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可是我對于人名實在是非常感到興趣的。

為人取名字是一種輕便的、小規模的創造。舊時代的祖父，冬天兩腳擱在腳爐上，吸著水煙，為新添的孫兒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

叫他光楣，他就是努力光大門楣；叫他祖蔭，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記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點六月池塘的顏色。

除了小說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實的，（往往適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種需要，一種缺乏。窮人十個有九個叫金貴、阿富、大有。）但是無論如何，名字是與一個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個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種創造。

我喜歡替人取名字，雖然我還沒有機會實行過。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鄉下的塾師有這權利。除了他們，就數買丫頭的老爺太太與舞女大班了。可惜這些人每每敷衍塞責；因為有例可援，小孩該叫毛頭、二毛頭、三毛頭，丫頭該叫如意，舞女該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父與耶穌教的牧師也給受洗禮的嬰兒取名字（想必這是他們的職司中最有興趣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永遠逃不出喬治、瑪麗、伊麗莎白的圈子。我曾經收集過二三百個英國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這里了，縱有遺漏也不多。

習俗相沿，不得不從那有限的民間傳說與宗教史中選擇名字，以至于到處碰見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厭煩的事！

有個老笑話：一個人翻遍了《圣經》，想找一個別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揚揚告訴牧師，決定用—個從來沒人用過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們中國人，有整個的云云五大字典供我們搜尋兩個適當的字來代表我們自己，有這么豐富的選擇范圍，而仍舊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靜，似乎是不可原諒的了。

適當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淡雅、大方，好處全在造成一種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

我看報喜歡看分類廣告與球賽、貸學金、小本貸金的名單，常常在那里找到許多現成的好名字。譬如說“柴鳳英”“茅以儉”，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儉的酸寒，自不必說，柴鳳英不但是一個標準的小家碧玉，仿佛還有一個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動著。在不久的將來我希望能夠寫篇小說，用柴鳳英作主角。

有人說，名字不過符號而已，沒有多大意義。在紙面上擁護這一說者頗多，可是他們自己也還是使用著精心結構的筆名。

當然這不過是人情之常。誰不愿意出眾一點？即使在理想化的未來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編上號碼，除了號碼之外沒有其他的名字，每一個數目字還是脫不了它獨特的韻味。

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顯得老實。張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調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樸訥的妹妹。《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謹愿的田二姑娘。

符號運動雖不能徹底推行，不失為一種合理化的反響，因為中國人的名字實在是過于復雜。一下地就有乳名。

從前人的乳名頗為考究，并不像現在一般用“囡囡”“寶寶”來搪塞。乳名是大多數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為既不上學，就用不著堂皇的“學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為“張門李氏”了。

關于女人的一切，都帶點秘密性質，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輕易告訴人。在詩詞里我們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當著人喚出妻的小名，是被認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嬌嗔。

男孩的學名，恭楷寫在開蒙的書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親師可以呼喚。他另有一個較灑脫的“字”，供朋友們與平輩的親族使用。他另有一個備而不用的別名。

至于別號，那更是漫無限制的了。買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換一個別號，把那古董的名目嵌進去。搬個家，又換個別號。捧一個女戲子，又換一個別號。

本來，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種心境，名字為什么不能隨時隨地跟著變幻的心情而轉移？

《兒女英雄傳》里的安公子有一位“東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東屋題了個園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爺看見了，大為不悅，認為有風花雪月玩物喪志的嫌疑。

讀到這一段，我們大都憤憤不平，覺得舊家庭的專制，真是無孔不入，兒子取個無傷大雅的別號，父親也要干涉，何況這別號的命意充其量不過是欣賞自己的老婆，更何況這兩個老婆都是父親給他娶的！

然而從另一觀點看來，我還是對安老爺表同情的。多取別號畢竟是近于無聊。

我們若從事于基本分析，為什么一個人要有幾個名字呢？因為一個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個人，父母心目中的他與辦公室西崽所見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離不同。有人喜歡在四壁與天花板上鑲滿了鏡子，時時刻刻從不同角度端詳他自己，百看不厭。多取名字，也是同樣的自我膨脹。

像這一類的自我的膨脹，既于他人無礙，何妨用以自娛？雖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浪費，我們中國人向來是傾向于美的糜費的。

可是如果我們希望外界對于我們的名字發生興趣的話，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許我們以為一個讀者看到我們最新的化名的時候，會說:"哦，公羊浣，他發表他的處女作的時候用的是臧孫蟲帶蟲東的名字，在xxX雜志投稿的時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蓮，櫻淵也是他，有人說斷黛也是他。在xX報上他叫東方髦只，編婦女刊物的時候他暫時女性化起來，改名藺煙嬋，又名女S*。"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記這一切，尚且是希望過奢，何況是個文人?

一個人，做他自己份內的事，得到他份內的一點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動了，也就被忘懷了。社會的記憶力不很強，那也是理所當然，誰也沒有權利可抱怨。……大家該記得而不記得的事正多著呢!

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與我同名的人有兩個之多，也并沒有人覺得我們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級趣味。中國先生點名點到我，從來沒有讀過白字:外國先生讀到"伍婉云"之類的名字每覺異常吃力，舌頭仿佛卷起來打了個蝴蝶結，念起我的名字卻是立即朗朗上口。這是很慈悲的事。

現在我開始感到我應當對我的名字發生不滿了。為什么不另挑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點美與深沉，至少投起稿來不至于給讀者一個惡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誰說過:文壇登龍術的第一步是取一個煒麗觸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么?

中國是文字國。皇帝遇著不順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國運漸趨好轉。本來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慶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結束。對于字眼兒的過分的信任，是我們的特征。

中國的一切都是太好聽，太順口了。固然，不中聽，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

話又說回來的。要做俗人，先從一個俗氣的名字著手，依舊還是“字眼兒崇拜”。也許我這些全是借口而已。

我之所以戀戀于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十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著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在填寫人學證的時候，她一時躊躇著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張煐兩個字嗡嗡地不甚響亮。她支著頭想了一會，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愿意改了。

原刊1944年1月《雜志》月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