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修訂后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下稱《條例》），進一步減少財政資金浪費，將更多的財政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核心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此舉得到公眾的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擔憂，黨政機關進一步過緊日子，意味著一些商家、廠家少了跟政府做生意的機會。

比如根據《條例》，“三公消費”被收得更緊，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檔菜肴，不得提供香煙，不上酒等。黨政機關會議活動也要大幅精簡，并鼓勵線上開會、培訓，辦公用房也被從嚴控制。政府采購規定也更為嚴厲，不得超標準采購，不得采購與本單位履行職能和事業發展無關的資產，不得超出辦公需要采購服務。

其實，上述要求并非今年才實施，近十年來已經逐步落地，這次只是將現有做法寫入《條例》，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鞏固過緊日子成效，形成長效機制。換言之，《條例》對商家的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

比如公務接待工作餐不得上煙酒早已實施，筆者在基層調研時得知，不少地方干部非常贊同這一舉措，由此可以少喝許多應酬酒，有更多時間精力用于工作。另外，近年來全國政府采購規模出現小幅下滑，也顯示出財政收支矛盾加大之下，政府在削減不必要支出。

因此，從一些微觀主體來看，的確會存在因為黨政機關過緊日子而少了些生意。但全國財政支出并未由此減少，反而穩定增長，財政資金更多投向了教育、養老、醫療、科技等民生領域和重大項目建設，這些領域的微觀主體可能多了些政府生意。

盡管近些年受經濟下行、減稅降費等影響，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低迷，但根據財政部數據，2020年至202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分別同比增長2.8%、0.3%、6.1%、5.4%和3.6%，2025年前4個月增速為4.6%。這背后正是積極財政政策發力，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總需求，促進經濟復蘇和增長。

在財政收入增長低迷之下，民生等重大支出仍穩步增長，也離不開黨政機關過緊日子騰出的財政資金支撐。比如重慶連續五年壓減一般性支出近100億元，低效無效專項資金壓減超300億元，大幅騰退財力用于保平衡、促發展、惠民生。

還有人擔心，黨政機關過緊日子，可能會導致政府拖欠企業賬款。這顯然是誤解。細讀《條例》不難發現，壓減支出僅限于行政開支，跟拖欠企業賬款無關。

近年中央一直大力推進解決政府拖欠企業賬款問題，去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的意見》，對推進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作出系統部署。去年10月中央推出12萬億元化解地方隱性債務“組合拳”，其中安排部分地方政府債券資金用于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今年6月1日施行的修訂后的《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正是聚焦解決拖欠企業賬款面臨的堵點難點問題。

黨政機關過緊日子并非簡單壓縮支出，而是在保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前提下壓降行政開支，教師、公務員等正當薪資待遇不在壓減之列。近期中央要求兜牢基層“三保”底線，這里的“三保”就是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

根據財政部公布的2025年中央財政預算，2025年中央本級基本支出預算表中，機關工資福利支出約4793億元，預算數比上年執行數增長8%，這主要是金融管理部門實施部門預算改革，基本支出轉為財政撥款安排。

黨政機關過緊日子是長期方針，經過多年壓減一般性支出，一些研究機構發現近年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比平均維持在8%左右，進一步壓減空間越來越小。

筆者注意到，《條例》新增第七條，即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必須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以身作則、以上率下，嚴禁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防止重大決策失誤造成嚴重浪費，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條例》首次提出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防止重大決策失誤造成嚴重浪費的意義重大。近些年中紀委公布的落馬官員案例中，一些官員為了求政績、謀私利而拍腦袋上馬一些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造成的巨額財政資金浪費觸目驚心。當然，防止重大決策失誤造成的嚴重浪費仍需完善相應體制機制，真正扎緊制度牢籠，約束權力之手。

另外，《條例》還要求優化政府投資方向和結構，加強政府投資全生命周期管理，堅決防止低效無效投資。近些年為了穩經濟，政府加大舉債擴大投資，如何花好這筆巨額資金，關系到財政的可持續性和經濟穩定發展。

不難發現，修訂后的《條例》，政府過緊日子內涵更廣，措施更實，當前關鍵是要真正落實好《條例》相關舉措，真正做到政府“過緊日子”，讓老百姓過“好日子”。

（作者系第一財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