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李昀鋆完成了106次對中國內地喪親者的訪談，其中44位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成為她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體，包括33位女性，11位男性。他們多為獨生子女，父/母離世時平均年齡19歲，27位父親離世，15位母親離世，有兩位是雙親都離世，接受訪談時的平均喪親時間為5.37年。

他們對李昀鋆坦露了原本深藏的喪親經歷和感受，李昀鋆也通過他們的講述，了解到哀傷背后一層層復雜的情感表達與家庭關系羈絆，以及傳統社會文化觀點的種種影響。李昀鋆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又修改整理成新書《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

針對這一很少有學者深入研究的領域，第一財經記者與李昀鋆進行了對話。

給對方一個接納哀傷的空間

第一財經：通過你的研究，我意識到對喪親者來說，沒法“節哀”也很難“順變”，那應該怎么樣真正去安慰喪親者呢？

李昀鋆：關于安慰的話，有一個大前提，是我們實在是太不知道怎么聊死亡、聊哀傷了，所以我們對死亡和哀傷充滿了恐懼。因此，當我們想去安慰一個喪親者時，第一，不要害怕哀傷，人有喜怒哀樂是正常的，哀傷本來就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只是太多時候我們沒有見過別人講自己的哀傷，也害怕別人說起這個話題自己接得不好，會讓對方失望或者難過才不談論。這時你不要害怕，正常地把談話繼續下去，傾聽他/她的哀傷，給他/她一個哀傷的空間，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我們要接納自己面對哀傷無能為力，因為喪親者的哀傷會不斷出現，我們不是要把對方的哀傷解決掉，千萬不要在對話中說，希望傾聽之后對方的哀傷少一點，這對喪親者來說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喪親者更希望獲得一個能接納自己哀傷的空間。

第三，我們也不一定要對喪親者說什么，一些非語言性的情感表達，也會讓他們接收到你跟他同在的感受。比如他們會一直記得某人來參加了自己父親的葬禮，在很痛苦的時候陪伴了自己，或者有人約他/她出來吃飯，關心了他/她的情緒，即使那時你沒有談哀傷，但是他們也依然能感受到你的關心。

第四，如果你真的超級在乎這個朋友或者超級有心，可以記下一些特別的日子，比如說父親節、母親節、春節，甚至是對方親人的忌日，提前給他/她發一個信息，關心一下他/她。

“借題發揮”地與家人談死亡

第一財經：面對重病、死亡、哀傷，很多人想談卻不知道怎么說，所以得知家人患上不治之癥后，第一反應是選擇隱瞞，怕對方經受不住打擊。家人去世后，根據你的訪談，子女和另一位健在的父/母，哪怕都很難受，也不愿正面談論死亡，彼此都在掩蓋情感。你覺得我們應該怎樣與家人談論即將離去的親人，以及怎樣談論親人的死亡？

李昀鋆：很多人不敢和老人談，怕他們接受不了，其實不是這樣。香港大學在2007年訪問了792名香港華人，做了全港首項跨代死亡態度調查。調查發現，香港三代華人中，年輕人、中年人比老年人更害怕死亡，更逃避談論有關議題。老年人更可以開放地討論有關遺囑、死亡的準備、喪禮安排，等等。

關于和家人談論死亡，我的建議是：第一，不直接談論，而是借題發揮，借著一些公眾人物的死亡或者是別的情境，和對方談論他/她對于葬禮的看法、對于重病時是否告知病情真相的看法，從側面了解親人對于疾病、死亡的態度和意愿。

我了解到我母親對死亡的一些態度，也是借由談論我外公、外婆的時候知道的。我母親覺得，外公最后在棺材里面是有笑容的，看起來很慈祥，意味著外公安詳離去。最后我看到我母親的遺體時，也很安詳，我會覺得稍微有點安慰。

第二，和家人聊死亡時，真的不能有一個“完成任務”的心態，更不能希望一步到位，而是應該通過日常慢慢探索，一步步對話，一步步了解對方的想法，再去做準備。當家人主動提到一些死亡的事情，比如鄰居或哪個親戚去世了，家里怎么安排，他/她可能也是在借題發揮，這時子女不要害怕、忌諱，應該借此跟他/她多聊一些。

我在香港地區非營利組織贐明會實習時，看到一個很感動，也讓我學到很多的案例。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她媽媽工作很忙，爸爸是長期照顧她的人，很不幸爸爸得了癌癥。她父母沒有把這件事情隱藏，而是一點一點告訴小姑娘，做了很多準備：陪伴她了解爸爸的病情、幫助她理解爸爸要離開的事實。這其實也是一個引導孩子明白死亡、準備告別的過程。最后爸爸要火化的時候，小姑娘做了一根手鏈放在爸爸身邊，跟著爸爸一起燒了。

我在小女孩身上看到她的哀傷，談到爸爸的時候她有很多眼淚，還畫了好多跟爸爸相關的象征性的東西，但是她對自己的哀傷處理得很好——她可以表達、可以流淚，也有機會去紀念和告別，這一切都讓她的哀傷有出口。對比之下，我接觸到另外一個年紀相仿的小男生，他的爸爸也去世了。他母親完全不愿意跟孩子討論哀傷，也不愿意跟孩子討論他對父親的想念，小男孩的哀傷就變得很痛很壓抑——他沒有哭，也沒有說，但你能感受到，很多遺憾堵塞在心里。

這兩個孩子的不同狀態讓我特別深刻地意識到：如果我們勇敢陪伴家人，一起面對痛苦的部分，家人去世之后，喪親者可能會適應得更好一點，那份哀傷還是會痛，但他們還會記得親人活著的時候，有很多快樂的、充滿愛的時刻。

等不到最后的道歉怎么辦

第一財經：臨終關懷里倡導家人臨終前應該和他們“四道”人生。但現實生活中，很多原生家庭對子女確實也造成很大的傷害。你的訪談者談過原生家庭的傷害嗎？他們在喪親后，怎么處理曾有的傷害呢？

李昀鋆：這是個好問題，但我回答不了。我的研究里面有44個人，只有一位姜先生提到原生家庭傷害。他在接受訪談的時候一直說對不起，怕影響了我的數據，因為他跟父親生前關系緊張且充滿沖突，父親對他限制很多，父親去世之后，他終于可以自主選擇人生了，去哪里讀研和工作，都是自主決定。我對姜先生印象很深的是，他很長一段時間的微信頭像都是《肖申克的救贖》最后的經典鏡頭，成功越獄的安迪在雨中張開雙臂，迎接自由。

博士論文答辯之前，我當時的男朋友、現在的先生也問了我這個問題。他說，當我們談論哀傷時，是否忽略了原生家庭中那些破碎、暴力、控制甚至背叛的情感經驗？這真的是目前哀傷研究中的一個“空白地帶”。幸運的是，贐明會有社工跟我分享過一部分人的感受。

這些子女也經歷哀傷，但他們的哀傷很獨特。第一，父母離世后，某種關系的壓迫與痛苦終止了，他們和姜先生一樣有種解放的感覺；第二，他們也會有哀傷，但是不明白為什么竟然會這樣痛苦，還要處理自己不能接納的那份情緒，他們的哀傷變得更復雜；第三，他們要面對一個永遠不可能修補關系的結局：那些等待道歉的時刻、期待被擁抱的瞬間，永遠不會到來了，對于喪親者來說是巨大的打擊。很多人可能選擇壓抑自己的情緒，認為時間過去了會好起來，但也可能會爆發，甚至變成代際傳承的部分。

對于這樣的喪親者，我的建議是，死亡結束的是對方的生命，而不是這段關系。這段關系無論好壞，依然存在于你的生命中，需要你去面對。你可以去了解為什么自己會有復雜的情緒，而不是把情緒全部糅在心里面。理清這些情緒，也是理清跟去世的親人的關系，然后接納自己——即便也許你的結論是：其實我不想跟對方和解，對方再也不會跟我道歉，我可能就是一直恨著他。帶著這份恨意，你也可以繼續走下去，變得越來越堅強。

“有車有房，父母雙亡”？

第一財經：網上曾經有個說法流傳得比較廣，有些單身女性覺得婚后婆媳矛盾難處，認為找伴侶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車有房，父母雙亡”。但你的研究又指出，父母介入比較多的婚戀中，有人對喪親的人有偏見、污名化。兩類人雖然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問題，但是否也折射了某些對喪親家庭的社會心理？

李昀鋆：以前我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喪親家庭孩子進入婚戀會面臨一種偏見：有人會覺得，如果有一方的家人去世，就少了照顧后輩的人。

我最近接受了一個采訪，記者拿喪親身份在婚戀市場的污名化做標題，我去看了一下評論，看完打開了我的新視野——原來喪親子女還有一個被嫌棄的角度是基因，覺得這樣代表著后代的基因不太好。

所以不管是對喪親家庭的污名化，還是有些人希望“有車有房，父母雙亡”，背后有一個相同點，很多人會認為：只有得到家庭的托舉，才可能有好的經濟資源、養育資源、教育資源。像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里說的，要不是外婆在海里面游，媽媽在路上跑，女孩最后能在天上飛嗎？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對喪親家庭各種看法背后的社會心理。

第一，對關系中的控制焦慮。“有車有房，父母雙亡”這種說法背后，反映的是年輕女性對男方家庭介入感到焦慮，尤其是在婆媳問題被不斷放大的語境中，某些年輕女性將“去除長輩變量”視為掌握關系主控權的理想狀態。這并不意味著她們真的希望對方喪親，而是社會長期將家庭沖突“女性化”“媳婦化”的敘述，讓她們感到自己必須為可能出現的婆媳矛盾提前“防御”。

第二，對家庭完整性的幻想性預設。“父母雙全”被視為婚戀市場中的加分項，根源在于我們對原生家庭完整性有一種理想化想象，認為那樣的伴侶更值得依靠，情緒更穩定，未來也能提供更多育兒和經濟支援。但當這種幻想被喪親打破時，不符合理想模板的人就容易被貼上“心理不穩定”“缺乏支撐”“負擔過重”等標簽。這就是我在書中指出的“喪親身份被污名化”的典型機制。

第三，把喪親等同于風險的社會性誤讀。有網友將喪親與“基因有問題”畫上等號，這種說法的背后，是一種對不可控風險的極端回避心理，把生老病死這種自然事件妖魔化，并推向個人責任化的方向，比如“是不是你家有遺傳病？”“是不是你命不好？”這是對喪親者的深度污名，也是對死亡議題的集體否認。

總之，在現在的社會文化風氣里，對有些人來說，婚姻的選擇不再單單是關于兩個人之間的感情，而是要控制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不可控因素，再來確定對方是否值得愛、可以托付。

母親去世對家庭的影響更大

第一財經：你的研究中還提到性別與喪親的關系。我印象很深的是，如果去世的是媽媽，對年輕子女的情感傷害更大。很多人發現，獨自和爸爸相處的時間大大增多，反而會產生對他的陌生感。尤其是大部分爸爸還會再找伴侶，子女和爸爸的關系變得微妙甚至對立。從這些訪談，你怎么看待父親這個角色在中國家庭中的存在？

李昀鋆：我先澄清一個前提。一開始我也有點假設，因為從經驗看，母親去世好像子女更痛苦。但這次我的44位訪談參與者里，有27位是父親去世，我的感受是，很多父親去世后，子女的哀傷也很強烈。所以回到喪親的源頭，就像研究表明的，哀傷本質是和關系有關。

為什么在很多情況下母親去世對家庭影響更大呢？因為父親在中國家庭文化里的角色還是蠻固定、僵化的。父親長期以來被賦予供養者與權威者的角色，負責賺錢養家，關心、陪伴子女的功能給了母親，父親“在場”，卻沒有真的“在身邊”，不管情感支持還是陪伴，都是一種缺席狀態。

母親在家庭生活里是情感連接的核心，她是照顧、包容、傾聽你的人。因此，一個家庭一旦失去了母親那樣一個中介橋梁，很多年輕子女才意識到，從來沒有單獨和父親相處過，以往相處的都是“有母親在場的父親”。

父權文化下對男性情緒的壓抑，也使得父親難以與子女共同哀悼。母親去世后，很多父親選擇沉默或快速恢復，甚至會說“別哭了”“要堅強”。在年輕子女看來，這是一種回避、無情，也加劇了對他的疏離。

后續更加糟糕的是，中國文化里，當一個中老年男性經歷了喪偶，身邊除了子女，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認為，應該再有一個妻子來照顧自己。他如果很快相親甚至再婚，對子女來說會出現一種“情感背叛”的感受，不只是失去了母親，也失去了父親。這種情況甚至可能影響到有些子女對親密關系的看法：原來男人是這么不靠譜，我死掉了之后很快就會被替代，那我為什么還要像母親那樣結婚，對家庭奉獻一生？我有很多位女性受訪對象，都因此沒有選擇進入婚姻。

有一位訪談對象，他已經40多歲，有自己的家庭，不是年輕的喪親者，母親去世對他的影響依然非常大，他甚至保留了陪伴母親去看病的所有火車票，全部展示給我看。他當時說了一句話：“一個家庭的姓氏其實是母親的姓氏。”因為他覺得母親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實在是太重要了，母親去世家就散了的感覺會很強烈。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還蠻認同喪親研究里面的一個說法，一個家人的死亡，對這個家庭來說也是經歷死亡。

《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

李昀鋆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 202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