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5位國民黨將領因罪行深重且拒不悔改，被判處死刑并執行。這5個人分別是楊海清、鄧子超、張國勛、張卓和陸蔭楫。他們都是解放戰爭中與解放軍作戰的高級軍官，戰敗被俘后送進功德林接受改造。可惜，他們在監獄里不僅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搞暴亂、想越獄，最終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先說說功德林這地方。功德林在北京西城區德勝門外，原先是清朝的“京師習藝所”，1905年建的，算是中國最早的勞動改造監獄。那時候的想法是讓犯人學點手藝，改過自新。到了民國，它改名叫“京師第二監獄”，后來又叫“河北第二監獄”。國民黨當家時，這兒關過不少政治犯，比如我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就是在這兒被殺害的，留下了一段沉重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功德林被公安部接管，改成“北京戰犯管理所”，專門用來關押和改造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和戰犯。這地方的管理挺嚴格，軍事化操作，但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意思是通過教育和勞動，讓這些戰犯明白自己的錯，重新做人。里頭有學習班、勞動場所，連醫療設施都配齊了，條件不算苛刻。改造的目標不是整死人，而是讓他們認罪悔改，為新社會出力。

這5位被處決的將領，都是國民黨軍中的大人物，解放戰爭里跟解放軍對著干，罪行不輕。下面一個一個來說說他們的背景和干過的壞事。

楊海清，1890年出生，湖南長沙人，家里窮，小時候種過地，后來跑去當兵。他投奔湘軍，打仗挺猛，慢慢爬到中將的位置。北伐時，他跟著唐生智混，打了不少勝仗。抗戰期間，他在湘北跟日軍干過幾仗，比如長沙外圍的防御戰，但他的部隊紀律爛得要命，搶老百姓東西是家常便飯，湘西那邊的人提起他就咬牙切齒。

到了解放戰爭，他帶著地方部隊在湘西跟解放軍作戰，心狠手辣，被俘的解放軍戰士和革命群眾經常被他下令殺掉，血債累累。1949年，他在衡陽打輸了，帶著殘部躲到鄉下，想藏起來，結果被村民舉報，抓到功德林。

鄧子超，1899年出生，江西石城人，家里有點錢，從小讀書挺聰明。1924年，他考進黃埔軍校一期，跟著一幫人東征陳炯明，打得不錯。北伐時，他從排長升到團長，中原大戰時指揮得好，蔣介石看上他，提拔成少將。

抗戰時，他在江西廬山抗擊日軍，部隊損失慘重，但他守住了陣地。解放戰爭，他當了江西保安司令，專門鎮壓革命力量，殺了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手上沾滿了血。1949年贛州解放，他想跑沒跑成，被解放軍抓住，送進功德林。

張國勛，1894年出生，貴州綏陽人，家里是武術世家，1916年進了貴州陸軍講武學校。畢業后加入黔軍，打過軍閥混戰。北伐時，他跟著王天培，干到參謀長。抗戰爆發，他在淞滬會戰中帶兵打仗，右眼被流彈打瞎，人稱“獨目將軍”。長沙保衛戰，他守外圍，得了蔣介石的表揚。抗戰后，他跟軍統的毛人鳳混一塊，迫害了不少革命人士。解放戰爭末期，他在西南搞游擊戰，沒搞成，被俘送到功德林。

張卓，1892年出生，貴州臺江人，家里窮，辛亥革命后考進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后進了云南講武堂。他嘴皮子厲害，很會拉關系，深得桂系軍閥信任。北伐時，他帶滇軍打仗，蔣介石看他順眼，提他當中將。抗戰時，他在潼關跟日軍作戰，收復過幾個地方，但潼關戰役打輸了，部隊全垮。解放戰爭，他投靠胡宗南，1948年戰敗后逃到貴陽，組織反共武裝。1949年，他在遵義燒了證件想跑，被群眾舉報，抓進功德林。

陸蔭楫，1888年出生，貴州貴陽人，保定軍校一期畢業，跟白崇禧是同學。早年加入滇軍，北伐時配合蔣介石，混到少將。抗戰時，他在桂系軍中指揮作戰，拿過抗戰勝利勛章。解放戰爭，他跟著白崇禧在廣西跟解放軍打，屠殺平民的事沒少干，心狠手辣。1949年，他想逃到越南，路上被抓，押到功德林。這家伙在戰犯里有點名氣，但罪行太多，沒人敢替他說話。

1949年底，功德林正式開始改造工作，上百個國民黨將領被關在這兒。監獄是老廟改的，墻上斑斑駁駁，院子里風挺大，但生活條件還行。每天早上點名，學政策，白天干活，晚上開會討論，日子過得有條有理。干警們態度硬但不缺耐心，想讓這些戰犯醒悟過來，別再死扛著。

可這5個人完全不配合。楊海清干活時偷懶，糧食麻袋隨便摔，糧食灑一地，還小聲罵新政權。鄧子超更過分，1950年春天一個夜里，他偷偷藏了鐵片，想撬門跑出去，結果被看守逮個正著，還罵罵咧咧。張國勛和張卓倆人暗地里串聯，散布謠言，說什么“國民黨馬上反攻回來”，鼓動其他人跟干警對著干。陸蔭楫最倔，勞動不干，學習不聽，有次還當眾撕了學習材料，罵干警是“泥腿子”。

干警警告了好幾次，他們當耳旁風。到了1950年夏天，情報說他們幾個密謀暴亂，想夜里襲擊看守，搶武器跑出去。這下徹底把底線踩爛了。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社會還不穩，反革命活動得壓下去。中央決定，對罪大惡極還不悔改的，絕不手軟。

1950年冬天，功德林里開了審判會，寒風吹得院子直響，別的戰犯都站著旁聽。干警念罪狀時，楊海清低頭不吭聲，鄧子超臉都扭曲了，張國勛攥拳頭，張卓眼神發空，陸蔭楫冷笑。判決書列了他們的罪：屠殺革命者、壓迫老百姓、破壞改造。最終，5個都被判死刑，當場執行。

處決在功德林外頭一塊空地上，天冷得地面都結冰了，周圍拉了警戒線。槍響幾下，干脆利落，他們的命就沒了。這事兒一出，其他戰犯都老實了不少，改造工作也好推了。

這5人被干掉后，功德林的改造工作上了正軌。管理所還是那套方針，教育加勞動，慢慢讓大多數戰犯變了樣。每天早上喊口號、唱歌，精神頭都不一樣了。教室里學政策，抄報紙，討論國家建設；干活時搬磚種菜，汗水滴下來，多少明白了點勞動的意義。醫療隊還給有病的配藥，生活上盡量照顧。

比如杜聿明，剛進來的時候想死，褲子里藏安眠藥。管理所給他弄了個石膏床治脊椎炎，還給牛奶雞蛋補身子。1950年抗美援朝打起來，他看報紙知道志愿軍把美軍打得滿地找牙，心態就變了，主動當小組長，講改造心得，說起解放軍都帶勁。黃維也差不多，開始硬得很，后來得了肺結核，管理所從香港買鏈霉素給他治，三年的困難時期還給他單間和營養餐，他感動得不行，開始抄文件、干活，成了改造的標兵。

其他像宋希濂、王耀武這些人，也都放下架子，學得認真，干活積極。管理所還組織他們看新中國建設的紀錄片，去工廠農村轉轉，感受國家的變化。到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單出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30個表現好的，走了出去，陽光照身上，跟新生似的。后來不少人當了政協委員或者文史專員，給國家出力。

功德林的改造模式成了新中國的樣板，不光救了人，還體現了新政權的氣度。干警們用耐心和智慧，把戰犯的敵意化解了，挺了不起。那地方現在變成居民小區了，老墻都沒了，但歷史還在那兒擺著，忘不了。

楊海清、鄧子超、張國勛、張卓、陸蔭楫這5個家伙，1950年冬天就這么完了。他們干的壞事太多，又不悔改，活該沒好下場。他們的故事是功德林歷史里的警鐘，告訴后人：作惡得受罰，悔改才有路。

1950年功德林這5個將領被處決的事，是新中國處理戰犯的一個小片段。他們罪行重，死硬到底，落得這個結果。而功德林的改造工作，救回了大多數人，讓他們為新社會做了貢獻。這事兒既體現了新中國的人道，也留下了教訓，值得咱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