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沒有諸葛亮的蜀國為什么還能撐三十年？暨《漢之季——諸葛亮身后的三國》讀者見面會”在北京圖書大廈舉行。《漢之季——諸葛亮身后的三國》一書作者成長，文史作家、書評人張向榮，作家、學者李天飛圍繞“后諸葛亮時代”的三國政治、軍事、外交以及歷史非虛構寫作的文學價值等內容，進行了深入的對談。

“沒有諸葛亮的蜀國為什么還能撐三十年？暨《漢之季——諸葛亮身后的三國》讀者見面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從234年至蜀漢滅亡的263年，是蜀漢整整三十年的“后諸葛亮時代”。蜀漢政權作為三國之中最弱小的國家，依然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在《漢之季——諸葛亮身后的三國》一書中，成長將目光聚焦于蜀漢建興十二年（即公元234年，也是諸葛亮去世這一年）之后的三國。從這一年開始，三國褪去了英雄的光芒，呈現出歷史真正的底色。魏、蜀、吳三國經歷開國一代的篳路藍縷后，開始面臨各自的困境，如：立國的正統性、權力代際的過渡、君主與權臣的齟齬、軍事戰略的轉變、功勛子弟的崛起、邊境民族矛盾的激化等。將它們放在三個政權彼此之間的沖突、聯盟、制衡的復雜關系中，則又凸顯出特別的意義。

為什么選擇三國的最后三十年作為敘寫對象？面對這一提問，成長表示，“很多讀者對三國歷史的印象都來自《三國演義》，但《三國演義》忽略了三國后期的很多重大事件，如費祎遇刺、諸葛恪北伐等，這些事件對當時的政治局勢都有很大影響。”因此，成長希望《漢之季——諸葛亮身后的三國》能夠呈現魏、季漢、吳在最后三十年中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真實歷史格局。他解釋說，使用“季漢”的稱呼是對歷史本源的遵從，劉備繼承兩漢正統，以“漢”為國號，“蜀”只是入晉之后對割據一隅的政權的蔑稱。作為今天的歷史寫作者，有必要還原真實的歷史面貌。

在回答“是否存在歷史必然”的問題時，成長認為：“最讓我感到遺憾的人物是鄧艾和魏延。鄧艾至少有事功，而魏延在《三國演義》里的被丑化，其實是源于他與諸葛亮的路線斗爭，子午谷之謀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當然，這種策略的作用主要是對敵的震懾力。”李天飛則表示，自己在三國里最大的“意難平”是曹髦。他的抗爭不僅是皇權與相權的抗爭，也是為個人尊嚴的抗爭。張向榮認為，何晏和夏侯玄都曾是曹爽最重要的謀士，是正始年間主要的執政者，但由于他們在高平陵之變后先后被殺，相關史料大多被刪改，已經很難看到當時的實際情況。此兩人還是玄學形成時期的關鍵人物，如果他們沒有死，玄學的發展可能會是另外一番面貌。三位嘉賓還分享了與三國有關的歷史遺跡、文博場館等。

以下內容節選自《漢之季——諸葛亮身后的三國》之《武侯的子孫》，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漢之季——諸葛亮身后的三國》，成長 著，中華書局2025年4月版。

頂著武侯光環的諸葛瞻

蜀水，一支匆忙組建而成的軍隊從成都出發，奔赴涪縣前線。如果說“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是后人對季漢人才匱乏的嘲諷，那么這支部隊的將帥們更適合為這一悲哀的現實做注腳——他們是清一色的季漢功臣后裔：諸葛亮之子、衛將軍諸葛瞻，諸葛瞻之子諸葛尚，張飛之孫、尚書張遵，黃權之子、尚書郎黃崇，李恢之侄、羽林右部督李球。這是他們第一次踏上戰場。

季漢原本是有功臣子弟上前線的傳統的。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曾給東吳的兄長諸葛瑾寫信云：“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于谷中。”信中他解釋了沒有將諸葛喬留在成都的原因——季漢的所有將領子弟都要到前線負責物資運輸，諸葛喬雖是諸葛亮的過繼子也不能例外。不幸的是，諸葛喬不久就在北伐戰事中死去。可能正因為這件事，讓季漢朝廷對于功臣子弟的安全格外照顧，故而此后三十余年間，季漢軍隊雖征伐不斷，但軍中已經鮮少看見功臣子弟。

《三國》（2010）劇照。

從以下名單中我們大體能夠看到，季漢功臣子弟幾乎都在位于成都的尚書臺、御史臺、侍中寺等機構任職，即便是軍職，也多是掌管禁中羽林、虎賁等宿衛兵：

關羽之子關興：侍中、中監軍 關羽之孫關統：虎賁中郎將 張飛之子張紹：侍中、尚書仆射 張飛之孫張遵：尚書 趙云之子趙統：虎賁中郎，督行領軍 法正之子法邈：奉車都尉 麋竺之子麋威：虎賁中郎將 向朗之子向條：御史中丞 蔣琬之子蔣顯：太子仆 費祎之子費承：黃門侍郎 鄧芝之子鄧良：尚書左選郎

誠然，吳、魏兩國的貴戚子弟也有出任上述職位者，但相比而言，季漢的功勛子弟們在軍事上的參與度明顯更低。東吳受世襲領兵制的影響，從孫權晚期開始，其長江防線上的各戍鎮督將就已陸續由“二代”接班，如柴桑督陸抗（陸遜之子）、西陵督步協（步騭之子）、樂鄉督施績（朱然之子）等。曹魏方面，勛貴后裔典兵為將者可謂不勝枚舉，且不說曹丕、曹叡時期掌軍的曹真、曹休、夏侯尚之輩，即便是司馬氏秉政之后，仍有諸多開國功臣子弟活躍于對蜀、吳的前線戰場上。如陳群之子陳泰、陳矯之子陳騫、胡遵之子胡奮等，更有如桓階之子桓嘉、樂進之子樂綝歿于國事。而姜維北伐期間，有記載身在漢中、陰平等戰爭前線的季漢功臣子弟唯有護軍蔣斌、牙門將趙廣、參軍來忠（來敏之子）三人。

季漢的北伐如火如荼，但擎大旗的卻是“羈旅托國”的姜維，那些銜著金湯匙長大的功臣子弟襲著父輩的爵位，領著豐厚的俸祿，躲在安逸的成都城內，仿佛這一切都與自己沒有關系。這是一個令人心寒的現實。季漢將他們保護得太好了，他們既缺乏戰爭的淬煉，更喪失了父輩的膽識與勇略，這使得他們之中難以出現如陳泰、陸抗那樣卓越的軍事人才。整個國家不得不對姜維更加倚重乃至產生過度的依賴。如今，在姜維分身乏術時，頂著武侯光環的諸葛瞻終于肩負起了武侯的責任，他那衛將軍的職位，也終于在他統兵衛國的那一刻變得名副其實。

“進屯綿竹，埋人腳而戰”

諸葛亮去世的時候，諸葛瞻只有八歲，他給父親留下了“聰慧可愛”的印象，而父親留給他的是一個抽象的身影。他只能在未來成長歷程中通過他人的描述在想象中構建父親那偉岸的形象。諸葛瞻沒能在自己最好的年歲里接受父親的親自教導，這讓他與經歷系統家教的司馬師、司馬昭、陸抗相比，存在著先天不足。他甚至不如鐘會那樣有一個好母親。教育的缺失、國家的溺愛、民眾的過譽讓諸葛瞻逐漸滑向了諸葛亮生前擔心的“不為重器”的境地。于是，當毫無統兵經驗的諸葛瞻，帶著一批同樣不知戰爭為何物的功臣子弟迎擊在戰火中浸淫半生的鄧艾時，其結果早已注定了。

從江由戍南下匯入金牛道，魏軍想要抵達成都，仍需攻破三重門戶——涪縣、綿竹、雒城，這也正是當年劉備從劉璋手中奪取益州的老路。諸葛瞻搶在鄧艾之前督諸軍抵達涪縣，然而他停駐在此，盤桓不敢進攻，充分暴露出一個初學者的生疏與手足無措。軍中唯一懂點用兵之道的是黃崇——大概是因為他的父親黃權降魏，使得他在子弟中低人一等，故而格外勤學苦讀——黃崇見涪縣處于一片開闊的平原地帶，無險可守，就建議諸葛瞻趁鄧艾還沒有走出山地之時，搶先派兵占據險要之地進行阻擊，讓敵軍無法進入平原地區。這是經王平在興勢之戰中驗證過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可諸葛瞻缺乏膽識，不敢主動進軍，對黃崇的獻策不予采納，急得黃崇連眼淚都流了下來。結果，錯失先機的漢軍，眼睜睜地看著魏人順涪水而入平原，漢軍前鋒甫一交鋒，即被攻破。諸葛瞻不得不放棄涪縣，退守綿竹。

綿竹屬廣漢郡，當年李嚴、費觀就是在這里向劉備倒戈而降。鄧艾兵進綿竹，給諸葛瞻送去一封勸降信，許諾他如果歸降，就會表奏他為瑯琊王。諸葛氏本出瑯琊，許封瑯琊王有爵封本籍、光耀門楣之意。當時司馬昭尚未稱王，鄧艾開出如此離譜的條件，諸葛瞻自然是不可能信的。他怒斬鄧艾使者，勒兵列陣要與鄧艾一決勝負。這一下，諸葛瞻就中了鄧艾的圈套。鄧艾送勸降信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諸葛瞻投降，而是激怒諸葛瞻放棄堅守城池，與魏軍野戰。故而何焯對諸葛瞻的用兵大為不解，說：“艾軍入死地，理無反顧。而瞻不知憑城持重，何哉？”其實，也無需如此驚訝，諸葛瞻缺乏基本的用兵經驗，突然擔負起這樣的重任，最易感情用事，與鄧艾這種沙場老將對壘，他在心理戰中就先輸了。

鄧艾將士兵分為左右兩路，分別由師纂和鄧忠統帥沖擊漢軍。野戰本是魏軍強項，但鄧艾軍士一路跋山涉水，疲于趕路，戰力已經大為削弱，而漢軍又有主場作戰的優勢。一戰下來，鄧忠、師纂敗退回營，灰心喪氣地說：“敵人還不可攻擊（“賊未可擊”）。”鄧艾拍案大怒，說：“現在是生死存亡的時刻，勝敗就在此一舉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甚至要將兩人推出斬首。鄧艾倒是想殺了司馬昭安插在自己身邊的這個礙眼的師纂，但他當然不會殺自己的兒子，這不過是激將法。此舉果然有效，鄧忠、師纂連忙請命再戰，一場血戰過后，漢軍大敗，諸葛瞻、諸葛尚、張遵、黃崇、李球皆在此役中殉國。

據唐人《元和郡縣圖志》載，諸葛瞻見兵敗如山倒，嘆息道：“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目而反？”于是“進屯綿竹，埋人腳而戰”，最終父子戰死。“埋人腳而戰”，應是類似死不旋踵、誓不后退的作戰方式，足見當時漢軍作戰之壯烈。

諸葛瞻所言“三罪”，既仇恨黃皓，也憎惡姜維，這顯示出季漢末期朝中局勢的復雜性。作為諸葛亮的兒子、荊楚新貴的核心人物，諸葛瞻不可能不想繼承父親的遺志，讓季漢重振雄風。但他面對的是一個內外交困、朝政廢弛的國家，即便他和他的盟友董厥、樊建取得了尚書臺的掌控權，也依然無法施展拳腳有一番作為。阻礙諸葛瞻施政的，正是代表宮中權力的黃皓和代表軍中權力的姜維，因此，盡管黃皓和姜維水火不容，他們在諸葛瞻眼中卻是同樣將國家拖入泥淖的人，是他的敵人，是季漢的“罪人”。

他選擇在綿竹戰死疆場

可見，諸葛瞻到死都沒有走出父親的陰影，他始終固執地認為自己才是諸葛亮事業、權力、地位的唯一繼承者，在眾人的贊美聲中，他從不覺得自己德不配位，直到綿竹的慘敗才讓他猛然驚醒，但為時已晚。他選擇在綿竹戰死疆場，固然有忠肝義膽的情懷，但更多的可能是——他無法背負起敗軍的責任，更無法容忍季漢士民對他的批評和失望，只有一死才能掩蓋住他在國家危難之際的平庸無能。但恰恰是這一死，凸顯了他性格上的脆弱和怯懦。在季漢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赴死而為自己博得一個忠烈的虛名是容易的，而為了國家的存活茍全性命，以至于因此而遭受謗毀反而是最難的。諸葛瞻選擇了前者，而姜維選擇了后者，他們的人格與膽識之高下可謂立見。

《三國》（2010）劇照。

其實，諸葛瞻根本不必在這里去死。在他身后不遠，就是成都最后一道門戶雒城。當年劉璋之子劉循率眾守雒城，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抵御劉備長達一年，其間還射殺了劉備的軍師中郎將龐統，讓劉備陷入極大的困境。以雒城的堅固，加以布防，足以抵擋住鄧艾的攻勢。而此時鄧艾深入蜀地，已成為一支孤軍，若能將他拖在雒城之下，等姜維、閻宇任一路援兵到來內外合擊之，未嘗不能扭轉局勢、絕處逢生。諸葛瞻決定在綿竹赴死，意味著他放棄了自己的責任，罔顧國家的安危，這與街亭戰場上棄軍而逃的馬謖又有什么區別呢？

被諸葛瞻拖累的不僅是季漢的將士，還有他年輕的兒子諸葛尚。諸葛瞻陣亡時年僅三十七歲，諸葛尚頂大不過十六七歲。《華陽國志》載，諸葛尚見大勢已去，也留下一句話：“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然后驅馬赴魏軍而死。諸葛尚只憎惡黃皓，沒有忌恨姜維，說明他比他的父親更清醒一些，知道季漢的根本問題還是出在朝堂之上、宮墻之內。他感嘆“父子荷恩”而致傾敗，實際上是在委婉地批評他的父親沒有匡正劉禪的得失，沒有成為一名合格的宰輔。但如今說這些已沒有意義，諸葛尚付出了年輕的生命，讓季漢的希望更加黯淡。

鄧艾在綿竹擊敗諸葛瞻后，乘勢南下雒城，成都已經咫尺可望。諸葛瞻父子的陣亡無疑加重了蜀中的恐慌氣氛。“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朝堂之上更是亂成一鍋粥，劉禪召集群臣商議了半晌，眾人七嘴八舌，也沒有什么好的應對之策。強敵來襲，無非戰、守、走、降四策。但自諸葛瞻喪師敗績后，成都守軍已所剩無多，且幾無斗志可言，應對鄧艾的虎狼之師無異于以卵擊石。至于守城，成都已經近半個世紀沒有經歷戰爭了，這座自古以來就以富足、安逸、閑適著稱的城市根本沒有做好打仗的準備，且不說城墻是否堅固、士卒是否精壯、防御物資是否齊備，單是將城外的居民、糧谷、物資遷入城內這一件事，都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這樣下來，朝臣們的意見集中在了“走”字上。一部分人提出，漢吳兩國為同盟關系，可以投奔吳國暫避鋒芒。一部分人認為南中七郡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可以前往避難。

正在此時，光祿大夫譙周從人群中走了出來，反駁了這兩種觀點。他說：自古以來就沒有寄身他國的天子，如果投奔東吳，那就形同于做了東吳的臣子。而吳國弱于魏國，將來魏國滅掉吳國，我們就要受到第二次亡國之辱，那還不如一次受辱。至于南中，如果要去就得早做打算，現在敵人兵臨城下，士卒人心惶惶，不能信任，恐怕還沒等出發，就發生了不測（大概指兵變、潰散之類），根本到不了南中。至此，譙周終于當眾亮明了自己的主張——開城投降。

整合/何安安

原文作者/成長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