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地區的人們信奉的佛教與內地熟悉的佛教有些區別,唐僧四人西天求取佛教,主要就是大乘佛法,也就是藏族佛教。
初次了解藏族佛教的人,常常會聽到達賴和班禪,這兩個名字并非單單是人名,而是對兩種佛教領袖的稱呼。
這不禁令人好奇,達賴和班禪到底是什么關系?或者說,他們兩方到底是誰管著誰?
問題的答案還要從藏族佛教的起源說起!
佛教傳入藏族,發揚壯大
藏族佛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古象雄王朝,是青藏高原一個部落文明,雖然這種說法遭人議論,但大致能從少量的古籍文物中了解到,象雄是“古象雄佛法”的發祥地。
當時,古象雄的王子辛饒彌沃如來佛祖(釋迦牟尼佛前世“白幢天子”的師父),為了救度眾生而慈悲傳教了“古象雄佛法”,也被稱為雍仲本教。
而雍仲本教中的《甘珠爾》,其實就是藏族一切歷史、文化、宗教的起源,像如今藏族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是象雄時代流傳下來的,比如轉神山、拜神湖、插五彩經幡、放置瑪尼堆。
而藏語系佛教的正式起源,則是7世紀中葉,當時的藏王松贊干布迎娶了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兩位公主分別帶去了釋迦牟尼8歲等身像和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還有大量佛經。
松贊干布在兩位公主的影響下,皈依佛教,并且建立了大昭寺和小昭寺。
到8世紀中葉,佛教從印度直接傳入西藏地區。10世紀后半期,西藏佛教正式形成,并逐漸傳入蒙古地區。
此后的300多年的時間里,西藏佛教發展成為了各具特色的教派,但又普遍信奉佛教的密宗。
隨著佛教在西藏的進一步擴大影響,上層喇嘛(喇嘛:對藏傳佛教僧侶的尊稱)逐漸掌握了足夠的政權,最后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政教合一的藏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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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花無百日紅,藏族佛教在不斷發展的同時,其缺點也逐漸暴露,尤其是上層管理方面。
14世紀初,由于藏族實行政教合一制度,宗教領袖往往也是各地的行政官員,處于政治、經濟等各種矛盾的交叉點,因此,藏族內部問題層出不窮。
比如,上層僧侶同時也是大封建主,占有大量土地和農奴,不僅享有種種特權,而且生活奢靡腐朽。再加上當地教派,戒律松弛,許多僧人行事乖張,視戒律為透明。
不僅是人員方面,思想上也是一塌糊涂。
像顯宗理論缺乏實質性的修習,而密宗修行又雜亂無章,這種狀況引起了當地群眾極大的不滿和反抗。
為了穩定政權,也為了更好地掌握人心,宗喀巴開始了自己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原名羅桑扎貝巴,1357年出生于青海湟中地方,因為當地在藏族中被“宗喀”,因此,后來被尊稱為宗喀巴。
他自幼出家,8歲受沙彌戒(指的是未滿20歲出家的男子沙彌與未滿18歲出家的沙彌尼應該持守的戒律,也被稱為勤測律儀),16歲入藏深造。
當時,宗喀巴廣拜名師,其中就有仁達瓦,他是十四世紀薩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徒弟不僅有宗喀巴,還有克珠杰和賈曹杰,也被稱為“師徒三尊”的共同上師。
宗喀巴在仁達瓦的悉心指導下刻苦鉆研,佛教思想有了大大的提升。29歲受完比丘戒后,完成僧格,成為一名正式的出家人。
自此,宗喀巴開始講經傳法,并撰書表明自己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有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
作為一名有獨立思想的僧人,宗喀巴不甘與他人為伍,同時針對當時的藏族佛教戒律松弛的狀況,提出僧人必須遵守戒律,特別強調不分顯、密宗。
為了能進一步規范僧人的行事做派,宗喀巴制定了“不娶妻、不殺生、不飲酒、不事生產”等教條。
1399年,宗喀巴將全部精力轉移到宗教活動上去,四處宣揚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支持,獲取了民心。
同時,宗喀巴的活動也得到了闡化王扎巴堅贊(原屬帕竹噶舉人)的大力支持。
扎巴堅贊于1388年被明建文帝封為王爵,并賜予金印,擁有非常大的政治權利。他雖屬于噶舉派,但是對藏族其他教派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1949年元月,宗喀巴在扎巴堅贊的授意下,在拉薩舉行了一場宏大的祈愿法會,前來參加的僧人逾萬人,而且不分地區和教派。
據說,這場法會持續了一年之久,也就形成了每年元月在拉薩地區舉行傳招大法會的傳統,至今仍在延續。
同年,宗喀巴創立了自己的宗派,并在拉薩以東的達孜縣建立了甘丹寺,宗喀巴的宗派也因為寺名得名“甘丹派”。
在此后的發展中,宗喀巴旗下的弟子們戒律嚴明,修行講究遵循次第,并崇尚苦行,又被世人稱為“格魯派”(“格魯”在藏語中的意思為“善規”)。
又因宗喀巴旗下的僧人經常穿戴黃衣和黃帽子,因此也被稱為“黃帽派”或“黃教”。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在藏族佛教中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整頓了各類教派內部散漫、腐化之風,深受僧侶們和廣大群眾的歡迎。
因此,格魯派自誕生之日起,受到了藏漢統治者的支持和群眾的擁護,幫派人數迅速增加,勢力逐漸超過其他教派。
又因為之前改革的關系,寧瑪、薩迦、噶舉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格魯派改革的影響,面貌煥然一新。
藏傳佛教的發展頹勢也有了起死回生之態,黃教(格魯派)也成為藏族佛教中更具有實力和地位的教派。
藏族佛教認為那些真正得道的高人都是活佛轉世,因此在教內擁有崇高地位,被稱為“領袖”,可人終有一死,前任活佛死后,必須有新的活佛接替他的職務,成為教派的新領袖。
再加上藏傳佛教中不允許結婚生子,故領袖之位采取活佛轉世的形式傳承,并逐漸形成了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系統。
他們的關系還要從黃教的傳世人宗喀巴說起!
活佛地位,由中央權力決定
因為西藏地區沒有形成強大的政權,所以黃教在蒙古人和明朝的影響下,取得了內部的統治權,而黃教的活佛領袖,也理所應當的成為了整個西藏的宗教領袖。
“達賴喇嘛”則是最早出現的領袖稱呼,源于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
1546年,他作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轉世,被僧人們迎進哲蚌寺,這也是黃教實行活佛轉世制度的開端。
1578年,索南嘉措到青海地區傳教,說服了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結依佛門,雙方互贈尊稱,索南嘉措被稱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
達賴在蒙語中有“大海”之意,而喇嘛是藏語中的“大師”,而索南嘉措的稱號的意思大致是:在顯宗和密宗中修煉到最高成就,超凡入圣且學識淵博如大海一般的上師。
當時俺答汗已被明朝封為順義王,索南嘉措請他代為向明朝皇帝請封,而索南嘉措本人也向張居正致函,請求朝廷賜封。
1587年,明朝正式承認達賴喇嘛的稱號,并派使節敕封。索南嘉措被冊封為三世達賴喇嘛,前兩世由世人往前追封,即宗喀巴的弟子根敦朱巴為一世,而根敦嘉措為二世。
清政府統一中國,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對西藏實行有效的管理制度。
1652年,順治皇帝邀請五世達賴喇嘛進京,并特地為他建立規模宏偉的黃寺,以便于長期居住。
第二年,順治正式冊封五世為”西天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恒達賴喇嘛“,并授予金冊和金印,從此“達賴喇嘛”的稱號具有政治意義和法律效義。
而且,“達賴喇嘛”必須要經過中央的冊封,才算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確認了清朝對西藏的統治地位,同時,西藏的政局也漸漸被黃教主導。
在達賴出現百年后,班禪也就出現了。雖然班禪和達賴一樣都是宗教領袖,但是班禪最開始是為了維護達賴的地位才出現的。
1645年,當時控制西藏政權的蒙古首領固始汗,為了削弱和分散五世達賴的政教權力,封宗喀巴的四傳弟子羅桑確吉堅贊為“班禪博克多”。
“班”是梵文“班智達”,漢語意為“學者”;“禪”是藏語中的“欽波”,意為“大”,因此班禪的意思為“大學者”。而博克多則是蒙語中“有勇有謀的英雄人物”。
固始汗令羅桑確吉堅贊管理后藏地區,因此也被稱為四世班禪,前三人為后人追認,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在圓寂百年以后被追封為“一世班禪”。
值得一提的是,一世班禪克珠杰是宗喀巴的第二弟子,而一世達賴根敦朱巴則是拜師最晚的關門弟子。
當時,宗喀巴圓寂后,將“甘丹赤巴”的稱號賜給大弟子賈曹杰,沒過多久,賈曹杰請克珠杰管理甘丹寺的事務,隨即成為了第三任甘丹赤巴。
換句話說,達賴和班禪被追認的源頭都是宗喀巴的弟子,歷史源頭的年代相差并不多,而兩者之間的關系也進一步確立。
1713年,康熙帝正式冊封五世班禪羅桑意希為“班禪額爾德尼”,在滿語中是“珍寶”的意思,這個封號固定下來,至今已有十一世。
另外,五世班禪還享有金冊和金印,確立了它在黃教的地位。
顯而易見的,清朝這樣有自己的考量,一方面是滿清政與蒙古的關系密切,自然是不會否認班禪的存在。
另一方面是借助班禪牽制達賴的地位,同時設立兩個有話語權的領導人,這樣黃教的地位就不會一家獨大。
兩者區別,政府和理論
因為達賴和班禪的傳承制度差不多,都要經過嚴格考察,并且要選擇“靈童”從小接任。而這種轉世體系,很難保證達賴和班禪哪一方占據主導權。
兩者不僅相互牽制,也會有相互合作的時候。因為宗教中,班禪和達賴師同門師兄弟的關系,至于誰是兄誰是弟,就要看誰的繼任者的年齡大。
比如,1662年,四世班禪圓寂后,五世達賴親自為其主持了“靈童”儀式,認定羅桑意希為五世班禪。
此后,五世達賴又擔任了五世達賴的授戒儀式,形成了達賴與班禪互為師徒,互相主持轉世儀式的傳統。
比如七世達賴為六世班禪的師父,十三世達賴為十世班禪的師父;反過來則是六世班禪為八世達賴之師,八世班禪為十三世達賴之師。
但是,按照長幼尊者的順序,師兄自然是要占便宜,因此,在出現年齡相仿的達賴和班禪時,雙方常常會因為這種事情產生矛盾。
不過,黃教是少有的與世俗聯系較為緊密的宗教,而達賴一開始就是建立在世俗政權的支持下。
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更加依賴達賴,因此達賴才可以長期坐鎮拉薩,掌握宗教世俗主導權。而后來成立的班禪顯然不如它。
不過,如果按照理論層面而言,班禪是無量光佛的轉世,是真正意義上的佛,在佛教上擁有崇高的地位。而達賴只是觀音菩薩的轉世,在資歷上與班禪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宗教畢竟是在人世間建立且發展的,受到世俗權力的制約。而達賴在政府的支持下,獲得了比班禪更高的地位。
所謂“一山不容二虎”,黃教在兩個統治者的管理下,勢必會在管理上出現某些混亂情況,因此,早期的達賴和班禪分別管理前藏地區和后藏地區。
隨著清朝的消亡,達賴和班禪的矛盾逐漸激化,都有出走的歷史。而藏族地區在受到外部權力的干涉后,達賴再次領導藏區人民奮起反抗,而達賴與班禪的內斗也更加激烈。
新中國成立后,在政府的干涉下,達賴和班禪的恩怨一筆勾銷,并確立了兩者在西藏地區的地位。
不過,班禪雖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他們先天不足,無法與達賴形成對峙局面,而且占據勢力的地理位置也不如達賴。
因此,就算兩者發生爭執,班禪也總是弱勢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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