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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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財經 安然然

近日，“月薪4784元負債2544萬余元的女子申請破產”“月收入1.2萬元負債1.2億元的退休夫妻申請破產”兩則申請個人破產清算的新聞接連引發熱議，讓個人破產制度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

近年來，隨著浙江、江蘇探索推進“與個人破產制度功能相當”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工作，深圳依據2021年3月1日起實施的《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開展個人破產審判試點，個人破產制度作為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制度性探索，正從區域試點向立法建構邁進。但與此同時，不少人對這項制度的作用仍有疑慮，對它的接受程度也不高。

個人破產是什么？哪些人能申請個人破產？個人破產制度是否會成為“逃廢債”的工具，甚至縱容“老賴”？現階段國內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進展如何？建立這項制度的緊迫性到底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是公眾關心的焦點。

如何認識“個人破產”？

個人破產制度，是指個人資產無法清償其債務時，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宣布其破產并核銷債務的制度。通過對破產申請人的財產進行清算、分配或者進行債務調整，對確實無能力進行清償的債務進行豁免，并確定破產申請人在破產過程中的權利義務關系。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馬登科對第一財經記者介紹，這項制度旨在保護“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債務人應當也必須誠實地申報和提供可供清償的全部財產及財產線索，凡轉移隱匿財產逃避債務履行的人，不屬于個人破產制度適用的范圍。

早在2006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時，就曾有人呼吁將個人破產也歸入其中。此舉并未成行后，“我國的破產制度只能說是半部破產法”的觀點漸增。

近幾年，個人破產制度的推行逐漸“破冰”。黨中央、國務院在發布的多個重要文件中強調健全破產制度工作。2018年10月24日，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作《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工作情況的報告》時建議，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完善現行破產法，暢通“執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徑。

2019年2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綱要將“研究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及相關配套機制”確定為司法改革重要任務之一，并部署開展個人破產審判試點工作。同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門聯合印發了《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其中明確提出逐步建立全面的個人破產制度。

在前述部署要求下，國內多地逐步開展了實踐探索。浙江、江蘇法院基于現行法律框架，開展與個人破產制度功能相當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試點工作。深圳法院依據我國內地首部個人破產法規——《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開展了真正意義上的個人破產審判試點。四川、山東、福建等地也結合本省實際進行了嘗試探索。而在上個月，廈門就《廈門經濟特區個人破產保護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成為繼深圳后中國第二個嘗試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城市。

“只有企業破產，而沒有個人破產，會產生很多問題。”上海市聯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何雋銘告訴第一財經，在實際的經營中，企業家常常會給自己的企業做擔保，相應的合伙企業中的合伙人也常常會給自己的企業承擔一些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有企業破產，沒有個人破產，很難徹底解決相應的債務問題，導致在市面上有大量無法實際執行到位的債權。同時，有很多“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無法再次翻身，重新為經濟作出貢獻。

盡管法律界人士因各自站位不同，對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有著不同的觀點，但長期看來，個人面臨債務風險加大，將大量個人列入“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名單”和“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既不可持續，也不正常。馬登科告訴第一財經，“讓客觀履行不能的‘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通過可驗證的程序，公平清償和免除債務，從現在的企業破產走向包括允許個人破產的一般破產，恢復市場活力，是完善社會制度的必然選擇”。

不過，與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取一般破產主義（個人破產法同時適用于商自然人和消費類自然人）所不同的是，鑒于我國個人破產制度還在探索階段，包括《廈門經濟特區個人破產保護條例（草案）》起草專家組組長杜萬華在內的一些專家認為，我國個人破產制度在起步階段不宜放得太寬，宜將主體適用范圍限定在因生產經營負債的商自然人，并按照循序漸進、分步實施的原則穩步推進。

疑慮指向社會信用體系

雖然學界對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呼聲不停，但個人破產制度事實上還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不少人對個人破產仍存有顧慮，這也影響著此項制度的推進。

馬登科指出，當前社會盡管已經改變了“父債子還”的觀念，但仍有“欠債還錢 天經地義”的執念，認為通過破產制度豁免債務人的債務，保護欠債不還的“無賴”，是惡意“逃廢債”的工具。而近幾年“職業背債人”的出現，更加劇了一些人對這項制度實施效果的不安感。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第四調研組發布了《關于個人破產審判試點工作情況的調研報告》（下稱“調研報告”），調研組的問卷調查顯示，接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對破產制度功能、作用認識存在誤解、偏頗是目前個人破產立法最大障礙。具體而言，“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等傳統觀念影響深遠，受訪者對“逃廢債”問題最為擔憂，還有人簡單認為個人破產制度就是債務免除，忽視了實踐中破產重整、和解功能及其程序適用占大多數。

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等一些法律專家多次公開強調，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申請個人破產，它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必須是“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才能申請，而且債務人要自愿提出申請，法院要作嚴格審查。

何謂“誠實而不幸”？馬登科指出其有兩層含義：一是“不幸”，不是主觀不愿履行，而是客觀履行不能；二是“誠實”，即能夠如實配合驗證其的確是客觀履行不能。“司法實踐是通過債務人如實詳細提供所有收入和財產清單，讓其通過破產法院和債權人審核，來保障‘誠實而不幸’的可驗證性。”如果出現惡意逃避債務履行的行為，債權人可在個人破產程序提出異議，破產法院也會行使司法審查權加以甄別排除。情形嚴重的“老賴”，可以通過刑事手段予以定罪量刑。

在前述“退休夫妻月收入1.2萬元負債1.2億元”的申請個人破產清算公告引發討論后，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受采訪公開回應，上述破產申請在案件受理前的審查階段，待信息核查完成后，市中院將結合申請材料、債權人異議情況和社會公眾反饋意見等，組織聽證調查，嚴格依法審查申請人的申請是否符合《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依法裁定是否受理申請人的破產清算申請。

此外，個人破產并非簡單等同于“不還債”或者“破產即免責”，而是通過法律程序對債務人的債務進行“有限豁免”，同時債務人需接受長期的財產監督和信用懲戒。觀察深圳的試點實踐，截至2023年年底，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的227件個人破產案件中，重整程序占95%，和解占2%，清算占3%，體現出“重整和解優先”的導向。

“但對于很多普通人，特別是債權人來說，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并不能充分接受上述觀念。”何雋銘指出，問題并不只是在于他們能否接受“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申請個人破產，還在于他們是否真的相信債務人是“誠實而不幸”的，“這背后考驗的仍是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尤其是在當前‘執行難’問題依舊突出的情況下”。

調研報告顯示，調查問卷中46.8%的受訪者擔憂現有信用制度、財產登記制度不完善會導致“逃廢債”。債權人關注的重點是“債務人的誠信表現，以及是否已經全力以赴清償債務”。但目前社會信用體系還不完善，各類信息調用還不夠通暢，缺乏統一的信用公示平臺和長效監督機制，對債務人履行清償計劃情況及在免責考察期內的行為，難以形成動態全面監督。這也導致債權人對債務人的誠信情況信息掌握不全、不能完全信任，對清理方案通過后誠信考察期的監督機制能否到位、有效也未能完全放心。

在試點實踐中，這種擔憂也一定程度成為了現實。調研報告提到，試點對個人破產申請中“誠信”的判斷沒有統一客觀標準，浙江、江蘇主要從執行案件中篩選適格主體。目前，試點法院對案件準入把握均較嚴格，如深圳在2273件個人破產申請中，裁定受理的占10%。如何及時有效篩選適格主體尚有疑難。

深圳市破產事務管理署署長張潔波在今年4月一場講座中也提到，深圳實踐面臨的多重挑戰之一就是破產信息核查難度大，破產逃廢債防范機制需進一步完善。“破產信息核查涉及國家、省、市三個區域范圍數據覆蓋，各部門在業務核查邏輯、系統建設、信息共享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統籌信息數據上下貫通、協調聯動的難度較大。”

此外，社會公眾對破產欺詐處罰效果也頗有微詞。前述調研報告顯示，41.5%的受訪者認為目前對破產欺詐處罰力度不夠。部分債務人逃避債務，但規制威懾懲戒作用有限，防范打擊破產欺詐責任體系尚未健全。

在何雋銘看來，需要依靠建立配套的核驗機制并且落實到位來消解社會的疑慮。“核驗機制包括兩個重點，第一點是打通便利的全國個人財產查驗機制，第二點是明確的懲戒機制，比如規定如果有隱瞞的情況，需要升格處罰。”

馬登科則表示，未來個人破產制度建立要注重三個方面：一是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旨在保護“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的輿論環境；二是“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驗證標準，由債權人同意變更為在法定時間內異議；三是針對惡意申請個人破產建立包括民事和刑事責任的懲戒防止機制。

還有哪些現實難題？

社會公眾對個人破產制度的接納與認同程度，影響著個人破產制度在國內的推進。除此之外，個人破產制度相關的頂層設計也亟待加強。

調研報告指出，普遍反映破產法律制度供應不足是最大問題。由于缺乏個人破產上位法的依據支撐，浙江、江蘇兩省主要運用民事執行程序進行個人債務集中清理，通過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協商和解實現債務豁免，債務人不享有法定的豁免權，沒有法定的免責制度保障。在債權人不同意的情況下，受一致表決機制的約束，破產方案通過的成功率較低。在達成破產方案的情況下，終結執行程序也不能完全取代債務免除制度，不能終局性徹底解決個人債務問題。

而對于國內唯一真正試點個人破產制度的深圳來說，個人破產受地域所限，也影響了受案范圍和審理效果。張潔波曾公開指出，《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屬于特區立法，裁判文書在市外效力不明確，個案辦理涉及大量與外地法院、行政機關、金融機構溝通協調。部分債權人明知法院已受理債務人的破產申請，仍向債務人追索債權。

目前我國尚沒有個人破產的國家立法。調研報告建議，應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下稱“企業破產法”）修改的重要契機，統籌建立個人破產法律制度。企業破產法的修訂已提上日程，近期公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2025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企業破產法(修改)在列。

“在新修改的企業破產法中，對個人破產制度作出原則性、程序性和框架性的規定，為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和實施提供法律依據。在建立個人破產法律制度的同時，高度重視防范和打擊逃廢債行為，特別對先轉移財產而后申請個人破產的欺詐、隱匿等行為作出明確法律規定，完善刑事法律制裁。注重法律之間的銜接協調，統籌企業破產法、民營經濟促進法、金融法、社會信用建設法以及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改、制定和實施協調，推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調研報告指出。

落實到地方試點工作，調研報告則建議未來進一步總結推廣試點經驗，深化試點，擴大試點。具體而言，建議采取點面結合的方式，按照法律程序，推動在目前已開展試點或探索、且地方立法條件比較成熟的地區，開展個人破產立法和深化個人破產試點工作。同時，根據東部、中部、西部不同情況、不同時間段，可選擇在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等積極穩妥開展個人破產試點，并逐步擴大試點范圍。

“將個人破產試點推廣到更多地方，首先需要注意當地是否有一定量的個人破產需求，其次還要考慮當地的司法資源是否充足。”何雋銘指出，從深圳公布的數據來看，截至2023年年底，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共收到個人破產申請2273件，依法立案審查819件，裁定受理227件，“每年能夠裁定受理的案件數量是有限的”。

這一點在調研報告中也有所體現：“試點中還反映個人破產審判力量不足等問題，特別是中基層法院，個人破產案件大多由民商事或執行法官兼辦，審判力量與審判任務之間的矛盾仍較突出。”

而隨著未來更多區域開展個人破產立法和深化個人破產試點工作，各項配套制度也應加快完善，比如前文提及的統一的信用公示平臺和長效監督機制、現有的信用制度和財產登記制度等。何雋銘還提到需要考慮建立跨省個人破產、類個人破產案件的協調機制，這在未來也應當是一個發展趨勢。

微信編輯| 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