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起父母對孩子施暴致死的事件在公眾心中激起憤怒。據新華日報報道,網傳杭州一名9歲圍棋棋手朱某鑫因長期遭父親家暴毆打跳樓。
明知道暴力會對孩子造成身心傷害,為什么有些父母還會控制不住地暴打自己的小孩呢?在《非暴力溝通·詳解篇》一書中作者指出,那些堅信自己手中掌握著“正確-錯誤”的判斷權力的人,更容易對他人,尤其是孩子,施加暴力。在自己絕對正確的幻覺中,施暴者扭曲了對客觀環境的認知,做出了令常人無法接受的行為。
以下內容經華夏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非暴力溝通·詳解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非暴力溝通·詳解篇》,(美)簡·馬蘭茨·康納(美)戴安·基利安 著,華夏出版社,于娟娟 譯,2021年4月。
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破壞了連接和理解
暴力最廣泛的定義是對人類之間連接和理解的破壞。當雙方產生這樣的裂痕時,就更可能出現身體暴力。相反,如果我們對別人抱有愛和關心,我們最不希望發生的就是他們遭受痛苦、經歷傷害。雖然我們可能無法投入同樣的精力和注意力去關心和愛所有人,但是學習怎樣慈悲地與他人建立連接有助于在發生沖突時解決問題,以及促進更深入的理解。
非暴力溝通需要我們改變思維方式,對一項影響人類文化數千年的基本假設提出質疑:將人與事劃分為“正確的”或“錯誤的”。按照這種思維方式,有些人是好的,有些人是壞的;有些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是愚蠢的;有些人關心他人,有些人麻木不仁。
《年少日記》劇照。
這種“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出現在我們社會中每一個層面上:漫畫書里的英雄和反派戰斗;電視和電影里警察要抓“壞人”;喬治·W.布什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多次提到“邪惡軸心”。暢銷的保險杠貼紙上寫著“卑鄙者令人作嘔!”這個說法假設有些人是卑鄙的,有些人是正派的,而且還蘊含著潛臺詞,那就是刻薄的人永遠都是卑鄙的。卑鄙就是這些人的本性。如果是這樣的話,何必為他們費心呢?按照這種想法,應該對卑鄙的人避而遠之,甚至控制或懲罰他們。
誰是正確的?誰是錯誤的?誰值得同情、理解和支持?誰應該被排斥、評判、懲罰、解雇、處決或進攻(發生在國與國之間)?
我上大學時,一連幾個小時和同齡人討論這些問題。我們討論人際關系、家庭和政治,希望能理解這個世界和人們做出的選擇。即使到了今天,我也對這些問題充滿興趣。
我希望能理解造成某種情況的原因,知道誰應該對此負責。我希望獲得信息、了解情況,能在這個世界上擁有安全感,相信這里存在責任、重建、希望和改變。我知道我在這方面并不孤單。“懺悔”類脫口秀和《法官朱迪》這類司法劇的流行,證明了人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以及理解這個世界、我們自己和周圍人的時候,仍然抱有“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
這種想法有著悠久的傳統(至少在西方是這樣),是西方主流文化規范和信仰的核心。按《舊約》所述,人類歷史最初就起源于此: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受到懲罰)是因為他們犯下了錯誤。根據沃爾特·溫克的說法,這種贖罪暴力的神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即約公元前1250年的巴比倫創世故事,之后所有關于懲罰性暴力的神話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這個神話至今仍對美國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幾乎影響了美國社會所有的制度、信仰和實踐。人們認為這種事情是正常的、明擺著的,并且就是事實。溫克指出:“(一個)故事如果經常被人講述,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證實,那么它就不再是一個傳說,而會被視為現實本身。”
所以,如果“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如此流行、如此普遍,并且已經延續了數千年,那我們為什么還要做出改變?
很明顯,這種思維方式滿足了某些需要,能為我們帶來一種安全感、意義感、公平感和秩序感。這是一種做出選擇、分辨價值的有效方法。而且我們十分熟悉這種思維方式,覺得它讓我們舒適放松,甚至可以說這種思維方式是人性的本質。
《年少日記》劇照。
但“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會削弱人類之間的連接,使我們彼此分離,也使我們與自己分離。就好像在沙灘上畫下一條線:你要么站在我們這邊,要么與我們對抗;要么清白,要么有罪;要么值得獎賞,要么應受懲罰;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受到詛咒。這意味著以固定的眼光看待人類及其行為,否定了生活和人類經歷的復雜性。
根據這種思維方式,“壞”人總是做“壞”事,“好”人或“正義”的人必須阻止或控制“壞”人。這種觀點混淆了一個人的行為(他選擇的具體行動)與這個人本身是個什么樣的人。如果有的人本質就是邪惡的,那學習、連接、慈悲或改變又能有什么作用?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導致了各種形式的沖突和暴力。
人類的行為取決于對自己處境的看法
實證研究描繪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表明人類行為是不穩定的,我們的行為主要取決于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有何想法。
如果我們周圍的環境和文化條件允許,我們都有可能做“壞”事。例如,有超過90%的大學生承認做過可判處重罪的行為(例如破壞他人財產、向未滿18歲的人提供非法藥物或者盜竊他人物品)。當向學生們提問,如果100%保證不會抓住,他們是否會犯下各種違法行為時,有很多學生說自己可能會偷竊、作弊,或者讓曾經傷害他們的人受到身體傷害。事實上,如果你想讓別人作弊,只要好處足夠多、被抓住的可能性足夠低,就能做到。
正如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觀察到的,我們人類唯有靠正當理由才能活著,即使只是把一杯水端到我們嘴邊。博爾赫斯的意思是,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有其理由。
特定環境和我們的需要,而不是我們本質上是什么人,決定了我們將采取的行動。比如,我們完全可以確定絕大多數人痛恨吃人肉。但如果發生意外被困住,要么餓死,要么吃掉死去同伴的尸體,你可能就會選擇吃人肉。
有詳實的文件記錄了曾經有人做出過這種選擇,當時發生了攀巖事故和飛機失事。如果你反思一下自己曾經做過而現在感到后悔的事情,很可能會發現是當時的某種需要或重要的價值觀促使你做那些事情,即使你對這一選擇或其產生的影響并不完全滿意。
研究也表明,“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是當今社會的準則,與早年人類以慈悲和連接為基礎的生活完全不同。里恩·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圣杯與刀刃:我們的歷史和未來》一書中闡述了近期的研究證據,描繪了現代人類出現以前的歷史,那完全不同于人們對拿著木棍的穴居人的刻板印象。
《年少日記》劇照。
歷史學、人類學和考古學資料表明:不應將原始社會中的人,比如班布蒂人(BaMbuti)和昆格人(Kung),描繪成抓住女人的頭發把她拖走的好戰穴居人形象。現在看來,舊石器時代是一個非常平靜的時期。事實上,人們對早期人類社會普遍具有侵略和暴力的印象,更多的是我們把當前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進一步延伸所產生的結果,并不能準確描述早期人類的實際生活方式:
舊的觀點認為,最早的人類親屬關系(以及后來的經濟關系)是從男人狩獵和殺戮發展而來的。新的觀點認為,社會組織的基礎來自母親和孩子的分享。對于史前時期,舊的觀點是男人是獵人勇士,新的觀點則是男人和女人都通過人類特有的能力支持和改善生活。
生物學和認知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
所有的哺乳動物,尤其是人類(我們的大腦新皮質更發達),“容易產生同理心的這種特質根植于我們的生物學特性中”。例如,新生兒“能分辨出其他新生兒的哭聲,也會用哭聲回答”;幼童“看到另一個孩子很痛苦,往往會不安地皺起眉頭,可能會過去和他分享玩具、給他一個擁抱,或者把他帶到自己的母親那里尋求幫助”。
“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會傷害我們天生的同理心,削弱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慈悲之心。這會使我們難以專注當下,無法把注意力放在具體的需要和處境上,使我們看不清自己可以做出的完全符合我們價值觀的選擇。它也會使我們實現共同設想和創造美好世界的可能性變低。
大多數人并不關注自己的感受
我們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溝通,才能在避免評判和責備的同時,表達和分享我們對其他人言行的感受,以及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了什么?
同理心連接的核心要素在于覺察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同理心的定義就是“理解并體會他人感受”的能力。同理心的英文empathy的詞根pathos來源于希臘語中的“感受”一詞。同理心連接意味著“對別人感同身受”,心胸開闊,站在別人的角度上理解他們的觀點,即使只是暫時的。
雖然體驗感受的能力使我們具有關鍵的社交技能,但大多數人并不習慣關注自己的感受,除非我們接受過這方面的某種培訓(例如情商培訓)。我們在這方面疏于練習。
例如,每天有多少次有人問你“你好嗎?”當你遇到鄰居、同事或朋友時,都可能被問到這個問題。就像大多數人一樣,你很可能隨便回答一句:“很好。”“挺好的。”“非常棒。”“還不錯。”但這些回答都不是感受,與我們的真實感受相比,這些就像摩爾斯電碼或速記,不能為我們提供多少信息。
《年少日記》劇照。
也許只有被醫生、咨詢顧問或最親近的人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們才會給出完整準確的回答。但即使與我們最親密的人交談,我們可能也不愿展示所有的體驗和感受。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不習慣談及自己的情緒。我們被教導要“禮貌”,要記住“言多必失”,不要想當然地認為別人對我們或我們關心的事情感興趣。我們學會了謹言慎行、深藏不露。我們把感受和無力、脆弱聯系起來,而不是與力量、內在根基、覺察、足智多謀聯系起來。
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在西方,至少從理性時代開始,隨著實證科學的發展,感受被視為主觀的和不可信的。別人告訴我們要“動腦筋”而不要情緒化。哲學家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認為,我們的存在源于我們的思考能力:“我思故我在。”有人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相信什么事情,尤其是看法或感受這種主觀的東西,那么我們需要“證明它”。邏輯思維,比如數學方程式,確實可以寫下來一步步驗證。然而,我們如何驗證人類的情感和感受?如果我們從科學的角度理性看待這個世界,感受幾乎毫無價值。
原文作者/(美)簡·馬蘭茨·康納(美)戴安·基利安
摘編/安也
編輯/王銘博
校對/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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