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的核心機制，自隋唐創立至清末廢除，歷時1300余年，既承載著寒門士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也因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催生出形形色色的作弊手段。這些舞弊行為與朝廷的反制措施，共同構成了古代科舉史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史。本文將從作弊手段與防弊制度兩方面，還原這一歷史畫卷。

一、夾帶與反夾帶：微型典籍的“暗戰”

夾帶是科舉中最常見的作弊方式之一。考生將經典典籍或答案以縮印、密寫的形式藏入衣物、文具甚至食物中帶入考場。唐代科舉以“貼經”“墨義”為主，要求默寫經書段落，考生便利用夾帶應付考題。清代更發展出極致的微型書冊，如南京江南貢院收藏的《增廣四書備旨》，書長僅6.5厘米，卻完整收錄《大學》《中庸》《論語》及注釋，字如蟻頭卻清晰可辨，足見古代印刷技術的精妙。

為應對夾帶，歷代朝廷采取嚴苛搜查措施。唐代考場設兵衛把守，宋代推行“沐浴更衣”制度，要求考生脫衣沐浴后換上統一禮服入場，以杜絕夾藏。清代進一步細化規定，限制考生攜帶物品的尺寸與材質，如硯臺、木炭、糕點均需符合規格，并派兵逐人搜查，甚至拆解鞋底、衣縫。然而，仍有考生將作弊資料藏于號舍瓦片或墻土中，待入場后取用，足見夾帶與搜查的攻防從未停歇。

二、替考與身份核查：從“槍手”到“準考證”

替考現象在唐代已十分猖獗。晚唐詩人溫庭筠以“救人”聞名，常偽裝成其他考生入場代寫答卷，甚至“一席代四人”，足見考場管理漏洞。宋代替考產業鏈成熟，五兩銀子即可雇“槍手”，而清代冒名頂替更催生出“冒籍”現象——考生冒用偏遠地區戶籍應試，以規避競爭激烈省份的錄取難度。清末狀元張謇早年便因冒籍如皋考中秀才，后遭官府追查，險毀前程。

針對替考，宋代首創“浮票”制度，即早期準考證，注明考生姓名、外貌特征，入場時需核對身份；清代“院試卷結票”更要求填寫三代親屬及鄰里信息，若作弊則連坐追責。此外，唐代設“識認官”專司身份核驗，明清考場張貼考生畫像，以防冒名。這些措施雖無法根絕替考，卻極大提高了作弊成本。

三、泄題與制度封鎖：從“關節暗號”到“鎖院糊名”

考官泄題是科舉腐敗的致命痼疾。唐代主考官常將考題泄露給權貴子弟，甚至提前批改試卷。宋代則流行“買關節”，考生與考官約定在答卷特定位置嵌入暗號，如生僻詞句或段落排序，以便閱卷時識別。明代更出現“蜂采蜜”手法：謄錄員將優秀答卷拆解，拼湊成行賄考生的試卷，再焚毀原卷以掩人耳目。

為阻斷泄題，宋代創立“鎖院”制度：考官任命后即被隔離于貢院，斷絕與外界的50天，連飲食均由專人遞送，此制沿用至清末。同時，武則天時期開創的“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與北宋推廣的“謄錄”（專人抄寫試卷以防筆跡辨認），構成雙重保險。盡管考生仍可通過暗號作弊，但這些制度大幅壓縮了舞弊空間，成為科舉公平的基石。

四、權貴干預與制度隔離：從“請托成風”到“別試避嫌”

唐代科舉受門閥政治影響，權貴以勢壓人、以財開路的現象屢禁不止。宰相楊國忠曾公然脅迫考官提拔其子楊暄，禮部侍郎達奚珣被迫屈從；韓愈亦因舉薦門生程昔范遭非議。此類“請托”導致寒門士子晉升無門，嚴重損害科舉公信力。

對此，唐代首推“別試”制度：若考生與考官有親緣關系，則另設考場、另派考官，宋代更將回避范圍擴至謄錄、監門等所有涉考官員。清代進一步規定，考官子弟需單獨編號考試，試卷另行批閱。這類制度雖無法徹底杜絕權錢交易，卻通過物理隔離與流程切割，減少了利益輸送的可能。

五、大案震懾：清代三大科場案

歷代朝廷對舞弊的嚴懲，尤以清代三大科場案為甚。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場案中，江南主考方猶、錢開宗受賄舞弊，導致數十名考官處斬，數百舉人戴枷重考；咸豐八年（1858）戊午科場案，主考官柏葰因縱容遞條子被判斬首，成為史上因科舉舞弊被處死的最高官員。此類大案以血腥手段震懾官場，但也暴露出科舉制度在晚期已難抵系統性腐敗的侵蝕。

科舉史既是人才選拔史，也是一部作弊與反作弊的技術史。從夾帶搜查到鎖院糊名，從替考追責到別試避嫌，歷代統治者通過制度迭代竭力維系公平，盡管始終無法根絕舞弊，但其探索為現代考試制度提供了深遠啟示。如錢穆所言：“科舉制在歷史上因時而變，不故步自封，此其所以綿延千載。”而今日回望，那些微型典籍、浮票文書與森嚴貢院，不僅是古代士人命運的見證，更折射出一個文明對“選賢與能”理想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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