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會當著外國元帥的面，請求“給我們點肉吃”？聽起來甚至有點尷尬，但這是真事。

1959年，彭德懷帶團出訪東歐，在訪問民主德國時，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開口就說：“我們想讓每個人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能不能請你們中國支援點？”

這事發生在冷戰正熱、意識形態斗爭如火如荼的年代，聽起來似乎滑稽，背后卻很沉重。

而彭德懷，面對這請求，只是沉默了幾秒，回答說：“我看是很困難的，你也不要抱過大的希望。”

出訪東歐，對彭德懷來說，不是輕松差事。

那年他61歲，剛從風塵仆仆的國防部事務中抽身，臨時受命出使，帶著一支豪華代表團——王樹聲、蕭華、楊得志、陳伯鈞幾位大將，還有朱開印這個新上任的國防部外事處處長。

朱開印第一次向彭總報到，還特意準備了份報告詞，規規矩矩站得筆直，讀完后以為自己完成得不錯。結果彭德懷一句話打破了拘謹：“你在國民黨干過呀？”他嚇一跳，連忙否認。沒想到彭總一揮手：“沒當過國民黨，搞這么一套干嘛！坐下說話嘛！”

一下子氣氛就松了。

東歐之行，原本想象中該是動蕩和匱乏的。可飛機剛落地，眼前的現實讓人有點發懵。

在波蘭、匈牙利、捷克這些地方，代表團看到的是：干凈的街道、熱鬧的集市、鄉間別墅、農民騎摩托出門干活。那些農村，一家一個小院子，不說富得流油，但舒適干凈、生活有模有樣。

“共產主義在哪里？在這里！”彭總在羅馬尼亞一個村莊里看完后，說出了這句話。

朱開印事后回憶，彭總當時眼神里滿是復雜。感嘆是真實的，可這句話背后，有太多掩蓋不住的焦慮。

別看彭德懷是元帥，到了農村，他像個“查賬的”，一進村就翻家具、看房頂、摸炕沿，問得細之又細：你家幾口人？收入多少？怎么分糧的？種子哪來的？政府給補貼嗎？

“你們這些家具，是國家配的嗎？孩子上學花錢嗎？”有時翻開柜子看有沒有積糧，走進豬圈看看飼料，甚至問拖拉機是進口還是國產。

朱開印笑稱他“像個查賬的老爺”，可也正是這種查，才讓彭德懷看出了門道。他不是沒見過好場面，問題是這“好”是不是擺給你看的，是不是臨時裝的。

結果他專挑那些臨時沒通知的村莊去，才發現——人家還真就是那樣生活的。也沒什么“演戲”的成分。

更讓他動容的是這些農民的熱情。聽說是中國來的彭元帥，全村人自發擺酒席，穿節日的衣服，跳舞唱歌，連孩子都來圍著看。那不是接待，是發自心底的歡迎。

而這時，距離國內“三面紅旗”在全國推進、糧食征購極其緊張不過數月時間。國內有多少人，一年吃不到幾頓肉，甚至連飯都吃不飽。

彭德懷那時候應該已經有種直覺：這個對比，不能忽視。

代表團在波蘭也經歷了一件讓人印象極深的事。

那天晚上，波蘭駐華武官莫納特邀請大家參觀軍官俱樂部，說是了解海軍文化。大家以為會是圖書館、模擬艙、沙盤展示，結果一推門——燈紅酒綠，香煙繚繞，舞池里軍官們摟著穿吊帶裙的女郎跳舞喝酒，有些甚至當眾親熱。

幾個中國將軍掉頭就走。朱開印說：“我們連空氣都不敢帶回來。”

這件事沒人告訴彭總，心照不宣。但他沒去，說不定就是知道會這樣。

第二天參觀海軍基地，彭總拿望遠鏡看了看，對波蘭海軍司令提問：“北約最近在波羅的海調動了哪些艦隊？”對方竟答不上來，反倒是彭德懷一一替他梳理。

連帶的諷刺感，不言而喻。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到了民主德國。

陪同的是烏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席。

他安排代表團去了東西柏林交界地帶。墻還沒修，但邊防早已森嚴。他語氣很重：“對面拼命搞福利制度，搞高工資、高福利、高消費，我們這邊壓力很大。”

然后他話鋒一轉，說了那句：“我們計劃把每人年均肉食消費提升到80公斤，請中國支援肉類出口。”

彭德懷沒馬上回答，沉默了一會兒才說：“轉達是可以的，但能不能爭取到，我看很困難。”

他說：“我前些日子在國內調研，報告上很多宣傳是假的，有的地方連飯都吃不飽。”

烏布利希沒再多說，氣氛沒那么熱絡。

回到下榻處，彭德懷對代表團的人說：“……是的，我們人民苦慣了，但不能總苦下去。中國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夠了嗎？人家八十公斤是應當的。比的是制度，不是東德和西德，是東方和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就要比垮你。”

回國后沒多久，彭德懷就寫了那封著名的《意見書》，又叫“萬言書”，遞交給毛澤東。

其中對國內經濟問題的尖銳批評，正是源于他在東歐看到的、感受到的。他明白，我們的問題不是單一的糧食供給，不是臨時的饑荒，而是結構性的虛假、浮夸和閉塞。

他對比了人家農村的建設、福利、規劃，還有民眾的滿足感，得出的不是嫉妒，而是焦慮。

他在“萬言書”中說：“目前的困難，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根子在人禍。”

他看得比許多人都早、都清。他看到了結果和過程的脫節，他知道，再這么搞下去，不僅要失民心，還要輸掉競爭。

《我隨彭德懷訪東歐》，朱開印，《黨史文苑》2006年第7期

《廬山會議前陪彭德懷訪東歐》，朱開印，《百年潮》2005年第11期

《彭德懷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