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發布的

《中國老齡發展報告2024》藍皮書指出，

我國近1/4老年人正與孤獨感抗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消息，

老年群體中，最常見的心理疾病是抑郁和焦慮，

并且女性抑郁癥發病率普遍高于男性。

一條對話了三位受訪者，

她們的媽媽、外婆和奶奶在邁入老年時期后，

或出現抑郁情緒，或被確診抑郁癥等心理疾病。

而溯其歸因，一個結構性困境逐漸浮現：

“妻子”“母親”“兒媳”的傳統家庭身份，

在數十年間成為了她們的人生主軸，

埋下創傷的伏筆。

而時代賦予的集體記憶，

也在她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同時我們發現，

在這些年長女性的治療和康復過程中，

其他女性角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是一個家族女性如何彼此治愈、互相托舉的故事。

編輯：阮思喆

責編：魯雨涵

沃琳媽媽的住院病歷

沃琳今年42歲，正在杭州自主創業。去年八月，她接到寧波老家的電話，說媽媽要自殺。

趕到家的第一眼，就是幾個親戚按著媽媽手腳的畫面，媽媽的呼吸急促，胸口起伏嚴重，像是缺氧。當晚，沃琳緊急在手機上查詢醫院，又托人打聽，和所有親戚合力把媽媽“押送”到了杭州的醫院。

“你不壓著她，她就要開窗跳車，隨時隨地要結束生命。”

后來沃琳才知道，媽媽的自殺傾向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是親戚們怕她擔心，一直瞞著她，實在瞞不住，才有了那通電話。

沃琳告訴我們，年輕時的媽媽很干練，尤其擅長數學。三十多年前她在老家鎮上開店，一開就是二十多年。那些年里，是媽媽當家，家里的賬目對其他人都保密。

媽媽親口提到過，那是她最開心的時光，一來周圍都是熟人的店，閑暇時間可以聊聊天；二來原先家里條件不好，開店之后，媽媽忽然覺得有錢了，可以用得比以前舒服許多。

但后來，記憶力衰退，加上電商沖擊，小店難以為繼。關掉店鋪后，她把重心全部轉回家里，放到了女兒身上。只是沃琳的生活狀況也不盡如人意，離異，獨自帶女兒，磕磕絆絆地創業。

沃琳猜測，這或許也是媽媽不安全感的來源，曾經家里的“掌權者”，如今卻只能看著女兒掙扎，而自己無能為力。

日本電影《漫長的告別》

小麥是一名大三學生，她的外婆和奶奶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問題。

外婆從60歲開始就患有精神衰弱，在小麥媽媽的陪同下去了醫院精神科，確診抑郁，長期依賴精神類藥物才能入睡。

小麥說，外婆為小家忙碌了一輩子，這也極大程度上剝奪了她在外界社會生活與立足的條件。對比外公作為周圍人眼中成功的商人，會畫畫，多社交，外婆的自我認同則更多來自于“母親”和“妻子”的身份。

現在她臥病在床，“不清醒的時候還好，清醒的時候還是會想很多，擔心兒子的生活，擔心孫子能不能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

和外婆相比，小麥奶奶身體強壯，但年近80歲的時候精神突然垮了，經常把“不如死了”掛在嘴邊。

聽家里大人說，在她出生前，奶奶和爺爺開過一家文具店。后來爺爺去世，孩子也工作之后，家里經濟不再需要奶奶來支撐，文具店就關了。

五年前，奶奶做了眼部手術，眼底黃斑和白內障。但做完一只眼睛后，她堅稱手術失敗，拒絕再做另一只，脾氣也開始變得很暴躁。

身體狀況急轉直下，讓習慣了忙碌的奶奶，總是反思自己“現在看到活都不想干了”。出行也成了困難，往常陪伴奶奶去茶樓的單車，成了掛在嘴邊的那句“不如開單車跳進江里一了百了”。

廣東有燒香祭祖的習慣，現在奶奶說得最多的就是：“在哪里要上多少炷香，教了這么多遍，你們就是學不會，就是不聽，等我死了就沒人拜了。”“這是她現在唯一能找到自己價值的事情，我們不會，只有她會。”

楠戈媽媽抑郁發作，弟弟給她發消息

32歲的楠戈是一名心理咨詢師，從廣東農村到廣州工作。在她的經驗里，中老年女性的精神問題，往往來源于“媽媽”、“兒媳”和“妻子”這幾個身份帶來的創傷。

楠戈的母親今年60歲，2019年抑郁癥發作，后來演變成雙相情感障礙，時而抑郁，時而躁狂。她分析，媽媽的抑郁癥有遺傳基因，又遇上50多歲的關卡，激素斷層，導致了病情發作。“但除此之外，環境中的觸發因素，讓媽媽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有次媽媽躁狂發作，和爸爸吵架，楠戈當中間人，打發走爸爸，拉住了媽媽，讓她留下和自己聊一聊。“一說完，她臉色就委屈起來了，大聲用哭腔跟我細數起早年的歷史。”

80年代的廣東農村注重傳宗接代，生育是已婚女性的“頭號任務”，而楠戈的媽媽結婚七年未孕。“她說有一次，我奶奶拿著掃把追著她打，追了好幾條街，就因為她生不出孩子。有些話甚至不太連貫，但是就這樣跳躍地講。有些事跨了幾十年，她都記得。”

后來，父母領養了楠戈，五年后，又生了弟弟。生育“任務”完成了，但環境對“妻子”角色的嚴苛，沒有就此收手。

楠戈的媽媽是家庭主婦，“但是她更想去工作、去賺錢，有同伴，有價值感。”

在楠戈十幾歲的記憶里，媽媽總是不斷地找著兼職。端午節，村子附近的食品廠要趕粽子，楠戈媽媽就報名。玩具廠、糖果廠、魚罐頭廠，那時周圍的廠，媽媽幾乎都去過。但這遭到了爸爸的反對，因為他期待在回家時，已經有一桌備好的飯菜。

“兒媳”和“妻子”身份帶來的創傷，是楠戈的媽媽最大的痛楚，這并非楠戈身邊的個例。

楠戈發小的媽媽生了四個女兒，沒完成“任務”，就被逼著繼續生。適逢計劃生育剛推行，農村里上門抓人結扎，女人們挺著肚子東躲西藏。而那段屈辱的歷史記憶，演化為如今的焦慮和抑郁。

“她們現在的發病，有一部分或許是對這一段歷史的反映；她們對丈夫的惡劣態度，也可能是一種表達，‘是你造就了我痛苦的命運，所以你也必須承擔一些痛苦’。”

沃琳媽媽出院時的藥物清單

緊急把媽媽送進醫院治療后，沃琳媽媽的狀態有了明顯好轉，三周后出院，現在與沃琳和她五年級的女兒一起，住在杭州的家里。遵醫囑吃藥，早晨七八點起床，早餐過后去小區里遛彎，再去買個菜，回家打掃衛生，開著電視，就這樣度過一天。

問起沃琳覺得最重要的康復因素是什么，沃琳說：“隔絕病因，這很重要。”

沃琳一直知道媽媽有抑郁癥，起初陪媽媽看過寧波當地的醫生，填寫了精神量表，結果是重度抑郁。

沃琳原本以為，讓媽媽留在老家更有利于康復，因為小鎮熟人眾多，出門就能遇見舊友。可是后來她發現，媽媽其實不愿待在熟悉的環境里，擔心被人議論“有病”。

在“自殺”事件前，沃琳讓媽媽留在老家養病

這是沃琳和舅舅的聊天記錄

除此之外，媽媽還容易把不好的消息放在心上。本身老人在家服藥就不規律，親戚們閑聊時，一句無心的“是藥三分毒”，更是讓媽媽自行停了藥，導致病情急劇惡化。

在杭州的醫院時，起初是沃琳的爸爸陪護，媽媽很愿意聽從醫生和護工的建議，但丈夫的嘮叨總讓她煩躁不安。后來沃琳發現這個問題，便讓爸爸回家，改由自己陪護。離開了老家和爸爸，媽媽的情況慢慢穩定了下來。

沃琳告訴我們，父母的性格并不合拍，沒有共同語言和共同的愛好，“我爸喜歡出去旅游、社交，但是我媽是不喜歡的，她喜歡獨處，喜歡把自己關起來。”

但她很聽沃琳的話，“我告訴她，現在這種心理問題是很正常的，就跟普通的感冒咳嗽是一樣的，可以吃藥好的，她就愿意吃藥了。”

沃琳給媽媽做的每日用藥表

楠戈告訴我們，女兒在內的女性成員，往往最先捕捉到身邊同性成員的心理變化，成為她們的情感支柱，同時也承擔了更多情緒勞動和責任壓力。

在楠戈家里，爸爸和弟弟兩位男性角色幾乎無法提供幫助。

她的爸爸只能理解生理病癥。例如在媽媽失眠時，爸爸會拿出安眠藥，給楠戈發消息說“你媽昨晚一晚上不睡，今晚又一晚上不睡，肯定是很難受的”。但心理上的病癥，爸爸總是簡化為“無理取鬧”。

“我媽反復問他‘我是不是瘦了’ ‘我是不是瘋了’，因為抑郁的人會不斷反芻，一反芻就會問身邊人。這些都可以理解為癥狀，不是她本人自己在跟你說話。但這么多年了，我爸還在‘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我耳朵起繭了’。我媽應該習慣了，但她會難受。”

楠戈媽媽的病歷

她形容父母處在一種“對抗關系”里。“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會天天吵架。我印象中，他們唯一很愛很愛的畫面，就是有一次我媽媽的腳受傷了，我爸給她抹藥油，兩個人笑得很開心。大多時候我覺得兩個人都揣著委屈，都覺得對方辜負了自己。”

而楠戈的弟弟作為家里唯一的兒子，肩負著父母厚重的期待，壓力大到出現了社交恐懼和精神性的皮膚病，無法正常工作。去工廠待一天，回家的時候就“整個人都發紅了”。

最后，楠戈成了家里唯一的經濟來源。由于工作繁忙，楠戈很難騰出手來時刻照顧媽媽，所以無法把她接到身邊住。而最好的康復環境，醫院，媽媽抗拒著不愿意去。種種情況加注，楠戈一時難以把媽媽從煎熬的環境里剝離出來。

韓劇《海岸村恰恰恰》

在這樣的情況下，楠戈的小姨，也就是媽媽的小妹，給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持。

小姨經常去看媽媽，兩個人結伴旅游。她還會跟楠戈確認媽媽要吃的藥，轉頭給媽媽介紹每種藥吃了有什么效果，勸她堅持服用。

這樣的聊天和陪伴，在老家為媽媽撐起一張小小的保護網，讓遠在城里工作的楠戈寬心不少。

小麥在意識到奶奶可能出現精神障礙后

因為沒有辦法實質性地做出什么改變，只能和AI傾訴

小麥的奶奶心理出問題之后，家里的每一場團聚都是可以預見的走向：奶奶一停不停地念著不好的事情，小輩們一聲不吭地聽。身邊的大人們不說話，小麥也總覺得別扭。大家似乎都覺得，是奶奶一個人做錯了，只是奶奶老了，變得固執、無理取鬧。

小麥在大學里讀社會工作專業，接受過“心理咨詢實務”相關的培訓，對精神疾病有所了解，但由于還屬于家中小輩，總是沒有很大的話語權。

還是小麥的姑姑首先意識到，奶奶可能是得了抑郁癥，并且和小麥一起計劃帶奶奶去看醫生。

但奶奶“很討厭醫院，非常討厭”，總是堅稱自己沒有問題。加上奶奶只會方言，出于和專業人員的語言壁壘，即使小麥有意帶奶奶去醫院，也無從下手。

SCL-90量表節選

摘自：戴曉陽主編《常用心理量表評估手冊》附錄

“去醫院的話，只能我們替她去溝通。但是她只能通過生理上的反應去描述自己，就算有時候是情緒影響到了生理，她也只會強調生理上的難受，不會覺得心理上是難受的，所以做精神量表也很困難。”

奶奶的話語體系里沒有情感描述，所有情緒只會外化成矛盾和沖突。在小麥家，媽媽是奶奶心中“唯一的外人”，于是媽媽成為了奶奶特定的發泄對象，對她惡語相向。有時候東西找不到了，奶奶就會在大家面前指控媽媽“偷東西”。

而媽媽只是小心地避開，不會和奶奶起沖突。小麥嘆著氣說，媽媽真的很能忍。

大熱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

講述了三代女性的故事

作為心理咨詢師，楠戈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過一則“媽媽抑郁”相關的帖文，評論區里，數百位網友訴說自己相似的經歷和困境，大部分都是家中“女兒”的角色。

楠戈無奈地說，大多數中老年女性的支持系統太弱了，唯一的支撐就是女兒。

“但是女兒自己生活也有很艱難的時候。”楠戈記得有一條留言，女兒想辭職回去陪媽媽，“我想這個太危險了。如果心理上很強悍，這么做還好；但如果自己心理也比較虛弱，而放棄了原本的生活，回去陪媽媽，可能兩個人會更難受。”

結合自身經歷，楠戈提出的建議是，保持自己日常的生活，偶爾接媽媽來自己的世界里看看。

最開始，每次收到爸爸的消息說媽媽發作嚴重，楠戈都會立刻趕回家。后來她意識到，抑郁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無法回回及時響應。

所以，一切要“常態化處理，流程化處理”。

楠戈讓媽媽描述什么叫“熬不過去”，媽媽說就是“想死”。楠戈憑著心理危機干預的職業本能，又問：“你想好怎么死了嗎？什么時候死？”媽媽不說話，只是尷尬地笑笑。于是楠戈一再追問，查看她的自殺危機程度：如果只是一個念頭，相對比較輕微；但如果有具體的自殺嘗試和計劃，那便是中高度風險。（以上判斷方式，請交由專業人士操作）

有一次，媽媽又說自己熬不過去，但楠戈手頭恰好有個咨詢個案要接。她通知弟弟先掛號，離最快就診的時間還有三天，她正好可以處理完手頭的咨詢。兩天后，楠戈上午完成工作，下午就趕回了家，第二天和弟弟一起陪著媽媽去醫院。

“其實那時候，我自己內心也挺煎熬的，我在想，如果不及時地回去，我媽這一次會不會真的走了？那兩天里，我一直催眠自己，如果媽媽真的要自殺，那她大概率這個時候已經喝藥油了；如果她真的有那么強烈的欲望，那她已經做了。”

回去之后，楠戈說自己立刻進入了“職業狀態”，不再只是單純地回家。她陪媽媽看病、吃藥、做情緒安撫，當天又回廣州上班。

韓劇《請回答1988》

豹子女士感嘆更年期有女兒陪伴就好了

媽媽患病后，母女間的身份關系有了微妙的變化，后來的相處中，楠戈都不能再無所顧忌地以女兒身份出現。

她抱怨過，抱怨自己為什么總在無窮無盡的責任里。她說，作為心理咨詢師，她也是需要咨詢師的。

但在十數年的心理學滲透之后，楠戈有了“分離”的想法，一部分是自我的分離，即把長期的痛苦和負擔先放一邊，享受即使只是暫時的快樂。

“史鐵生說，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痛苦一定會來，你不用擔心，它一定會來的。現在要進入黑夜了，是吧？但是白天一定會到來，那白天到來的時候，我就過我的白天生活；等夜晚到來，我就過我的夜晚生活，這是人生的常態。”

沃琳在杭州家中給媽媽買了廣場舞機

媽媽不喜歡出門社交，可以自己在家跳舞

這樣的母女身份轉變與常態化，也是沃琳正在經歷的。媽媽的病情穩定后，變成了沃琳口中的“老小孩”。

沃琳還記得小時候，媽媽總會說“女兒要讀書、要學習”，停掉手上有干擾的娛樂活動；而現在，媽媽逐漸回歸了孩童思維，以自我需求為優先和唯一。每天晚上，媽媽在家里看電視，但沃琳需要學東西、考證書，把電視聲音調輕一點點，是她最大的讓步。

“那也沒有辦法，自己媽媽呀，只能習慣這種生活，就是老小孩，跟小孩子一樣。我女兒五年級，她們倆有時候互相掐一架，所以我家里就是兩個小孩，”說到最后，沃琳自己笑了兩聲。

她坦誠地說，最開始接媽媽來是有顧慮的，因為自己更習慣獨處，畢業后的十幾年里，她一直住在外面，也曾恐懼有外力打破自己生活的秩序感。

“但現在已經習慣了，對，什么都會習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