中儲糧即便是央企，也只能在個別節點擁有定價權，市場波段里基本沒有主動權。

現在超市里，調和油是主力商品，價格波動一年三次，每次都在國際大豆漲價后。沒人再問：咱們以前吃的油去哪兒了？

從油罐車到廚房，從港口到餐桌，整整一套“植物油工業鏈”已經被換血。而豬油——這個在中國飲食傳統中存在了幾千年的角色，在一個全球化資本博弈下，不動聲色地被清理出局。

下一步是什么？大豆漲價的時候，它只漲不跌；但更深的，是誰在說漲，誰又在制造“漲”的輿論。往下看，咱得從2004年那場“豆油驚魂”講起。

2004年大豆危機——“一口豆油，全鍋豬油陪葬”

2004年春天，北京還沒回暖，大連的豆油行情卻熱得發燙。當年中國大豆加工企業損失慘重，全行業哀鴻遍野，史稱“大豆危機”。這場危機不是旱澇，不是蟲災，是一次資本游戲下的系統性絞殺，精準地把中國糧油行業打成了“接盤俠”。

時間節點要記住：2004年初，中國進口大豆量激增，全年達到創紀錄的2000萬噸。國內油廠跟風下單，眼看就要“賺翻”，誰知道一場“市場崩盤”隨即上演。

點火的是“美國農業部報告”。3月，美國農業部發布數據稱“未來大豆供需緊張”，價格必漲。中國企業信了，競相搶購，CBOT大豆期貨迅速暴漲。

誰料4月中旬，報告翻臉，說南美大豆大豐收，市場預期逆轉，期貨價格跳水式下跌。中國采購團當時手中剛拿到合同，貨船還沒出港，就已經虧得發黑。

有多慘？全國約70%的大豆壓榨廠直接停產，40%以上的企業出現大額虧損或資不抵債，多個沿海省份榨油廠開機率跌至30%以下。市場全面崩潰，油料廠不再進貨，東北農民手里的黃豆賣不出去，直接砸手里了。

這一年，整個大豆油產業鏈如同被擰斷了脊梁。從大連商品交易所到終端食用油企業，幾乎沒有哪一環是幸存者。中國媒體一度用“外資定價—中資跟單—價格反轉—全線崩潰”來總結這次風暴。

最關鍵的是，誰在幕后下棋？

不是種大豆的美國農民，不是送大豆的貨船，是掌控信息發布、資金調動和交易主力的四大糧商。

這年三月，美國大豆協會代表團抵達中國，以“行業交流”為名，開展一連串媒體活動。而與此同時，他們的母公司ADM和嘉吉，在CBOT大豆期貨上大量建倉、制造波動。

美國農業部的“數據”，被多方質疑為“誤導性信息”。價格拉漲之后，倉位空頭清倉，釋放“利空”言論，隨后砸盤出逃，手法一氣呵成。中國買家成了最后接棒的人。

這不僅僅是一場商業虧損。這次危機之后，中國大豆壓榨產業發生質變。本土企業資金鏈斷裂，大批倒閉；而擁有充足美元儲備、全球采購網絡的外資企業趁機擴張，在山東、江蘇、廣東大量收購或新建壓榨工廠，迅速完成產業洗牌。

到2005年，嘉吉在廣東建起全國最大的單體榨油廠；邦吉在天津投產年產百萬噸大豆油的基地；ADM在青島擴張新廠房。這些項目不是新布局，是踩著中國企業尸體完成的“快速落地”。

中國經濟周刊在2005年直言：“美國人順水推舟，給我們上了一堂‘國際貿易游戲規則’的解剖課。”你不掌握話語權，不掌握信息源，不擁有資本工具，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

這場危機之后，中國不再輕易談“定價權”，也更清楚了一個現實：如果把“需求”當成底氣，不掌握“渠道”和“數據”，那么需求越大，虧得越狠。

而四大糧商呢？他們沒有在北京設立華麗總部，也沒有出現在每一則新聞稿里，但他們從交易開始前就已入局，交易結束后才離場。

這不只是一場貿易危機，更是一場規則戰的現場演練。豆油漲沒漲，豬油還存不存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控制不了它漲不漲，也救不回它跌得多狠。

下一步要講的，是外資控制不止于豆油，而是從壓榨廠一路鋪到了餐桌。你炒菜用的那瓶油，可能從種子開始，就不是你自己的了。

四大糧商的中國攻略

這不是一句玩笑話。在中國老百姓還在為“什么油便宜”“哪個油健康”爭論不休的時候，四大糧商早已悄無聲息地完成了從“壓榨”到“定價”的閉環布局。

2005年之后，外資糧商的擴張進入“規模作戰階段”。以嘉吉為例，這家總部位于美國明尼蘇達的巨頭，僅在中國就布局超過十個榨油廠，掌控黃豆壓榨、油脂加工和中下游分銷。2020年前，嘉吉年壓榨大豆近600萬噸，占中國市場份額超過10%。

路易達孚則深耕長江沿線和華南港口，其張家港工廠靠近進口碼頭，幾乎實現“船到即榨”，運輸成本壓到極限。邦吉和ADM則主攻天津、營口等北方樞紐城市，建立環渤海榨油圈。到2018年，四大糧商在中國油脂壓榨產能的合計份額達到33%以上。

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市場占有率。這是“控制權”。

中國糧油加工行業的市場控制力，不再由農業部或國家儲備系統主導，而是被一批握有全球物流、期貨定價、信息發布的跨國資本分割。

他們的手法不復雜。第一步，打價格戰。進口轉基因大豆價格低于國產黃豆，加上渠道補貼，本地油廠無力招架；第二步，產能壓制。新廠區動輒百萬噸壓榨能力，一次投產就把周邊小廠壓停；第三步，控股收購。原本還能支撐的地方國企，最終不得不引入“戰略投資人”，然后變成外資控股。

四大糧商還在做一件更隱蔽的事：進軍品牌終端。嘉吉旗下的“金味”、“陽光”等食用油品牌，開始悄悄出現在三四線城市超市；ADM則與中國本地企業合作打造聯合品牌；路易達孚更早布局線上銷售渠道，進軍直播間和社區團購。

他們不是“貼牌生產”，而是從源頭到包裝一條龍操作。你看到的是“本地品牌”，實則是全球糧商的“中國子公司”在運營。

而這些品牌的原料從哪兒來？從巴西、阿根廷、美國港口裝船，通過大西洋、穿過印度洋，最終在廣東、山東、天津等港口卸貨。誰控制了這個路徑？還是那四家。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徐秀麗指出，四大糧商的“公司內部交易”構成一種隱性封鎖機制。從期貨價格制定、遠期合約簽訂到貨物運輸時間控制，全程繞開中國企業的干預能力。

如果你今天決定自建油廠，從買豆開始就要找他們，從租倉開始就得用他們的碼頭系統，從壓榨開始就面對他們的價差，最后進超市還要看他們的渠道費用。

這不是“自由市場”，這是一張被精心布置的“全球供應網”，而你，只是最后一個接貨的節點。

2019年，中國糧油加工行業中外資企業的市場銷售占比達17%，加工量占比14.5%。看起來不算高，背后的問題是：本地企業多數集中在低端壓榨或地區市場，關鍵節點幾乎全被壟斷。

糧食，從來不是簡單的經濟商品。它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是經濟主權的核心。

而如今，在看不見的地方，中國正面臨一場無聲的博弈。從一勺豬油的離場，到一船大豆的定價，從CBOT期貨市場的波動，到港口倉儲的使用規則，從終端價格到消費觀念的塑造，四大糧商早已悄無聲息地滲透進中國廚房的每一寸空間。

這場博弈還沒結束，也不可能結束。因為每年十億人要吃飯，每頓都得用油。而誰來決定“這口油用什么壓”？這不是選擇題，是戰略題。

參考資料：

全球四大糧商在華影響有多大.環球網.2020.12.26.

中國經濟周刊：美國人給我們上了一堂貿易課.中國經濟周刊.2005.02.09.

2023年大豆發展動態分析：種植面積及產量增長，但依賴進口局面仍持續.新浪財經網.2023.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