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編不異地，異地不鄉鎮”一直是眾多考編人心中的鐵律。但隨著考編人數逐年上升，難度增大，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探索“異地上岸”（考生參加編制考試并最終在非戶籍所在地或非原居住城市被成功錄取）的可能性。

2024年國考過審人數達303.3萬人，計劃招錄3.96萬人，平均競爭比約為77:1。其中國家統計局寧夏調查總隊的一個崗位成為最熱職位，報錄比達到3572:1。

西藏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林芝邊境管理支隊和國家統計局青海調查總隊果洛調查隊各招錄1人，報名人數均超過600人。

這些偏遠地區的崗位往往條件門檻較低、限制少，又隸屬于中央直屬單位或熱門部門，吸引大量考生“報穩崗、搏上岸”。而如果能成功上岸，則意味著他們需要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

對于選擇異地考編的人來說，編制所承載的不只是工作崗位，更是一種被社會認同的“穩定”。他們中有人被新政策吸引，有人因裁員倉促入職，有人為了保住應屆身份，還有人在父母“早點安定”的期許中默默報了名。他們想：先上岸再說，大不了以后再考回來。

幻想中的編制生活意味著規律與保障，但現實很快擊碎這層濾鏡。交通不便、節假值班、語言障礙、借調加班和明顯的晉升天花板……在這些偏遠或次級城市的體制內崗位上，年輕人試圖適應，卻也時常感到虛無。

我們采訪到3位異地上岸成功的人，請他們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但這不是一場關于成功的故事，上岸不意味著結束，他們在異地落腳，也在現實中不斷衡量，是否應該重新起航。

異地上岸，計劃之外的“退而求其次”

來自西安的陳潛，本碩主修會計。這是一個標準明確、準入門檻清晰的行業，卻也因此成為“內卷”重災區。

本科畢業后，陳潛選擇考研提升自身競爭力。第一年，他瞄準了上海某所985高校，最終沒能如愿。第二年，陳潛轉向了新疆大學——這所“雙一流”高校雖然地理位置偏遠，但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更符合他“優先上岸”的現實判斷。當時，他并沒有打算在新疆長留，讀研只是過渡，為將來考編做準備。

研三那年，陳潛開始奔赴全國各地巡考，首選北京、上海、江蘇這樣的城市——經濟發達，崗位充裕，離家也近，是多數考生的理想去向。

電視劇《縣委大院》劇照

然而在更發達的城市，考公的競爭也更加激烈。2024年，陳潛畢業時，新疆選調首次將新疆大學納入選拔范圍，陳潛抱著“多一次機會”的心態報了名。幾個月后，他順利上岸，落腳新疆。

徐楠選擇異地編則是因為職業生涯的轉折。她原本在一家國企就職，卻在入職不到一個月遭遇裁員。回家待業三個月后，她始終未能找到合適崗位。那段時間，她的焦慮像一團不斷膨脹的霧，在每一個刷新頁面的空白中彌漫。

偶然一次，她看到廣西某小縣城在招事業編，屬于人才引進，無需筆試僅需面試。“那時候真的只是想盡快有份工作。”最終徐楠通過面試，得到了這份編制內的職位。

與徐楠類似，大多數人選擇偏遠異地編的原因都是“先上岸再說”。

莫敏目前是廣東清遠某部門的事業編人員，也是通過人才引進渠道入職。

莫敏坦言，這更像是一種“被動的選擇”。莫敏本碩學習藝術，能選擇的崗位極少。她曾反復沖擊廣州的編制，連考兩年，筆試穩定進面，面試總差臨門一腳。最終，她只能在清遠找到一絲“上岸”的空隙。

名單公布那天，莫敏看見自己的名字，沒有激動，也沒有雀躍，只是長長地松了口氣：“至少這半年不用再碰考試了。”

回顧當初的選擇，他們都意識到自己的考慮并不全面。

在決定赴新疆工作的過程中，陳潛主要基于兩點考慮：一是他在新疆大學求學期間建立了良好的人脈關系；二是該崗位屬于行政編制，具有更明確的晉升路徑和穩定性。

陳潛在備考路上

他曾在江蘇事業編和這一崗位之間反復權衡，甚至到入職前的十多天仍未做出決定。但最后考慮到升遷體系，他還是選擇了新疆的公務編。他想，反正入職之后也能常常回家探親。

然而體制內崗位節假日常需值班，剩余假期也要被往返路程占據。像莫敏每次的返鄉之路尤為復雜，她得先到市區，再轉車回家，過程繁瑣。莫敏雖在廣州周邊的清遠工作，但每次回家來回得5個小時，路上體力消耗大，最初想象的每周往返更加難以做到。

上岸之后，體制內的考驗永無止境

上岸只是起點，體制內的真正考驗沒有明確的終點線，只有不斷延伸的賽道。

莫敏最初的落差感來自實際工作內容與預期的偏差。

“崗位名稱并不重要，”她說，“真正的分工往往要重新劃分。”

在體制內，不同部門的新員工往往都會經歷輪崗，所承擔的任務與最初的招聘崗位可能毫無關系。而在實際調配中，年輕人會被分派至關鍵崗位，承擔更多壓力。

莫敏常被借調至其他單位，工作節奏隨之加快。在一些特殊部門，加班成為常態，晚八點甚至十點下班的情況屢見不鮮。對比在本地有家庭的同事，她也更容易被安排出差。

莫敏于出差路上拍攝

借調期間，莫敏需迅速適應陌生的工作環境，與不熟悉的同事協作，承擔起不同部門的職責。 這種頻繁的調動對人際交往和專業能力都是挑戰。

陳潛入職后同樣發現，這里的工作強度遠超預期。他的工作，從早晨10點的會議開始，經常持續到深夜11點。自8月入職以來，周末加班已成常態，節假日也不可避免。

陳潛領導覺得他“家不在這兒，朋友也不多”，不像本地同事那樣需要看孩子、接送上學、照料老人。請假時，每次領導多問幾句，陳潛便覺得難以啟齒。他只是想陪伴家人，理由卻不能寫得太直白。

其次，是比較實際的薪資待遇問題。在外界普遍對體制內福利優渥的渲染下，許多體制內新人入職后都難免遭遇落差。

陳潛的單位配備了良好的宿舍和餐廳，但原本提供的低價房和房補福利已被取消。

電視劇《山海情》劇照

徐楠在入職前通過社交平臺聯系了前一年的新員工，得知工資為每月2000元。

她原以為這是底薪，未包含績效，實際收入應在4000至5000元之間。但在入職后發現，實際收入確實只有2000元左右。

人才引進政策本承諾提供幾萬的補貼，每月還會有生活和住房補貼。但實際上生活補貼至少半年才發一次。至于住房補貼，只有在買房后才能使用，這意味著徐楠必須在這里安家，才能真正受益。

莫敏也很快發現，急切想要上岸的心情，讓她忽略了偏遠地區在職業發展上的局限性。

莫敏家鄉廣州作為副省級城市，基層街道已經是正處級單位，如果能進入區級或市級單位發展空間更大，研究生可能會給到四級主任科員（副科級）的級別。

相比之下，清遠的天花板則較低，正科級就是單位的一把手。莫敏聽說，從股長跨越到副科級很難，大多數人如果沒有很好機遇，可能就停滯在股長這一級別。

困在圍城里的“異地編”

對考上異地編制的年輕人而言，孤獨感逐漸成為常態。

陳潛起初以為，同事間能像大學時期的同學那樣相處，工作之外還能一同出行、聚餐。但現實是辦公室里年齡層跨度大，從80后到00后，大家分屬不同生活階段。一旦假期來臨，同事們更傾向于各自安排，很少主動聚在一起。

莫敏與同事關系不錯，但聯系也不算頻繁。她放假時更傾向于一個人靜靜地待著，畢竟“上班已經很累了”。相較于廣州的繁華，清遠的文化娛樂活動并不多。

在廣州時，莫敏與朋友可以隨時相約去看一場展覽或音樂會，找到有趣的活動，但獨自生活在清遠，她常常陷入一種內耗狀態：明明閑著，卻什么都不想做，哪怕是看一集電視劇、讀一段小說，都覺得費勁。

清遠江邊，莫敏偶爾周末會去走走

徐楠性格內向，對同事的聚會和交往不太熱衷。但更令她感到不適的，是某些同時令人難以招架的“親密”與冒犯。

入職不久，她就數次被卷入婚姻相關的話題。有領導半開玩笑地對她說，“你和那個誰結婚好了，家離得近，正好可以一起回去。”當時她甚至還沒認全辦公室里的所有人。

有上級直言，“趕緊結婚，結了就跑不掉了”，還舉例說，前一年入職的一位女同事離職是因為“養不起家”，語氣中透著一種“你最好別學她”的暗示。

最令她震驚的一次，是一位平時無交流的年長男同事突然走到她工位，對她說：“你要趕緊結婚。我們單位女的三十多歲了都只能找二婚男了，再不挑就沒人要。”她記得自己跟那人連微信都沒加過。這些評論讓她感覺自己的邊界被入侵。

此外，在工作實踐中，他們普遍意識到一個現實：許多事情必須“先服從”。

對徐楠而言，語言也成了某種“必須服從”的存在。她不懂本地方言，開會和打電話時常有一半內容聽不明白。打電話她還可以委婉請求對方改用普通話，但在會議場合中，語言由領導主導，她沒有話語權。

電視劇《縣委大院》劇照

更難的是會議記錄。語音軟件識別不了方言，她只能靠半懂不懂的直覺記錄，記不下的部分事后一一去問其他同事。

努力適應并不意味著能真正融入。徐楠自認一直在配合和服從，盡量做好本職工作，也愿意幫襯他人。但現實中，她常常被牽扯進一種說不清的虛無感中。

有一次，她自己的工作剛做完，就被同事叫去支援對方的材料整理。加班到晚上八點半時，整層樓只剩下她和同事兩人。那份工作并不復雜，不過是將資料填進表格，而讓她介懷的，是這項任務原本就由對方負責，卻拖延了一個星期，在最后時刻轉給她“補鍋”。更令她沮喪的是，那份表格在所謂的“加急”之下，到了下周一也并未按時提交。

這樣的經歷她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任務瑣碎、指令模糊、節點虛設，辛苦和投入最終難以指向清晰的意義。這種被動而反復的“努力”，讓她感覺毫無意義。

在長時間的壓抑和消耗中，“異地編”們反復思考是否還有“離開”的可能。

莫敏一直沒有放棄回廣州的念頭，今年她仍在備考省考。按規定，事業編并不限制報考公務員，如果考上，單位也會放人。但如果想考回廣州的事業編崗位，就要看原單位是否同意放行。此外，她當前仍處于人才引進的服務期內，調動受限。

陳潛也想過要走，只是現實難度太大。異地報考的不確定性，以及原單位是否松口，都成了實際障礙。今年3月30日，上海有一場事業編考試，他看到了崗位卻沒法去。崗位的錄取比為30:1，而在日常工作之余，他幾乎沒有系統復習的時間。

期待另一種生活來臨

選擇異地編制，并不是一次臨時的決定，而是緩慢沉淀后的結果。很多時候，這種選擇是被推著走出來的。

對陳潛來說，這種選擇幾乎是一種延續。他的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從小耳濡目染之下，他將“編制”視為一種最被認可的生活路徑。他從未認真考慮過進入私企——在他的認知中，那是一個缺乏保障、不被傳統價值體系充分承認的職業選項。

最初，莫敏并不屬于“體制內”那一類人。

本科畢業時，莫敏班上三分之二選擇了考研或出國，沒人把“考公”當成目標。她也曾嘗試在專業路徑中找機會——本科畢業后去了北京，在一家編劇工作室工作。

工作室設在郊區，老板包吃包住，每天創作、開會、就餐、回宿舍，全在幾步路內完成。最初大家不坐班，后來要求坐班，保持“機動”狀態，隨時待命，“像站崗的士兵”。

那時她住在北京昌平，每次見朋友都要花兩個小時趕路，日復一日的高強度工作耗盡了她的熱情。一年后，她意識到自己“不能再漂下去了”。

回廣州沒有合適的對口工作，她索性選擇“重開”——通過考研重啟路徑，一方面可以保留應屆身份，一方面為將來進入穩定體制做準備。她仍寫小說，但也明白，如果一旦把創作變成職業，厭倦可能也會隨之而來。

上岸之后，徐楠跟家人抱怨過自己微薄的收入。可她得到的回應是：“畢業不都這樣？大家都這么過來的。”在家人看來，這種起薪再正常不過，甚至覺得她“就該拿這么多”。

清遠老街改造后的“起風里”

“體面”成了家人眼中更重要的指標。她是“人才引進”，掛著光鮮的頭銜，逢年過節親戚總夸她“以后肯定當領導”。她說加班，家人說“多加點好，領導看在眼里”，仿佛她的辛苦可以自動轉化為晉升的砝碼。她委屈極了，但全世界仿佛沒有一個人能理解她的不甘。

徐楠越來越清楚這份工作并不能讓她成長。寫材料更像格式化的拼圖，一個數據可以出現在幾十份文件里，她每天大多數時間都花在打電話、收材料、填報表這些機械性事務上。

她動過換路的念頭，想過考研，也想過考公。但重來一次，又會有什么變化嗎？

這些異地上岸的年輕人們都不后悔曾經選擇異地編的決定，深知在當下能夠有一份穩定工作已實屬不易。但也不斷地向外張望，期待著另一種生活的來臨。

莫敏的父母并不強求她回廣州，只希望她盡快安定下來。她也承認，自己遲遲沒有買房，是因為還沒有真正下定決心要留在這里，“買房很容易，但要是將來不想待了，賣出去很難。”

莫敏的一個普通下班日

莫敏知道，在廣州工作的朋友壓力更大，很多人加班更加頻繁。但她不可避免地羨慕：那是一個她更加喜歡和熟悉的城市，生活狀態和精神空間都更豐富。

莫敏給自己設了一個期限，明年再試一次，“如果還沒轉出去，可能我就會接受這里了。”

“先過著吧，”莫敏說，“未來的事，以后再想。”

而這句話，也是當年她選擇異地上岸時，對自己說過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