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哀順變”“時間會治愈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當親友的家人去世后，很多人會用類似的話安慰對方。

10年前，90后學者李昀鋆在母親驟然離世后，陷入無時不在的哀傷。她意識到，自己做不到“節哀”，沒法“順變”，時間的流逝也沒法治愈內心的傷痛。李昀鋆將原本屬于非常個人的情感體驗，轉為關于哀傷的學術研究，進而關注到隱秘、沉默又龐大的年輕喪親者，這也是一個被國內學術界忽視的群體。

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李昀鋆完成了106次對中國內地喪親者的訪談，其中44位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成為她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體，包括33位女性，11位男性。他們多為獨生子女，父/母離世時平均年齡19歲，27位父親離世，15位母親離世，有兩位是雙親都離世，接受訪談時的平均喪親時間為5.37年。

他們對李昀鋆坦露了原本深藏的喪親經歷和感受，李昀鋆也通過他們的講述，了解到哀傷背后一層層復雜的情感表達與家庭關系羈絆，以及傳統社會文化觀點的種種影響。李昀鋆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又修改整理成新書《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

想做一個“自私”的研究

直到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后的李昀鋆還清楚記得那個擊碎她平靜生活的電話。2014年7月29日，她在復旦大學讀碩士研究生一年級，暑期的校園很寧靜，正在教室專心自習時，哥哥打來電話說，母親中風入院。

李昀鋆匆匆趕到醫院時，母親已經被送進重癥監護病房，每天只有十幾分鐘探望時間。她撫摸著母親的臉和手，怎么呼喊都沒回應，從前那個愛笑、一笑起來眼睛就變成瞇瞇眼，反復看電視劇《潛伏》，麻將和算盤都打得很好的母親，始終處于深度昏迷狀態。4天后母親去世，年僅60歲。

李昀鋆的母女關系非常好，母親的遺體從病房推出來后，她按母女倆以前的習慣，親了母親的臉，和她做最后的道別。后來，她親手撿起母親的遺骨裝入骨灰盒，在葬禮上哭得稀里嘩啦。母親的猝然離去對她來說“讓人生好像被推進一個永遠醒不來的噩夢”。

葬禮結束后，李昀鋆回到復旦繼續讀研、考雅思，順利通過申請前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讀博士。看起來和從前沒什么不同，她也以為自己會像親戚們安慰的那樣，逐漸從悲痛中走出來。后來她發現自己做不到，“沒有一天不會想起母親，沒有一天不會因為想念她而流淚”。

她洗衣服的時候會哭，想起讀本科的時候學校沒有洗衣機，母親讓她把被單帶回家幫她手洗；爬樓梯爬到一半哭，騎車去教學樓的路上哭，一拿起手機，想到再也打不通母親的電話了，也哭。甚至當她后來出了車禍，左臉骨頭碎了，她也哭了，因為擔心媽媽會認不出來她。只是這份哀傷，她從來沒在別人面前展示過。

李昀鋆感到，母親去世后自己“分裂”了，明明非常痛苦，為什么表面看起來可以風平浪靜？“現在的我還是以前的我嗎？我該怎樣處理這份哀傷的痛？”她想做一個“自私”的研究，搞明白死亡、喪親和哀傷是怎么回事，通過研究尋找答案。

少有人關注的年輕喪親者

閱讀文獻時李昀鋆了解到，哀傷研究20世紀之后才在西方興起，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是這方面的先驅。中國內地的哀傷研究起步更晚，文獻數量非常有限，大多聚焦汶川地震幸存者、失獨老人等群體。像她這樣的年輕喪親者，西方主流哀傷研究中提及得少，1986年才有第一本探討青少年哀傷的著作，國內更是幾乎空白。

參照西方學者統計的數據，年輕喪親者約占年輕人群的3.4%~11%，以此推算，中國可能有上千萬年輕人正經歷或曾經歷過至親離世的哀傷。和別的喪親群體相比，年輕喪親者面臨的挑戰尤為復雜：他們或尚未經濟獨立，或尚未結婚，或尚未養育子女，處于人生發展和建立身份認同的關鍵時期。更重要的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還是獨生子女，如果他們在青少年或者成年初期就不得不獨自面對死亡和哀傷，這種打擊所帶來的情感沖擊與精神壓力，不僅沉重，也可能深遠地影響其后續的人生軌跡與心理發展。

為了招募到研究參與者，李昀鋆在個人賬號上發布了一封邀請信。她寫得非常真誠，幾天就有191位喪親者報名，她沒想到的是，很多受訪者都像自己一樣，對外掩蓋悲傷，訪談是他們第一次說出喪親后的感受。

何小姐20歲時母親突發心梗去世，3年來她每天晚上都會夢到母親，夢境全部相似：一開始母親是健康的，夢要結束的時候卻總是突然離開。她開始對睡覺感到恐懼，長期失眠。盡管何小姐的親戚對她都很好，但她卻沒對他們說過自己的夢，甚至在爸爸面前也沒提。

馮小姐的父母在高二的時候要離婚。沒多久母親就病倒了，父親消失得無影無蹤。醫生宣布母親的病無法救治后，馮小姐獨自找車把母親送回家，母親在車上去世。事情過去8年，但馮小姐回憶往事的時候還是非常難受。她告訴李昀鋆，為了避免一次次揭開傷疤，她就在別人問起自己家庭情況時用一種“編”的策略應對，“有的時候可能會把自己家庭說得很圓滿”。

或許因為大家都在隱藏喪親的哀傷，自然會產生一種錯覺：怎么別人看起來處理得很好，自己卻無法走出來？進而產生沮喪、無助、痛苦等情緒。李昀鋆說，與重個人的西方社會不同，中國人的哀傷有更加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其中一個因素是，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比較忌諱傾訴苦難?！熬拖袷囚斞腹P下的祥林嫂，遭受了兒子被狼吃掉的巨大痛苦之后，因為不斷和身邊的人傾訴哀傷的痛苦，最后居然淪為眾人的笑柄，被社會排擠?！?/p>

李昀鋆說，喪親者渴望被關心，只不過他們想聽的不是那句流傳了上千年的“節哀順變”?！斑@句話對他們來說好像是‘你要盡快好起來’，反而會增加他們的壓力，年輕人的喪親哀傷是永無止息的，他們更需要得到理解?！?/p>

哀傷是可以討論的公共議題

根據西方喪親研究的做法，保持客觀的局外人立場是被極力推崇的。一開始，為保持訪談的客觀性，李昀鋆沒有透露自己的喪母身份。隨著訪談進行得越來越多，李昀鋆看到很多人陷入無法“節哀順變”的自責，就會在訪談結束后透露自己的喪母身份，和對方分享一些哀傷知識。

沒想到她從局外人變成局內人后，受訪者表現出更強烈的傾訴欲，主動延長訪談，向她傾訴更多細節。這讓李昀鋆感到哀傷研究的特殊性——學者就算做了很多努力，喪親者還是很難卸下自己的心防，他們更愿意對有相同經歷的人坦承哀傷?！栋碚撆c實務：喪子家庭心理療愈》的作者之一劉新憲也說，失獨父母之所以愿意對自己敞開心扉，是因為他也是一位失獨父親，他們自然對他產生了信任。

李昀鋆最深刻的一次“共鳴性轉折”，發生在對受訪者尤小姐的訪談中。她與尤小姐進行了3次訪談。第一次對話，李昀鋆問尤小姐和父親的關系如何，尤小姐說父女感情很好，母親去世后從沒產生過沖突。第二次訪談結束后，李昀鋆無意說起，自己母親去世3個月后，父親就相親了。這時尤小姐才告訴她，其實她父親也是這樣，還講了比喪母之痛更難啟齒的“家丑”——他們三兄妹為此和父親產生了很大的沖突，父親甚至哭了。而母親去世時，尤小姐都沒見他哭。尤小姐的父母以前感情很好，一輩子都沒吵過架，沒想到母親一去世父親就變了，尤小姐覺得受到很大打擊，對愛情和婚姻都失去了信心，后來因前夫無法接納她對母親的哀傷，兩人也離婚了。

尤小姐以及其他有著類似經歷的受訪者的講述，成為《與哀傷共處》第三章的內容之一，討論喪親對子女人生的影響。李昀鋆的研究是，多數男性在妻子去世后都會去相親或者再婚，但如果活著的是母親，相親和再婚的就比較少。當父親重新進入一段新的親密關系，年輕子女會進一步加深“失去家”的感覺。

“我也跟我爸講了，最近會有很多記者采訪，我會談到跟你的事情，你可不可以接受？我們社工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知情同意（笑），所以我也想征得他的同意。當時他回復我的是沒問題?！崩铌冷]說，曾經她也猶豫自己的研究和寫作是不是太情緒化、不夠學術，也擔心這樣的寫作會不會讓讀者覺得“太私人”。她希望用自己的經歷讓人看見一直被遮蔽、被壓抑、被輕視的哀傷，將哀傷從一個被回避的私人經驗，轉化為一個可以被共同討論的公共議題，讓哀傷被理解，也讓哀傷成為理解他人的一種路徑。

《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

李昀鋆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 202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