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國革命遭遇了最黑暗的時刻。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緊隨其后“分共”，共產黨人從合法地位瞬間淪為被通緝的“赤匪”。上海街頭血流成河，黨的組織遭受重創，中央機關被迫轉入地下。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周恩來提出成立專門的情報保衛機構，1927年11月，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在上海秘密成立。

特科成立之初便面臨著嚴峻挑戰：人才匱乏、經驗不足，而敵人的搜捕網卻越收越緊。周恩來親自挑選骨干，將陳賡、顧順章等曾在蘇聯學習特工技術的同志調來擔任教官。陳賡將偵查、爆破、審訊等復雜技能編成口訣，讓隊員們快速掌握；顧順章則帶領隊員在黃浦江上練習射擊，培養實戰能力。特科迅速建立起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交通科四大部門，形成了嚴密的組織架構。

總務科（一科）是特科的“大管家”，負責租賃秘密據點、籌備經費、布置會場，甚至為犧牲同志的家屬安排生活。情報科（二科）在陳賡領導下，通過“打進去、拉出來”策略，將觸角深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租界巡捕房，甚至南京政府的核心部門。行動科（三科）以“紅隊”著稱，隊員多為工人糾察隊骨干，擅長暗殺、劫獄，專門懲治叛徒和特務，成為敵人聞風喪膽的“打狗隊”。交通科（四科）則承擔著秘密交通聯絡和無線電通訊任務，李強、張沈川等人白手起家，研制出中共第一部無線電臺，建立起與蘇區和共產國際的“紅色電波”通道。

中央特科的傳奇故事，充滿了驚心動魄的諜戰情節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1928年4月，叛徒何家興、賀志華出賣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導致其被捕犧牲。特科迅速行動，陳賡率隊在送親隊伍的鞭炮聲掩護下，沖進叛徒住所將二人處決。這一干凈利落的行動震動上海灘，讓叛徒們膽戰心驚。

1929年8月，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致使彭湃、楊殷等重要領導人被捕。特科精心策劃劫囚車行動，雖因武器故障未能成功，但最終在11月11日夜，紅隊隊員在范爭波公館外擊斃白鑫，為烈士報仇雪恨。這些行動不僅震懾了敵人，更彰顯了特科捍衛革命的堅定決心。

特科最輝煌的戰績，當屬“龍潭三杰”深入虎穴的傳奇。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組成的情報小組，成功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錢壯飛成為中統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掌握核心密碼本；李克農控制上海無線電管理處，胡底在天津主持“長城通訊社”。他們將國民黨的剿共計劃、特務名單等絕密情報源源不斷送往中央，多次使黨中央化險為夷。1931年顧順章叛變時，正是錢壯飛截獲密電并連夜通報中央，周恩來緊急組織轉移，使國民黨“一網打盡中共中央”的陰謀徹底破產。

中央特科在情報技術和工作方法上的創新，堪稱隱蔽戰線的典范。為突破國民黨的通訊封鎖，李強、張沈川等人在上海租界秘密研制無線電臺。他們買來英文專業書籍自學，拆解進口設備研究原理，經過數百次試驗，終于在1929年10月成功制造出中共第一部收發報機。周恩來親自設計的“豪密”密碼，成為國民黨始終無法破譯的“天書”，保障了中央與蘇區的通訊安全。

特科還開創了“情報與統戰結合”的獨特模式。通過爭取國民黨駐滬特派員楊登瀛等“灰色人物”，特科獲得了大量關鍵情報。楊登瀛表面是國民黨特務，實則為中共提供租界巡捕房的動向，多次幫助特科化解危機。這種靈活的斗爭策略，使特科在敵人眼皮底下建立起龐大的情報網絡。

1931年顧順章叛變事件，成為中央特科發展的轉折點。盡管錢壯飛等人及時預警，特科仍遭受重創，組織架構被迫重組。陳云、潘漢年等人臨危受命，重建情報關系網，繼續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堅持斗爭。1933年中共中央遷入蘇區后，特科部分人員隨遷，其余留守上海的同志繼續戰斗，直至1935年因組織多次被破壞而解散。

中央特科雖然僅存在8年，卻為中國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勛。它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挫敗了敵人的多次圍剿，培養了大批隱蔽戰線人才。其工作原則和方法，如“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相結合”“情報與統戰結合”等，成為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的寶貴遺產。毛澤東曾評價李克農、錢壯飛等人“立了大功”，沒有他們，“當時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不存在了”。

在上海武定路930弄14號的特科機關舊址，如今已成為紅色教育基地。那些泛黃的文件、陳舊的電臺，仿佛仍在訴說著當年的驚心動魄。中央特科的故事，是一部用忠誠與智慧書寫的傳奇，更是一座永不磨滅的精神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