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永慶

1948年，中共中央從五大老解放區抽調富有城市管理經驗的各級干部5.3萬名，配備整套班子隨軍南下，在新解放區進行接管、開辟工作，這就是著名的“南下干部”。

其中，華東局抽調了近2000名財經干部，代號為“青州支隊”，接管上海財經各部門。這中間，顧準(南下前任山東省財政廳廳長)帶領的青州支隊的部分干部負責接管上海財稅系統，顧準出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他提出并實踐自己的稅收主張，為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財稅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

“南下干部”接管上海稅務機構

接管上海的首要任務是讓面臨崩潰的上海經濟迅速恢復穩定。

自1949年2月至9月，上海市軍管會財政經濟接管委員會完成了對稅務機構的初步接管，舊征稅機構包括國民政府財政部駐上海直接稅局、國民政府財政部駐上海貨物稅局和上海市財政局地方稅部門。這一時期基本沿用國民政府時期的舊機構、舊人員、舊稅制和稅收程序，清點、驗收民國時期舊賬，核對納庫數額。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全國財經統一，再到3月直接稅局、貨物稅局和財政局地方稅部門合并辦公。

1950年3月至7月，為上海稅務機關的過渡時期，市政府成立檢查室，設秘書科、案件科、檢查組，代行稅務機構職權。直到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稅務局正式成立。為履行統一管理全市稅收工作的職能，機構實行首長負責制，將全局劃分為市局、區局、稽征組三級。市局為領導全市稅收工作的核心機構；區局本質為稽征組織，對市局負責，受市局管轄；稽征組是征收工作的基本業務單位，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領導與監督。這一征管體制，基本延用至今天。

至1952年底，國家稅務總局裁撤舊稅，開征所得稅、營業稅、地方稅等新稅種，上海稅務機構也根據新增稅種對局內設置進行相應變動。

在軍管會代表顧準、謝祝柯和朱如言接收上海舊征稅機構時，發生了一件讓人感嘆不已的事。1949年5月27日，原國民黨上海政府財政局局長汪維恒以“投誠”形式率員交接。交接時汪維恒私下里告訴顧準，他是1924年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顧準大喜，立即與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聯系確認了身份。在交接儀式上，顧準與汪維恒上演了擁有國民黨少將軍銜的國民黨財政局長向解放軍軍代表交接的“雙簧”，迅速將稅務征收工作推向正軌。后者身份解密后，被任命為新上海的直接稅局副局長(后改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長、房地局局長)，成為他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專門協助顧準開展工作，與之共同撐起了上海這一新中國“半壁江山”的經濟命脈。

另外要說的是，在接管上海期間，顧準與李士英(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南下前任山東省公安總局局長)套紅署名發布的征稅公告最多，前者不停地照章征稅，確保新政權所需；后者建立人民公安機關，整頓社會秩序，大力打擊各種黑惡勢力，確保新政權穩定。巧的是，這兩位都是山東南下干部。

多措并舉謀稅收

上海作為新中國經濟中心，當時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一方面要和敵人的封鎖、轟炸和社會上猖獗一時的黃金、銀元等投機活動作堅決斗爭，另一方面要從財政上支持尚未完成的全國解放事業。陳毅市長語重心長地對顧準說：新中國急需用錢啊！為更好地完成財政稅收任務，顧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穩定了上海的稅收征管局面。

首先是大膽使用原舊政府機關人員。1949年5月至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稅務局成立前，顧準按照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方案要求，接管各項舊征稅機構。新局創立之初，最棘手的問題就是人員問題。除了300余名南下軍管干部之外，顧準根據中共上海市委關于政府機關妥善安置被裁減舊人員的要求，大膽起用業務能力較強的舊人員589人。這些人員均為原舊機構中能力較強人員，包括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執業會計師，他們對稅務工作十分精通，從而能迅速打開稅務征收局面。

其次，大力組建基層稅務組織。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稅務局正式成立后，顧準大力發展基層稅務組織，形成一個相對完備的稅務管理和稽征網絡。截至1950年底，連續設立了30個區分局和173個稽征組(各分局下設92個稽征組)、1個稽核處和1個稽查隊；1951年，稽征組增至189個，并確立了專戶分段的管理體制。專戶分管，即是后來稅務專管員的前身。

除基本沿用原有稅法、稅種作為稅收依據外，顧準還大膽采納直接稅、臨時稅的稅收方法：“自報實交，輕稅重罰”。這種稅收方法給正在復蘇的私營工商業創造了寬松的經營條件，在共產黨新的稅務人員不熟悉業務的情況下，也可以馬上開展工作。如果說“輕稅”是紅臉，“重罰”就是黑臉。在對待資本家方面，由稅務人員到廠家去查賬，查出問題后從嚴從重進行罰款。這一方法在完成中央財經委下達的要求在1950年3月征收“3000億以上公債和稅收”任務時起到了突出作用。

【顧準擔任上海稅務局局長時簽署的信函】

最能顯示顧準前瞻性眼光的，是他提出“查賬征稅”的方法。在之前解放石家莊、濟南等大中城市后，稅款征收一般采用“民主評議”的方法。即依據稅務機關的走訪調查，事先估計出稅額，再與私營工商戶開會協商，通過“民主”的方式確定稅額。顧準明確反對在上海實行這種方法，他認為，要是照搬到上海，“可能出現的就是兩種結果：一是征稅實額低于稅法規定的稅率，這會使資產階級資本家占盡便宜；二是征稅數額高于稅法規定的稅率，這就變成了一種不夠嚴謹的‘攤派’……”

顧準從上海大型工商業一般均采用比較健全的現代會計制度的實際出發，采用“自報、查賬、店員協稅”的方法，后來又成立了由上海立信會計師事務所高級會計出任的“特約查賬員”隊伍，針對重點商戶進行“專戶專管”。他將所有稅戶分為三類：一、賬冊齊全的工商業大戶；二、賬冊齊全的中小企業；三、沒有賬冊的個體戶、夫妻店。第一類由市稅務局稽核處專管查賬，第二類由區縣分局專管查賬，第三類則不查賬，只收定期定額的工商稅。由于新辦法科學公正，一出臺便受到企業的歡迎。在陳毅的力挺下，上海全面推行顧準的征稅方案，收入激增。

現在看來，顧準諸多的征稅方法其實是現代化稅收手段的先聲，如稅源普查、納稅申報、專戶專管、重點稅源管理、“征管查”三分離、協稅護稅等，在顧準時代已經展現出雛形，對現代稅收管理體制有著直接的影響。

由于政策方法正確，顧準在上海稅務系統執政期間，戰勝了各種艱難困苦，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自1949年10月起，上海財政收支便取得了平衡。1950-1952年地方財政收入為50890萬元，稅收實績也穩步提高。入庫稅金不僅為市政府緩解了資金困難，也極大地支持了全國經濟建設。據統計報表反映，1950年上海的稅收額已占全國稅收總額的22%，是全國交稅最大戶。

稅收手段收回著名建筑

顧準還通過稅收手段回收了上海原租界地區的著名建筑，展示了新生政權的稅收智慧，在稅收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1943年，原上海租界地皮回收后，國民黨雖然對租界的外國建筑開征地價稅，但畏懼歐美帝國主義，制定稅額不但低，還經常減免，這塊稅收實際上處于流失狀態。1949年7月23日，上海市政府發布《1949年下期征收地價稅暫行辦法》，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稅率按臨時標準地價7.5‰征收。之后，顧準與汪維恒聯手，對租界黃金地段上的外國建筑按新擬標準，對私有土地估價后從重征收地價稅。

汪維恒時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長。在堅持地下斗爭、迎接上海解放時，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他多方阻止巨額的財政資金流失，為新政權立下了大功。他安全封存了大量的日偽檔案，其中一套《征收房捐依據圖》標出了上海市區每條街巷，每棟房屋面積、結構的詳細圖表，數據體量龐大，詳細周全，是上海數十年來房屋建筑數據的積累，若丟失，數百名測繪員花幾年時間也難以重新制作。汪維恒充分利用自己對上海情況熟悉的長處，在加強土地管理、清理土地積案、進行土地登記、整頓地價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為顧準稅務決策做出了巨大幫助。

上海灘的外國建筑當時大多是所謂“社會上層”燈紅酒綠的豪華場所，由于時局動蕩，其“顧客”大都逃奔海外，經營低迷，入不敷出，新規定的出臺讓外國產權人一時間無法繳納黃金地段的地價稅及巨額滯納金。為此，駐滬外商紛紛向本國政府告急。英國內閣專門開會研究對策后，卻無計可施，承認開征地價稅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自治行為。駐滬外商面對天價稅單，只好將各自的豪華建筑折價抵繳欠稅，而后悄悄溜走。這些建筑主要有：跑馬廳(今人民廣場)、跑狗場(今文化廣場)、哈同花園(今上海展覽館)、華懋飯店(今錦江飯店)、法國總會(今花園酒店)、沙遜大樓(今和平飯店)等。

就這樣，顧準巧妙地以稅收手段大長國人志氣，這種方法隨后很快被推廣到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