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煙盒送來那天，粟裕沒說話，他打開蓋子，看了一眼，又合上，身邊幾個參謀都沒看出異常。

二十分鐘后，全軍進入無線電靜默，騎兵出發，去追回一隊已經出發的高級干部，再遲半天，整個指揮系統可能被一鍋端。

施亞夫的身份與任務

1942年，蘇中南通，一個穿著汪偽軍服的中將走進日軍司令部，臉上帶著討好式的微笑。

他姓施，叫施亞夫，1915年出生，江蘇南通人，三年前，他在上海地下黨接到一個任務：化名，偽裝，投靠敵人。

當時的情報戰極度殘酷，失敗就是死，施亞夫知道，他是黨員，也曾在上海英租界被日本憲兵拷打過。

牙掉了幾顆，手骨裂過，那年秋天，地下黨換了一批人，他沒走，留了下來。

1941年，他以“施中將”身份進入汪偽軍第七師，被任命為師長。

三個月后，他第一次與新四軍蘇中軍分區聯系上，遞過去一份南通港口兵力布置圖，寫在油紙上，塞在一包煙里，煙遞出去了，他在日軍眼皮底下活了下來。

日軍沒有懷疑，施亞夫每次都把真話藏在“忠誠”里，他主動提建議，帶部隊“剿匪”，還親自寫報告送給日軍南通司令官小林信男。

小林信男，1937年就在上海作戰，是個老牌陸軍少將，狡猾、謹慎、手段兇狠，他對施亞夫還算信任。

直到1942年11月，一場“清鄉”會議上，他說漏了一句話，施亞夫聽見了。

“新四軍的行動圖我們已掌握，有幾名高級干部正往回走。”

一句話，戳穿了假象。

日軍的“清鄉”計劃

這年冬天冷得早，11月上旬，南通沿江已封凍，草叢積雪，一切準備就緒。

會議在偽軍師部召開，施亞夫到場時，屋里已有兩個日本軍官和三個汪偽頭目，小林信男坐在最中間，語氣冷靜，他講了十分鐘，強調一個重點：

“這次清鄉，目標不是士兵，是指揮系統。”

他用日語說，施亞夫聽得清楚，小林信男揮手，翻開一張地圖，用木棒點住上面幾條紅線，每一條，都是一隊新四軍高層返程路線。

其中一條寫著：葉飛——靖江南渡——海安——江都。

沒人能解釋這些信息怎么來的，新四軍沒有泄密記錄，沒有審訊失口，敵人直接繞過外圍，打算端核心。

施亞夫心里涼了半截，他知道日軍看似草率，其實極其注重情報準備，能掌握這些信息，內部出了問題。

散會后，他沒有回駐地，去了自己留在南通的舊宅，地板下藏著一只錫盒，里面有三樣東西：黨組織交代任務的信，幾張空白畫紙，一只耳機模型。

他把耳機畫下來，裁成小紙條，塞進香煙盒。

香煙盒的傳遞

這盒煙，在1942年11月12日清晨，被一個少年送到了蘇中軍分區的聯絡點。

孩子十四歲，穿灰布棉衣，夾著麻繩背帶，他只說一句話：“施先生的煙。”

接頭人把煙帶到黃橋，再由騎兵晝夜兼程送至粟裕所在的司令部，那是鹽城南郊一處小鎮，叫八灘，地勢平，荒草密。

粟裕那天正在調兵。

他接過香煙盒，打開一看，里面煙沒動，盒蓋內側有鉛筆畫的線條，一副耳機模型，帶一段電臺線，他明白了。

電臺，是新四軍命脈，泄密八成出在電報科。

粟裕沒開會，沒動聲色，他叫來作戰參謀，一句話：“關閉所有電臺，所有頻道進入靜默。”

參謀愣了一下：“全面？”

“全面。”

隨后他下達第二道命令：“攔住葉飛和管文蔚，馬上調路線，不要走靖江，原路折返。”

那支小隊剛剛從后方開完會，準備返程，全是軍分區主官，包括葉飛、管文蔚、鄧子恢、傅秋濤。

他們原路線是沿運河東岸返回，路過三座村鎮，正是日軍重點設伏區。

騎兵連在夜里出發，三十里一個接一個地追，凌晨四點，終于在江都東郊把人追上。

幾名干部被緊急帶離，換線走鹽城北線，回程多繞了三天，但安全。

粟裕沒睡，他叫來保衛干事，讓人搜查電報科。

這科負責密碼編發、電文傳遞和電臺維護，科長張文昌是紅軍出身，從贛南上來，跟過陳毅，是個老資格。

粟裕只說一句：“電臺有問題，翻。”

搜了一夜，屋角夾層里發現一塊破舊皮革，內襯有一張日軍軍用密碼本，印有“陸軍第五通信隊”編號，還有幾頁亂碼。

粟裕看完，把書一合：“交軍法處。”張文昌被帶走，一句話沒說。

電報科長的覆滅

第二天下午，部隊集合，沒有公開宣判，沒槍決儀式。

張文昌在營區后林子里被執行，槍聲不響，只有一聲，子彈穿透后腦，他倒在松針上。

部隊沒有散，電報科由副科長接手，電臺恢復前，粟裕親自審定每一條電文。

清點密電記錄，確實有多次通聯內容在錯誤時間泄露，包括葉飛返程路徑、鹽城兵力調動和物資倉儲坐標。

有兩次，日軍伏擊精確至十米范圍，最早一次發生在8月，這不是猜測，是滲透，現在真相清楚了。

張文昌的供詞后來被記錄于檔案中，承認收受物資，暗通敵軍，他不是被策反，是主動，理由寫得簡單：“怕死。”

香煙盒里的耳機圖案

那副耳機圖，是整個事件的轉折點。

粟裕不是第一次收到情報，但這是第一次，他看到施亞夫用圖畫傳遞警告，沒有字，沒有數字，只有一副耳機和電線，畫得極細。

“太像了。”粟裕手下的無線電參謀看了一眼，說得很輕。

“這是我們電臺用的B-2型耳機，原裝蘇聯的，南線電報科才配發。”

粟裕把煙盒舉在燈下，反復看，他認得這種畫法，施亞夫用過，在1941年的一次兵力通報里，曾用手繪表示武器類型，那次他畫的是迫擊炮。

“說明不是誤畫。他要我們查電報科。”粟裕說完，直接吩咐：“電報科名單，調我桌上來。”

名單是副官抄的，當時電報科總共28人，其中4名老兵，14名新調，10人從蘇北抽調支援，輪崗密集，粟裕只看了一分鐘，指住一個名字：“張文昌。”

他沒多說理由，張文昌出身紅軍，技術強，最早參加長征，背景干凈，就是太干凈了。

幾次密電錯誤，出現在張文昌值班期間，日軍伏擊葉飛的路段，正是他發出返程路線的那晚。

可惜，當時沒人懷疑，事后復查電文記錄，才發現，那幾條內容根本不該通過主頻發出。

電報內容經常分層處理，真正核心的調動命令，一般通過密寫加密碼本加限級權限。

但電臺操作員能看頭幾句格式，張文昌就是科室里唯一一個能修改發報內容的人員。

他懂密碼，也懂人性。

情報背后的較量

“你為什么要干這事？” 這是審訊記錄里的第一句。

張文昌起初不說話，臉僵著，后來只回一句：“怕死。”

他說，他的妹妹在南昌當護士，1940年被抓進日本憲兵隊，活不見人，他托關系求了人，最后日軍開條件：提供無線電頻率樣本。

他拒絕了，對方威脅他，說他妹妹還活著，給他看了一根斷了的手指，張文昌信了。

從1941年起，他開始在電報中夾帶信息，不是明文，而是通過頻率微調、呼號偏移、電文格式漏洞。

都是極其細小的變化，普通監聽無法分辨，專業監聽可以判斷出發報點。

這是職業級間諜的手法，不是普通士兵干得出來的。

他承認的只是一部分，更多內容，是從繳獲的那本日軍密碼本中反推出來的。

那本密碼本后來被送至新四軍軍部，轉交中共中央華中局，上面編號為“第5通信中隊備用密碼簿”，使用日期為1942年8月—12月，部分電文已核實與新四軍被監聽電臺一致。

其中兩頁有記錄：“X點發報點，與Y點通聯，疑似目標為軍分區。”

這是對新四軍內部的精準定位。

而張文昌，在這期間值班43次，每次發報時間，都與監聽記錄匹配。

他沒交代施亞夫，他不知道這個中將正在替他向粟裕傳遞死亡信號。

施亞夫沒法知道密碼是誰泄露的，他只能畫耳機，提醒上級自查。

施亞夫的背后

1942年冬，蘇中游擊區被日軍分割三段，海安、如皋、江都成了斷點，大部隊難以行動，只有情報員還在穿梭。

施亞夫在如皋被圍困三天，借“掃蕩協防”借口脫身。

他藏在偽軍運輸隊中，每天帶三十名士兵“協助日軍清查”，晚上卻把隊伍拉出鎮子，在野地里住，理由是“防止共產黨夜襲”，日軍信了。

他趁夜把第二批情報用舊報紙包好，交給運輸車司機，讓其送到如東縣，他知道煙盒不安全了，日軍已經開始清點私人物品。

這批情報后來送至鹽城，是蘇中根據地四十天內唯一一次獲取敵人真實布防圖。

包括海安以南第13師團兵力調配、南通港武器補給流向、靖江港工事建設圖紙。

施亞夫寫在紙上的話只有一句：“電報泄密繼續，日軍判斷新四軍兵力來源靠監聽。”

這句話，是他在一次喝酒后從一個日軍少佐口中套出來的，對方酒后失口，說：“共產黨部隊很準時，他們調人我們提前就知道。”

這話句句要命。

軍法執行后的變化

張文昌死后，電報科重組，粟裕親自定下三條：

1、每條電文不準單人審發，須經雙人核定；
2、密碼本由主官專管，不得復印，不得拍照；
3、每月調整一次密鑰格式，由總部統一發放。

原電報科28人，調離22人，留下6人重新輪訓。

粟裕后來總結：“電報科比前線還危險。”

施亞夫的身份，直到抗戰勝利后才公開，他從未暴露過，他的上級聯絡員在1944年犧牲，他孤身一人繼續活動。

1945年，蘇中戰役前夕，他以“協防部隊”為名，引導新四軍避開日軍埋伏口袋。

他從未拿過報酬，只留下一句話：

“我那年收了第一封電報，就知道遲早要有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