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伴隨喪親而來的“哀傷”，是一個學術研究課題。母親的離世，讓李昀鋆陷入哀傷，她也由此成為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并遇見了很多跟自己有相似經歷的年輕人。

秦小姐16歲那年，父親因為肺癌腦轉移意外離世。此后的14年，她覺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直還停留在過去。外表上，她的生活和一個普通女孩別無二致，考大學、讀博，處理父親撂下的“爛攤子”。下班回家后，電視上照常播放著《快樂大本營》這樣的綜藝，看到好笑的情節時她會“嘿嘿”一笑，日子一切如常。
只有秦小姐清楚，縱使她建造高樓大廈一般塑造井然有序的外在生活，但再怎么努力，其實只是在掩飾自己廢墟般的內心——父親離世多年以后，她的哀傷像皮球一樣持續膨脹。她這樣比喻道：“圍繞著城中這個破爛的大窟窿，蓋了圈大樓房。我這輩子可能就是個‘城中村’，外圍再好，都掩蓋不住中心的那一部分，就是個大窟窿、城中村。”
秦小姐是研究者李昀鋆的第18位研究對象，也是“喪親”（bereavement）經歷的講述者。父親的離世，就像推倒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牌，“哀傷”（grief）從未過去，秦小姐的精神世界仍在發生余震。
做研究時，李昀鋆正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社會福利方向的哲學博士學位。2017年8月到次年9月，她為撰寫博士論文展開了漫長的訪談，研究方向是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如何與哀傷共處。三年后，她憑借這項研究順利畢業。如今，將近五年過去了，突破重重阻礙，她的博士論文得以出版——在一個避談死亡的社會，要找到愿意呈現哀傷議題的出版社并不容易。

《與哀傷共處》李昀鋆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3

我們談論喪親，常常忽視了年輕人的感受。參考西方社會的數據，大概可推算出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約占年輕人群的3.4%-11%，龐大卻隱蔽。年輕子女被期待在葬禮后“必須堅強”、快速“恢復正常”，任由自己浸泡在悲痛之中會被視為不正常，公開談論哀傷更是不合時宜。李昀鋆逐漸意識到，哀傷不僅僅是一個內在的心理問題，更關乎既定的社會文化。
李昀鋆既是研究者，也是一位因母親離世而哀傷的女兒。
自決定要研究這一群體以來，她常常被質疑“你為什么要研究喪親”。社會普遍認為，時間會沖淡一切，只要時間夠久，我們便能治愈喪親之痛。可是，對她而言，她的哀傷從未過去，她沒有一天不因為想念母親而流淚。
她坦承，研究的緣起有些自私，她想知道因喪親而起的哀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盡管論文已發表、著作已出版，她的哀傷至今仍未消失，但她再也不想去治愈它了。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坐落在山上，從那里可以遠眺海景。（圖/鄒露 攝）

“我沒有一天停止對母親的思念”

2014年夏天的一天——李昀鋆記得是7月25日，正在復旦大學讀研的她在學校自習時，突然接到家人的電話：媽媽中風住院了。她下一秒起身趕到醫院，看見母親躺在重癥監護病房（ICU），處在昏迷之中。
“你會想象母親一直在揮舞她的手，她想抓住你，在ICU沒有人能陪伴她，她該會有多害怕呀。”直到現在，她只要一想起母親獨自躺在病床上，手心和腳底還是會發涼。
盡管每天只被允許進入病房十幾分鐘，但她不肯離開醫院半步，同時想象著母親的靈魂正在脫離肉體，看著守望在病房外的自己，她會否不忍離開？她寫道：“即使我卑微地向自己知道名字的所有神靈祈求母親可以醒過來，哪怕最后我要放棄學業變成照護者也沒有關系。”
4天后，她還是永遠失去了母親。7月29日之后，伴隨著母親離世，此前存在了22年的李昀鋆也一并消失了，她的人生被硬生生劈成了兩半，一直沒從噩夢中醒來。
葬禮結束后，李昀鋆回到復旦繼續學業，考了雅思，順利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福利方向的博士項目。在外人眼里，母親逝世的悲傷，在葬禮儀式結束后隨即飄散，她的生活很快就恢復到了“正軌”。
可是她沒有一天停止過對母親的想念。在很長一段日子里，她幾乎每天都在為母親而流淚，那是一種無法遏止的生理痛感。她承認，母親離世前自己并不是一個愛哭的女孩，甚至在高考考得不理想時，她也沒怎么掉過眼淚。但在失去母親后，眼淚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當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對她說“該走出來了”，家人也逐漸變得不理解時，她曾經也質疑自己：“為什么我還是走不出來？”但實際上，那個時候距離母親去世僅僅過去半年而已。

《請回答1988》中有一個情節：德善爸爸問阿澤“什么時候最想念媽媽？”阿澤回答：“每天，每天每天都想念媽媽。”這個情節很打動李昀鋆。（圖/《請回答1988》）

研究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起初，這并不是李昀鋆的研究計劃，她原先專注的是長者研究。剛上博一時，李昀鋆還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學的陳智豪教授（Dr. Wallace Chan Chi-ho）專長喪親研究——“還是叫Wallace比較順口”，接受采訪時，她喝了口水說道。 直到有一天，她偶然在學院官網看到介紹Wallace的頁面上出現“喪親”這兩個字，眼淚不由得“唰”地直流下來。后來她順利聯系上Wallace，請他擔任博士論文導師。不過，當時她并沒有向對方提起自己的喪母經歷。
博一下學期，Wallace開了一門關于喪失與哀傷的課，題目就叫做《與哀傷共存》。李昀鋆去旁聽了這門課，坐在教室的最右排。有時，她會在課上毫無預期地流淚，因為不想讓周圍的同學看到，她會下意識地把頭低下，然后以最小的聲音擤鼻涕、擦眼淚，掩耳盜鈴地假裝沒有人會看到。
第一次上課，Wallace讓同學們在小紙條上寫下自己對這門課的期待。李昀鋆在一張黃色的小紙條上寫道：“I want to know how to live with grief. It seems like that grief won’t stop, the loved one won’t come back, and it hurts everyday.（我想知道要怎么與哀傷共處。我的哀傷似乎永遠不會停止，我愛的人永遠不可能回來了，而我每天都覺得好痛。）”

李昀鋆在課上寫的小紙條。（圖/受訪者提供）

“你是世界上唯一

聽到這些故事的人”

“你為什么會哭？”在最近接受的媒體采訪中，李昀鋆被反復問到這個問題。這讓她意識到，公眾還是會下意識地認為，無法停止為死去的親人流淚是有問題的。在我們的文化里，哀傷被視為一種無法帶來任何經濟價值的情緒，理應節制。
和研究對象秦小姐建立初步聯系時，秦小姐曾這樣問她：“我對你一無所知，為什么我要相信你？”聊了幾次，李昀鋆發現對方始終有些回避自己拋出的問題，也難以表達喪親的真實細節，甚至會對這項關于喪親的研究發出質疑。秦小姐說：“你為什么要關心我們、關心喪親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人會在意的。”研究對象無意識地將自己“踢開”，在整個田野調查過程中并非個例。
在和研究對象褚小姐交談中，李昀鋆敏銳地覺察到對哀傷情感的“污名的內化”。和她的家人一樣，褚小姐也視哀傷為一種負擔。談到親人的死亡時，她不會說“死”，至多說“離開”或“去世”，卻多達77次使用“事情”這個中性詞來指代。
與此同時，他們都很想找到一個表達的出口。2017年，李昀鋆在個人公眾號發布博士論文招募訪談對象的文章，兩天之內，有191位喪親者報名。最終，她對65位喪親者進行了訪談，其中包括書中的44位年輕子女。讓李昀鋆意外的是，絕大多數人會告訴她，他們從未和其他人分享這份哀傷，面對家人和朋友也閉口不談，她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聽到這些故事的人。

研究對象給李昀鋆發送消息，表達自己的感受。（圖/受訪者提供）

鄭小姐19歲那年，母親意外離世。當時，為了給母親慶生，父母二人一同去離家不遠的海邊度假。不料，遇到風暴潮，母親不幸離世，父親也險些遇難。家人倉促地舉辦了葬禮，選了一張讓鄭小姐感到敷衍的遺照，父母雙方的家人則因經濟利益鬧得不可開交。這一切，讓她看清了人性的丑惡面。
得知鄭小姐喪母后，身邊朋友的反應變得“詭異”，有人因為擔心刺激她的情緒而選擇閉口不談，也有人當著她的面在電話中和母親撒嬌，這都讓她感到別扭。她也試圖和人聊這件事，但始終找不到合適的言語來表達。久而久之，她便不再和人提起。后來，她聯系上李昀鋆：“我也真的很想講，也不只是想幫你的什么研究，而是我真的很想講。”
偶爾，李昀鋆會在導師Wallace的只言片語中尋求對方也是“同路人”的蛛絲馬跡。比如他說自己曾陪父親去買東西，“為什么不是母親陪父親去呢？”由此，她聯想到Wallace可能有和自己相似的喪母經歷：“這會不會是他做喪親研究的起源？”后來她發現，果不其然。但她和Wallace之間并不經常談論自身的喪親經歷，她想這或許跟性別有關，男性在哀傷議題上會更傾向于收斂情緒。

再一次“戒奶”

得知姐姐出事后，李昀鋆的舅舅從外地趕到醫院。到了病房，他第一反應是將姐姐的眼皮掀開，看了一眼說：“沒救了，要死了，放棄吧。”隨即轉身走掉。這是李昀鋆人生中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親戚的冷漠。事實上，在母親離世之前，親戚間的關系十分融洽，她從未料想過母親會被這樣無情地對待。
在葬禮上，母親那邊的親戚跑過來“砸場子”，希望拿回幾十年前的那筆嫁妝。“在那場葬禮，我會明顯感受到我很想保護媽媽，即使她已經死掉了。”李昀鋆說。當姑姑表示可以買單人墓的時候，她立刻站出來表示：“媽媽會害怕的，我們還是要買一個雙人墓。”
失去母親后，李昀鋆認為自己也一并失去了對他人那種無條件的信任。盡管有了伴侶，她依然覺得這個世界上只有媽媽會無條件地愛自己。“我想我已經很習慣一個人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是一個人handle（處理）所有，這已經是一個模式。”

論文寫不出來時，李昀鋆很喜歡香港中文大學這條純粹、空曠的走廊。（圖/受訪者提供）

在研究過程中，她發現很多年輕子女也有類似轉變。他們可能永遠丟失了一部分安全感，或許也被迫一夜之間長成大人，用李昀鋆的話說，如同“被強行催熟的水果”。
李昀鋆發現，父母離世后，年輕子女會在主觀上體驗到一種“完整自我的破碎”過程——在這點上，中西方存在明顯的不同。她在書中提到，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他們的青少年發展理論會將子女和父母分離、子女減少對父母的依賴視為判斷年輕人成熟程度的標準。
但在中國，子女長大成人后，他們依舊和父母保持十分緊密的依賴關系，這份依賴并不會因為生理年齡的增長而被切斷。這一點也體現在年輕子女以父母為中心進行身份建構上。一些年輕子女會將自身努力奮斗的目標定為“給父母爭氣”，而父母的突然去世，將永久地切斷他們的想象。

電影《奇跡·笨小孩》中，男主角景浩在母親去世、父親離家之后，與妹妹相依為命。（圖/《奇跡·笨小孩》）

鄭小姐在母親遇難后，才逐漸意識到自己在母親的庇護之下稱得上“傻白甜”。她也想過未來找個丈夫，繼續在他人的庇護之下過日子。“她（母親）讓我感覺我還活在子宮里。”母親離世后，她變得比以前強勢得多，意識到沒有人可以依靠之后，她有了自己的目標，成長為一個女權主義者。
出于一種自我保護機制，鄭小姐下意識地阻止自己深入一段親密關系。“我總覺得，如果對一個人投入過多，萬一他死了怎么辦？”
經歷父親病逝的陶女士對李昀鋆說：“其實，父親的死亡，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物理的‘戒奶’啊。百無禁忌地講一句，如果我媽現在也不幸死亡，我覺得我就是完完全全地‘戒奶’了，就等于是被扔在荒島上了。”
人類的“哺乳期”是如此之長，甚至到了三四十歲的年紀，只要父母健在，子女仍然沒有在精神上“戒奶”。陶女士說：“這個喝奶的時期為什么會這么長？究竟是誰不愿意放手——是我家里人不愿意放手，還是我不愿意放手？我現在也搞不清楚。”

電影《別告訴她》講述一個華人家族的奶奶罹患癌癥，家人們選擇隱瞞奶奶，促成一次家庭大團圓的故事。（圖/《別告訴她》）

重新定義哀傷

2016年3月，李昀鋆經歷了一場嚴重的車禍。在穿過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前的斑馬線時，她被一輛車撞上，左臉骨頭碎掉，左腦部也受了傷。
說到這里，她的手指從左眼滑到下巴，苦笑了一下。事故發生后，她被送往香港威爾士醫院接受救治，睜眼的那一刻，她瞟見系主任站在病床邊上，恍惚間以為自己午睡過了頭，掙扎著和老師說：“我還有作業沒交。”
除此之外，她記不清自己被車撞時的任何細節，幾乎失去了整段記憶。這件事加上母親離世，讓她更加深切地理解死亡。“原來死亡可以離我們這么近，它可能隨時發生在母親身上，也可能隨時發生在我身上。”
所幸的是，那次車禍后她的左腦沒有明顯出血。但當年母親中風住院時，醫生說她的腦腔中全是血。她就會想，這是否昭示著母親提前為她承受了這一切？她抑制不住地這樣“鉆牛角尖”。
對年輕子女來說，死亡原本和自己無關，它既是不可預期的、遙遠的，也是不需要多加思索的。李昀鋆認為，當死亡把自己無限逼到墻角時，此前生命中建立起的意義體系或許會崩塌，也迫使他們重新思考人活著是為了什么。

李昀鋆在英國的時候，誤打誤撞間看到的墓地。（圖/受訪者提供）

在接受她訪談的44位年輕子女中，絕大多數人都曾面臨意義危機：為什么是我的父母遭遇了這一切？承受喪親之痛的為什么是我？我的人生還有什么意義？在構建意義的過程中，失敗是常見的主題，他們或陷入“人生無意義”的無底洞中。
在接受李昀鋆兩次訪談后，張小姐幸運地碰到了那個“頓悟時刻”。
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張小姐突然想起了因肺部感染死亡的父親。在她的描述中，父親曾經開朗自信，臨終前的治療卻使他變得陰郁，死神奪走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痛苦。張小姐意識到，強烈地希望父親繼續活著也是一種“自私”的念頭，是“用他的痛苦來延續我的滿足”。
“我們常常說，生離死別是很痛苦的，但痛苦的是活下來的人。”張小姐說，正因這份哀傷，父親原本要承受的痛苦“轉嫁”到自己身上，“是我用我這份悲傷去換他的安息、平安。”由此，張小姐重新定義了哀傷，也賦予了哀傷極為私人化的意義。

“哀傷讓我感覺自己還活著”

剛開始做訪談的時候，李昀鋆還帶著“哀傷需要被放下”的預設勸慰何小姐，沒料到對方如此反駁：“我倒是想問一句，是什么能讓你放下呀？”她反思，原來自己也內化了錯誤的預設。
“哀傷就是愛，你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在Wallace主講的《與哀傷共存》課程上，他的這句話猛烈地擊中了李昀鋆的內心，也成為她理解喪親之痛的轉折點。
拿到博士學位后，李昀鋆想做更多落地的工作。因為自感實踐經驗過少，她決定一邊在香港中文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員，一邊用這筆工資支付在職社工碩士課程的學費。這種“半工半讀”的狀態，持續了將近三年。不久前，她剛結束在贐明會——一家對喪親人士提供輔導咨詢的香港老牌慈善機構——的實習。

李昀鋆最近染了一頭粉紫色的頭發，這是她慶祝自己結束在贐明會的實習的小小儀式。（圖/受訪者提供）

給服務對象做哀傷輔導的那段時間，李昀鋆漸漸發現，在香港，很多服務對象希望通過哀傷輔導“回歸正常生活”。1917年，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提出“哀傷工作”概念，以此奠基的哀傷研究認為，哀傷有一個開始，也將會有一個結束，并以此發展出“哀悼任務”概念。在著作《哀傷咨詢與哀傷治療》中，J.威廉·沃登（J.William Worden）提出了四項哀悼任務，其中包括“撤回投注在逝者身上的感情，并重新投注在另一段關系上”。
這種在一段哀傷輔導中完成“哀悼任務”的期待，在男性群體中更加明顯。李昀鋆曾遇到一位前來接受輔導的男性，在喪親以前，他從來沒有體驗過如此失控的情緒，他渴望“恢復正常”，正如渴望生活的掌控感的復歸。對他而言，處理家屬的遺物是格外困難的事，他既不想處理掉它們，但也害怕看見它們，最終他的策略是不回家、逃避，投身于戶外活動以轉移注意力。
她看見了他們內心的掙扎，面對這樣的來訪者，她也希望讓對方看見，“哀傷不是問題，哀傷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哀傷不一定表現得痛不欲生，它是關于“失去”（loss）的一連串反應，也是一種“存在性孤獨”。李昀鋆在書里寫道，哀傷這種情感，“其實跟死亡類似，實際上都屬于‘本己’的體驗。所謂‘本己’，是指獨屬于一個人并與這個人關切最深的一種體驗”。
后來，李昀鋆養的第一只貓“小豆腐”意外喪生，她的內心深處又多了一個小缺口。無論是母親還是小豆腐，都是無可替代的存在。此后，她的微信簽名改成了“Time won’t work & 想念小豆腐”，這句話就像文身一樣，她不會抹去。

“Time won’t work”（時間不會療愈）被李昀鋆特意刻在iPad上。（圖/受訪者提供）

直至今天，眼淚已經成為李昀鋆對抗冷漠世界的一種武器。“當我覺得所有人都忘記了她，所有人都在告訴我應該忘記她，我沒有別的方法去證明我還記得她，或者她值得被記住——我只能用哭的方式。”
“會有這樣一些時刻，我會因為痛苦、因為哀傷，而感覺到我是活著的，感覺到我是很純粹的一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哀傷被看作是‘useless’（無用）的東西，作為一個普通人，哀傷在生活上很大程度是一個沒有效率的事情，一滴眼淚或痛苦，無法給人帶來任何好處。但是我依然開心我有哀傷，在哀傷里面，我會感覺我是個人。”在傍晚下山的路途中，李昀鋆笑著說。

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的山路。（圖/鄒露 攝）

編輯 譚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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