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點，當我拋開‘明星黃子韜’三個字的時候，當所有人提起朵薇的時候，黃子韜不再是一個明星，而是一個真的企業家。”黃子韜在自己創辦的衛生巾品牌朵薇的發布會上如是說道。

明星轉型企業家在內娛早已不是新鮮事。從任泉、李亞鵬等明星選擇投資入局的1.0時代，到陳赫、薛之謙等明星打造餐飲IP的2.0時代，明星都在嘗試借助自身影響力，在消費市場立足，開辟自己的商業疆域。

但彼時的明星更多只是作為某種消費符號而存在，盡管也是出資人之一，不過參與程度相對有限，很難與尋常“企業家”的概念相提并論。

而隨著直播帶貨的興起，明星與消費市場的距離被進一步拉近。以黃子韜為代表的3.0時代的“企業家”明星們，其商業觸角深入到了產業鏈核心，他們不再滿足于單純的投資者身份，而是想要成為行業的參與者。

可是，難以忽視的一點在于，黃子韜創業選擇的產品是衛生巾。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女性產品，過往男明星基于代言、帶貨等場景在女性用品上翻車的案例不勝枚舉。黃子韜下場，雖然在身份反差和流量效應疊加的催化作用下，有了足夠的關注度，但同時也必然會招致同等程度的質疑——男明星真的能懂女人嗎？男明星真的安好心了嗎？

無論朵薇的未來發展如何，衛生巾產業的確需要更多被放在明面上的關注。黃子韜最大的貢獻不是制造一片片衛生巾，而是說出衛生巾。

男明星與女性生意

男明星與女性消費的關系有一個明顯的嬗變過程。

1996年木村拓哉轟動性的Kanebo口紅廣告被視為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顛覆性別消費的一次先鋒表達，這次合作進一步賦予“口紅”這個產品廣義性表達，即口紅不再被框定為女性專屬，而是升華為一種超越性別的美學符號。

而在此前的傳統觀念中，性別消費有著明顯的區隔，除了剃須刀、衛生巾這類特定的產品外，數碼產品、汽車等商品被視為男性領域，美妝、箱包等商品則指被默認為女性專屬。當品牌希望尋找更多市場容量，以及賦予品牌更獨特的市場定位時，商品的性別邊界就會變得模糊，代言人的選擇是品牌轉型最直觀的商業信號。

這種模糊的商品性別定位，無形中也擴大了明星的商業價值，對于男明星而言，他們更是破除了代言女性產品的“恥感”。

尤其流量經濟的崛起，讓單一的男色審美轉變為了多元的男色消費。不少頂流男明星有著大量穩定且消費力強的粉絲群體，其中女性占大多數，這種明晰的用戶群體，基于現實層面的轉化率考慮，對品牌方而言具有商業價值，于是，越來越多的品牌方選擇邀請男明星代言口紅、面膜、護膚品等女性屬性明顯的產品。

張藝興、易烊千璽、肖戰、楊洋等頂流男星都代言過高端美妝產品，意味著男明星與女性產品之間的相關性變得越來越強，并成為了一種市場常態。甚至，這種合作模式范圍拓展到了特定女性用品，比如，汪東城代言衛生巾自由點、李誕代言女性內衣品牌Ubras。

在這種情況下，黃子韜大舉進軍衛生巾產業，可謂是男星踏足女性消費市場的又一次進階。如果說代言只是一種品牌意識的形象化表達，那么參與制作則關乎整個產品的質量、銷售等全產業鏈的把控。

所以，之前被模糊化的男性身份再次被提到了臺前，畢竟，這不再單單是消費問題，一個客觀現實擺在眼前：男性想象的需求與女性的實際需求并不相同，如何確保男性對女性產品的現實理解？

雖然在結婚之后，黃子韜和徐藝洋有了更強的商業綁定關系，或許也正是基于這一前提，才讓黃子韜有了進軍女性用品市場的“底氣”，可是，黃子韜與徐藝洋不只是夫妻，也是兩個獨立的個體。當個體身份總在讓渡于夫妻身份時，很難為當下普遍的個體主義觀念所容，遲早爆雷。

在朵薇的發布會現場，黃子韜說，“我有見過我老婆量大的時候，有的時候會在地上，我會去親手擦掉那些血的。”同樣的話在后來直播間帶貨衛生巾時他又提到了一次。而很明顯，從當下的反應來看，徐藝洋是并不接受他私自向外傳遞個人隱私的。

消除月經羞恥是必要的，明星也不應以公共場合談論月經為恥，但尊重個體意愿是前提。黃子韜的性別身份，在他出師未捷之時，就已經昭示出了未來在品牌宣傳方面將會持續存在的隱患。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同樣涉足衛生巾領域的女演員安悅溪，雖然其流量熱度不如黃子韜，但是性別身份的同一性，讓她所遭受的質疑聲浪并沒有那么洶涌。

不過，安悅溪的女性身份并沒有讓其高枕無憂地躲過外界審判，其明星的跨界身份，也讓外界對其專業性表示懷疑。安悅溪宣稱自己主理的衛生巾“素晴星空”的“悅系列”是由AI設計，這種標簽看似創新大膽，但并未有現實數據和研發科技的支撐，因此也并未收獲大眾絕對的信任。

所以，即便拋開性別身份，明星一旦踏入“企業家”這個身份，其專業性就成了衡量其成功與否的首要標準。

“企業家”明星的3.0時代

明星不斷向“企業家”身份靠攏，已成為業內普遍認可的發展路徑。這一轉型的本質需求在于，大環境影視資源有限，明星只能通過拓展商業版圖，實現收入多元化。然而，隨著明星商業認知的深入，以及媒介環境的變化，他們的“企業家”敘事各有不同階段。

早期，以任泉、李亞鵬為代表的明星主要采取資本運作的方式切入商業領域。2014年，任泉聯合李冰冰、黃曉明創立Star VC，專注于科技和消費領域的股權投資，先后投資了秒拍、韓都衣舍等知名項目。而李亞鵬則更傾向于實體投資，先后涉足影視文化、地產開發等多個領域，其投資的麗江雪山藝術小鎮項目曾引發廣泛關注。

這一階段的明星更多扮演財務投資者的角色，依靠個人積累的資本和圈內資源進行布局，但由于他們行業理解有限，使得這種單一性投資具有更高風險性。李亞鵬涉足文旅、白酒、茶葉等多個商業領域，但因為產業意識不夠，投資均以失敗而告終。

隨著市場演變，明星投資涉獵產品不再聚焦于宏觀的商業投資，而是傾向于個體經營，這也使得明星創業呈現出更鮮明的IP化和專業化特征。比如，陳赫創辦的”賢合莊”火鍋連鎖品牌，薛之謙的”上上謙”串串香，還有余文樂、白敬亭等明星的潮牌，都是將個人形象與業態深度綁定的典型案例。

與1.0時代不同，明星不僅投入資金，更直接參與品牌建設和營銷推廣，利用自身流量為實體業務導流。而實體業務本身，也給他們的粉絲群體提供了實在的消費場域，讓明星的商業價值能夠更深度地被挖掘。

不過，即便是明星創立品牌，大多情況下也是“甩手掌柜”，對供應鏈和日常經營的參與度有限。這就導致，一旦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對明星來說并不可控，而代價卻慘重。

前不久，白敬亭創立的品牌“GOODBAI”旗下的衛衣，有消費者反映衣服膠印印在了汽車座椅靠背上，引發了大眾對于產品質量的討論，相關話題也迅速登上熱搜。這種品牌危機的內核，進一步凸顯了明星在產業鏈上的弱勢。

直播電商的興起，讓明星在產業渠道上逐漸建立起了優勢。日常帶貨時，明星比以往需要更加熟悉產品特性，進行專業講解，同時他們接觸到的不再只是產品的商務品牌方，而是市場銷售等渠道代表。

觀察黃子韜之前的直播帶貨經歷不難看出，他直播間涵蓋了美妝、日用、食品等多個品類，其中美妝曾是他的主推產品，這些經歷都為他之后有機會參與到產品研發和供應鏈管理奠定了基礎。

深度創辦一個品牌，需要組建專業團隊，搭建供應鏈體系，甚至建立自己的生產基地，這才是真正的商業運營。在朵薇發布會上，黃子韜介紹，朵薇總投資達到了2.75億，工廠3條全自動生產線，生產線保證24小時實時監控，都可看出他在向實業領域深度拓展。

這種轉變另一方面反映了明星對商業認知的深化，他們希望在消費領域尋求更穩定的變現渠道，也意味著“企業家”明星的成長路徑邁入了3.0階段。

明星從旁觀者，真正成為了入局者，但商海浩瀚，其中的波瀾讓身經百戰的企業家們都時刻面臨觸礁可能，對于有著更多名氣光環的明星群體來說，其風險更大。

讓入局者成為“攪局者”

在朵薇發布會上，黃子韜提到，“對我們來說，這是賭上了所有的未來，所有的信譽和所有的一切，我不允許這個事情發生任何不好，這是一種責任。”這番表態直指明星轉型企業家的核心命題，即品牌信任的建立與維護。

明星一旦成為實業經營者，其責任邊界就發生了本質性擴展。代言層面和品牌主理時，明星只為品牌調性負責，涉足全產業鏈后，演變為對產品品質、供應鏈管理、售后服務等全方位的負責，任何細節的現實問題都可能摧毀明星運營已久的公眾形象，并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這種公眾形象與企業形象的深度綁定，放大了“企業家”明星的運營風險。黃子韜在宣布做衛生巾之后，其社交平臺就掉粉46萬，輿論場隨即掀起從制作工藝到營銷過度的全方位討論。

站在消費者角度來說，這種“集中炮火”地關注，反倒是一件好事。黃子韜做衛生巾事件的高關注度，推動了公眾對于衛生巾質量問題的持續關注，形成強大的公眾監督力量，倒逼整個行業的進步。

而對于黃子韜來說，這種關注也免除了一家企業在產品推廣過程中所需的營銷成本，粉絲群可以快速轉化為第一批消費者，省去了傳統企業的獲客投入。

然而，長期浸潤在內娛營銷思維模式中的明星，始終欠缺企業家的商業視角。在產品推廣過程中，他們無法從“聚光燈”下自如地跳脫出來，個人魅力長久置于產品價值之前，忽視了企業公信力的根基。

一般來說，扎實的數據支撐以及亮眼的科技創新是企業對外宣傳重點，這種“干貨”是外界認可其行業價值的關鍵所在。然而，回顧朵薇整場發布會，并沒有披露之前試用品回訪調查的相關硬性數據，面對網絡上“代工生產”等實質性質疑，發布會更多是采用初心與決心進行回應，未能提供更多硬核佐證。

專業能力的缺失，暴露了明星轉型的企業家弱勢所在，潛藏的危機隨時可能掀翻他們的創業宏圖。不過，時刻走鋼絲的危機風險，讓再堅固的粉圈也無法保證明星可以全身而退，全民關注下，明星必須拾起與自己名氣相匹配的社會價值。當創業進入深水區，明星必須打破更多的短視思維，走向長期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