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登奎，這位在中國現代史上有著獨特地位的歷史人物，其政治生涯充滿波折，尤其是他的辭職背后有著諸多復雜的因素。

一、腳踏實地，嶄露頭角

紀登奎的事業起步于基層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在許昌地區任職，工作表現十分出色。

在匯報許昌地區的各項工作時，他憑借著對當地情況的熟悉，詳細而全面地向毛澤東匯報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特別是關于許昌地區如何建立黨的宣傳網的經驗，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使得他被任命為中共許昌地委書記，彼時他年僅28歲，管轄17個縣市，肩負起重要的領導責任。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相關匯報中，他因剛從魯山縣的一個合作社調研回來，對合作社的具體情況了如指掌，能夠圓滿回答毛澤東的六個提問，這進一步展現了他扎實的工作作風和深入基層的工作態度。

1954年，紀登奎響應國家工業建設的號召，被調往籌建中的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廠長，該廠是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

面對缺乏辦廠經驗和文化技術知識的困難，他在毛澤東的教導和鼓舞下，通過三年多的業余學習，達到了中專技校畢業生的學識水平，并成功推動洛陽礦山機器廠提前一年建成投產。

此后，他又相繼擔任中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河南省委常委、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等職務，在不同崗位上積累了豐富的領導經驗，一步一步登上了政治核心。

二、良才難得，委以重任

紀登奎能被毛澤東納入接班人的考慮范圍，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早期工作中，紀登奎展現出了卓越的領導與執行能力。

在許昌地區任職時，無論是匯報工作，還是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他都表現出對基層情況的透徹了解，做事扎實細致，能迅速且準確地落實各項政策。

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籌建工作中，面對經驗與知識匱乏的困境，他憑借頑強的學習精神與堅定的執行力，不僅提升了自身學識，還成功推動工廠提前建成投產，為國家工業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這些成績和表現，使毛澤東看到了他在領導地方建設與應對復雜工作時的潛力，對他格外關注與認可。

“文革”初期，河南陷入混亂，省委及各級黨政機關被沖垮，省軍區“支左”犯方向路線錯誤。

紀登奎支持二七公社，即便被關押批斗，遭受“坐飛機”一百多次，仍能以正確態度對待“文革”和群眾運動。當時毛澤東期望干部在復雜政治運動中保持堅定、正確的立場，紀登奎的表現正好契合了這一要求，因此被視為可培養的對象。

在這種背景下，1969年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紀登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此后，他又陸續升為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等要職，這一系列任命無疑彰顯了毛澤東對他的器重與信任。

三、辭職內幕，告別核心

然而紀登奎最終卻在1980年選擇辭職，至于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文革”的經歷來看，“文革”的混亂局面讓他深刻認識到政治斗爭的復雜性和危險性，尤其是涉及軍權的斗爭。

他擔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深知軍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當時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北京軍區作為首都門戶，責任重大。他曾表示軍事上的事自己確實不懂，害怕萬一有閃失成為民族罪人，還專門請粟裕制定防御作戰方案，這顯示出他對軍權責任的敬畏和自身能力的擔憂。

在“文革”的大環境下，軍權斗爭更是暗流涌動，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政治漩渦，他或許由此意識到軍權，那是玩火（或者說權力從來如此），這可能成為他想要脫離權力核心的重要因素。

“三中全會”后，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紀登奎一方面接受批評、檢討錯誤，另一方面工作負荷大幅減少。

他本是個工作狂，難以適應這種變化。時代的發展對領導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可能也意識到自己在“想和能力上與新形勢存在一定差距”，難以更好地推動工作開展。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促使紀登奎在1980年春天，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辭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從此告別了核心政治舞臺，其人生也進入了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