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首屆中國—東盟—海合會峰會將于5月28日—29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這意味著2025年東盟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提出的“構建東盟—中國—海灣三角增長極”倡議得到中方認同，也釋放出中國東盟合作從“東盟+”向“中國東盟+”的全球新型跨區域合作模式演進的積極信號。

從“東盟+”向“中國東盟+”擴展

1999年東盟擴至十國以來，“東盟+”機制通過“10+1”“10+3”等框架將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家聯系起來，形成東盟主導的區域合作范式。如今，“中國東盟+”跨區域合作模式則是在國際局勢動蕩轉型的關鍵時期，以“東盟中心地位”為錨點，以“東盟+”為基礎，從中方參與現有“東盟+”機制轉向以中國東盟合作為基軸和樞紐，主動鏈接其他國家、區域和國際組織，比如現在的中國—東盟—海合會等，構成一個互利共贏的新型全球跨區域合作網絡。

這樣不僅進一步鞏固“東盟+”地位，還將通過“中國東盟+”搭建的更多小三邊框架，推進參與主體之間的“五通”。在當前全球治理失序的大背景下，這可以為由東盟主導的現有機制注入嶄新動能，有助于將中國東盟合作的示范效應向著更大范圍擴散，進而為世界探尋一種新的穩定框架，形成新型全球合作模式。例如，在中國—東盟—海合會架構中，東盟國家的橡膠、棕櫚油等自然資源稟賦與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系，中國的全產業鏈能力、巨大投資空間和14億多人口超大規模市場，與海灣國家的資本配置之間相互契合和互補，可以釋放“1+1+1＞3”的效應，并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探索全球跨區域合作新模式

這種新型跨區域合作的底層邏輯，在于中國與東盟的良性互動自然會向更廣泛的三方關系擴展或位移。支撐這種模式創新的相關因素構成有機整體，使“中國東盟+”成為新型全球跨區域合作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是開放多邊主義的實踐經驗提供了制度路徑參照。中國和東盟各自基于開放多邊主義的成熟實踐，為構建“中國東盟+”跨區域合作網絡提供了邏輯自洽的可行性框架。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中國與共建國家或區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基礎設施“硬聯通”與規則標準“軟聯通”，逐步形成東西聯動、陸海統籌、輻射全球的多邊合作網絡。東盟則以“開放區域主義”為指導，建立向其他國家開放的東亞合作系列領導人會議等戰略溝通機制，構建包容性的區域合作架構。2019年，第34屆東盟峰會通過的《東盟印太展望》報告中說，東盟可以酌情尋求與亞太和印度洋地區的其他區域、次區域機制在特定共同利益領域開展合作。基于此，“中國東盟+”模式是將雙方成熟的跨區域合作經驗進行戰略疊加，通過制度、規則、資源等的互鑒互通，為動蕩中的全球治理提供可復制的多邊主義合作范式。

二是共同應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全球治理需求成為現實驅動。當前美國政府的“交易型外交”將國際關系簡化為短期利益交換，“美國優先”原則下反復無常的政策舉措直接沖擊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秩序，加速全球多邊體系的碎片化，為全球治理帶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本已嚴重的全球治理赤字進一步加劇。當前，廣大全球南方國家自主發展面臨的挑戰增多，北方國家亦需應對單邊主義引發的規則真空，無論南方國家還是北方國家都需尋找多邊主義的未來，回答“世界走向何方”的變局之問。在此背景下，“中國東盟+”以中國和東盟一貫的平等、包容等原則推動非對抗性制度合作，實現多邊主義升級，漸進形成區域間互聯互通、互利共贏的新模式，促進自然而合理的世界秩序變革。

三是順應從“區域化合作”向“區塊間互聯”演進的歷史趨勢。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區域化合作，即依托歐盟、東盟、非盟、南美國家聯盟等既有結構建立區域性的經濟網絡成為一段時間的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不同區域或區塊之間相互聯系和連接，助推經濟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經濟全球化新階段與過去美國主導的階段最大區別在于極大壓縮霸權國家胡亂作為的空間。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對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的制度性呼應。

現在的“中國東盟+”模式，正是以中國和東盟為一個整體，拓展與其他地區或國家集團的合作，探索去中心化的“區塊間互聯”模式。其中包括：通過中國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與東盟的“協商一致”理念共同塑造全球互動的非對抗路徑，助力解決全球性問題；通過小三邊框架，以“區塊間互聯”重塑經濟全球化的動力結構，形成去中心化網絡，每個節點既是資源提供者也是規則制定者，進而將傳統南北對話升級為區域間多軌協商，形成“南南合作+南北對話”的混合治理框架。比如可以探索建立中國—東盟—歐盟氣候對話機制，并在其中嵌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方案。同時，這種模式的非排他性、發展優先等特征，恰為全球南方突破“中心—邊緣”依附體系提供了可行路徑。

四是以不斷深化的中國和東盟協同合作奠定戰略支點。二戰結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標榜“民主、自由”，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過去歐洲殖民體系的非對稱性，繼承了“中心—邊緣”殖民慣性，將全球治理簡化為霸權國家對其他國家“施恩”。這種方式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符合國際公平正義。當前，中國在全球GDP中的占比達到大約19%，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覆蓋全球75%人口。當前正值世界渴望穩定性和方向感的時刻，世界各國包括周邊國家普遍期待中國提供確定性，期待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發揮更大作用。與此同時，東盟也有將全球交往拓展到傳統合作伙伴之外的強烈需求。雖然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焦慮心態下不斷對華抹黑，渲染“中國威脅”，但中國始終堅定不移地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在此背景下，正在鋪展開來的“中國東盟+”模式，無疑是跳出霸權邏輯的有益探索，在多極化趨勢下，單一霸權模式不再適應全球治理需求，平等合作更加符合時代特征。

需兼具戰略定力與制度韌性

基于“中國東盟+”的跨區域合作，是國家利益與區域組織利益在更廣泛范圍內的再平衡與再協調，其未來走向不是停留在經濟實用主義層面，而是致力于實現區域和全球治理范式的突破，建立去中心化的多極共生合作網絡，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有鑒于此，“中國東盟+”跨區域合作模式需要具備足夠的制度彈性，以應對可能面臨的一些現實挑戰。比如，需要克服區域內部利益碎片化下的潛在分歧。其中一些合作主體是代表多個主權國家的區域性組織，內部可能存在較為復雜的利益協調過程。例如，東盟10國、海合會6國以及太平洋島國論壇18個成員等在經濟社會發展層面存在內部的梯度和差異，圍繞同一議題的考量不盡相同。當個別成員的局部訴求超出區域組織的協調能力，合作進程就容易有所遲滯。為了克服集體行動困境導致的功能失靈，當合作范圍不斷擴展并涉及不同區域機制時，就需圍繞規則兼容性加強協調，以免多邊協議淪為缺乏約束力和執行力的“原則性”聲明。

另外，不能忽視“美國因素”的干擾。美國推動“印太戰略”落地實施，構建“四邊機制（QUAD）+雙邊同盟”的差序架構進行選擇性的拉攏分化，揮舞關稅大棒的同時又對不同國家進行分化和施壓。這就更要求新的跨區域合作框架既能保持戰略定力，又具備應對地緣政治沖擊的制度韌性。

鑒于上述復雜因素，基于“中國東盟+”的跨區域合作模式構建需要多措并舉，在增進政治共識的基礎上，先行推動數字經濟、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非敏感地帶的共識積累，有效增強互信，形成新的治理倫理，以便為后續擴展至包括傳統安全在內的更多領域創造條件，也為實現合作主體之間“共贏合集”的最大化提供制度轉圜空間。（作者分別是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生、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