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牛叫獸

連個人都在講究風險分散的今天，居然有銀行“不信邪”，反其道而行之？

前十大客戶里，有9家來自同一行業，合計占比超過35%。剩下1家還是至今難言見底的房地產。

這個讓人看了瑟瑟發抖的客戶結構，來自成都銀行。

按理說扎根國家戰略腹地，業務機會理應并不單一。明明身處一片森林，成都銀行卻執著于選擇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這“一棵樹”，實在令人費解。

來源：成都銀行2024年報

如此奇特的客戶結構背后，到底隱藏著怎樣的玄機？成都銀行，將面對怎樣的潛在風險？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通常與地方基建、市政項目相關，對一家服務區域經濟為主的城商行而言，該行業占比通常不低。

但高到成都銀行這個程度的，全行業都罕見。

來源：上市公司財報

客觀來說，這是當地政策催化的結果。

2015年，為了加快城市建設，成都試行“撥改租”融資探索，該模式按照“建設-租賃-移交”的方式運行，即項目業主籌資建設或購買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成都市政府授權有關政府職能部門與項目業務簽訂相關租用合同，政府授權部門按照合同約定使用基礎設施并支付租金。帶租賃期滿后，整個項目將完全歸政府所有。

這本質上是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結合融資租賃的一種創新。成都銀行在其招股書中曾披露，“撥改租”投放增加是造成其“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貸款增長的主要原因。

對銀行來說，這樣的項目足以稱得上優質：項目有政府信用支撐，且能獲得穩定現金流，還能開拓對公客戶基本盤，何樂而不為？

到了2016年，成都納入PPP項目庫的項目已達164個，總投資高達2079.3億元，其中包括不少明星項目：

成都國際天府機場，投資額超過700億；

成渝高鐵，總投資額692億；

成都五環路，投資額約349億等等。

這潑天的富貴，成都銀行自然積極裝錢，貸款規模增長迅猛。

財報顯示，成都銀行的對公貸款規模7年漲近6倍。市政項目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貸款金額，也從2017年的248億，漲至2024年的2819億，增長超過10倍。

來源：成都銀行財報

但盈虧同源，隨著成都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前些年的兩位數逐步降溫至個位，成都銀行的營收增速，也從2021年的22.5%逐層下降，到2024年只有5.89%，過度集中導致的增長壓力已經開始顯現。

基建放緩是一方面，監管收緊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2017年開始，監管不斷收緊PPP項目口徑；2018年5月，財政部發文指出，“從近期核查情況看，部分（PPP）示范項目存在進展緩慢、執行走樣等問題。”該文還要求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不得代表政府簽署PPP項目合同；2023年，PPP項目甚至一度被暫停，

對已經形成“PPP慣性”的成都銀行而言，又該如何找到新的增長點？

其實，成都銀行手上還抓著一大把好牌。

從宏觀視角看，四川已經成為國家戰略腹地，除了基建之外，未來還會有更多的產業和人口流入成渝地區，所以理論上，成都銀行還有更大的增長空間。

但是，跟其他城商行相對比，成都銀行卻顯得有點“躺平”，躺在自己的舒適區，“巴適得很”。對于未來的路子，要轉變的方向，似乎有點雷聲大雨點小。

一方面，零售業務的轉型效果不盡人意。

早在2019年，成都銀行就已經提出大零售的轉型方向，但是從業務占比看，零售貸款比重卻出現持續下行，個人銀行業務的利潤構成，也從27%降至16%。

而且在零售業務中，房貸規模仍舊占70%以上的比重。

對公以市政為主，零售以房貸為核，偏傳統和保守的經營風格，也導致成都銀行的貸款利率跟低于同行。

中間業務方面，為了應對宏觀形勢，不少銀行都通過設立理財子公司、基金公司來拓展新的增長點，即便是城商行也已經有8家成立理財子公司。

而成都銀行在這方面動作也比較少，只在2019年發布設立理財子公司的公告，但至今已過去六年，仍未落地。

另一方面，長期深度依賴市政項目，占用風險資本，客觀上也限制了成都銀行走出舒適圈，向外布局更多機會的能力。

近幾年，成都的工業投資增速持續高于固定投資增速，意味著成都已經從上一個階段的大基建時代，轉入招商引資加速落地，引進企業和人員的新階段。加上本身成都就有深厚的工業基礎，是國內軍工重鎮，配套成熟，理論上在制造業領域有很大的增長機會。

但長期依賴市政項目的成都銀行，在工業企業項目缺乏積累。

近三年，成都銀行的制造業貸款占比不僅逐級下降，甚至在整體不良率下行的過程中，制造業貸款的不良率逆勢上升。

除了能力受限之外，甚至可能因為過度依賴基建項目，長期占比過高，擠占了其他對公項目的成長機會。

最直觀的體現在，成都銀行的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僅持續下行，而且長期低于城商行整體水平。

銀行是高杠桿高風險行業，監管機構為了控制風險，設置資本充足率這一指標。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風險加權資產，而貸款有可能無法收回，存在業務風險，所以歸屬在“風險加權資產”的部分。

如果銀行風險資產的增長速度，持續高于銀行自有資本的積累速度，這會導致充足率持續下行，甚至低于監管機構的標準，增加銀行的經營風險。這也意味著，為了平衡增長與風控，銀行不得不舍棄一些潛在機會。

這種資源分配的矛盾，體現在成都銀行的貸款結構中，便是基建和制造業此消彼長的變化，而不是同比增長。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銀行的風控標準也有欠缺。

以前十大客戶集中度的計算標準看，其計算公式是貸款余額÷資本凈額，但資本凈額有并表與非并表之分，并表金額通常大于非并表。

根據年報披露，杭州銀行根據《商業銀行風險監管核心指標(試行)》，以非并表金額計算占比，而成都銀行雖未明確說明，但根據貸款占比推算資本凈額約為1232.37億，更接近并表的金額。

換言之，如果參考杭州銀行，以更嚴格的標準來計算成都銀行的貸款集中度，數額會比現在披露的更高。

細節往往展現的是態度。

依托成都地區的“天時地利”優勢，成都銀行走出一波凌厲的成長姿態，資產規模也突破萬億。

但走到今天，已經進入進退維谷的狀態，必須跨出舒適圈。

跳出舒適圈的方式多種多樣，比如效仿其他大型城商行，走出自身根據地，向其他地區尋求增量。

這意味著競爭強度都將大幅提高，對于風控和資產質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從成都銀行的地區不良率來看，要想走通這條路，難度不小。

再比如減少對市政項目的依賴，跨出業務舒適圈，轉向非基建項目，或實質性提高零售零售業務占比，對其深度開發。

對當下的成都銀行而言，沒有退路，才是勝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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