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響應2025年國際婦女節“為所有婦女和女童：權利、平等、賦能”的全球主題，聯合國駐華系統發起了線上故事征集活動，希望通過豐富、多元且富有力量的敘述，讓更多人聽到婦女和女童們的心聲，鼓勵更多人參與到推動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的行動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范圍內大約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殘障女性。在中國，超過8500萬的殘障人士中，女性約占一半。殘障女性往往面臨著交叉性歧視和多重困境，包括遭受性別暴力的風險增加、更大程度的就業障礙、特殊教育和衛生服務不完善以及參與決策空間受到限制。

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以來，全球各國政府更加關注殘障女性所面臨的多重挑戰，并呼吁社會各界制定和實施全面解決殘障婦女和女童需求的政策和方案，以確保她們公平獲得包括技術培訓和職業培訓在內的各級教育資源、適當的康復計劃、醫療保健服務和就業機會。

今天的投稿人是谷琳娜。

需要改造的不只是電梯，

還有觀念

我在就業的路上遇到過很多困難。因為看不到文字，一開始也不懂怎樣使用電腦，身邊就有人跟我說：“盲人只能去做按摩。”那個時候我想，看不見不是問題，做按摩也不是問題，但看不見的人只能做按摩就是問題！我也曾經短時間陷入迷茫，但經過不斷地探索，我不僅學會了使用屏幕朗讀軟件以及使用盲杖獨立出行，也學會了接納自己的視障身份，在工作中根據自身特點借助無障礙設施和工具提升工作效率，和健視者一樣地工作。我意識到，視障只是我的一部分，不是我的全部。

在我之前的一份工作中，有一次，由于一個生產項目調整到樓上的新車間，兩名操作工人（輪椅使用者）因缺乏無障礙電梯，無法上樓抵達工作崗位，面臨被調崗甚至被辭退的風險。作為融合就業項目的負責人，我嘗試與各部門管理者溝通，但得到的答復是“沒辦法，我們沒有電梯。”我對此感到疑惑，如果沒有電梯，那貨物是怎么運上去的？

后來，我發現貨梯其實是有的，但是不符合安全標準，不方便人員使用，出于成本擔憂，管理層還沒有對貨梯進行改造。了解這一情況后，我開始核算成本、查閱資料，然后與管理者組織了會議，詳細說明當地政府對無障礙設施改造的專項補貼和殘疾人就業的補貼政策，讓管理層意識到實際改造成本低于預期。而且，保證政府要求的1.5%殘障員工比例，既能獲得政策優惠降低公司的稅收成本，還能提升入職率、減少人才流失，更與融合就業“多元，平等，包容”的價值觀相契合。

經過我的努力協調，最終管理層同意改造電梯，期間我多次與行政部、安全部、人力資源部溝通，積極跟進改造過程。同時，我還督促公司修建了坡道，方便輪椅使用者通行，也幫助使用輪椅的員工保住了工作。

有意思的是，我觀察到電梯和坡道改造之后不僅方便了輪椅使用者，還惠及推嬰兒車的女性、出差帶行李箱的人員等，從前需要搬運貨物上樓的人員也可以通過坡道直接把貨物推上去了。這次改造行動，讓管理層意識到無障礙環境對所有員工都有價值。我推動改造的不只是電梯，還有觀念。

真正的改變，

是把平等焊進企業DNA

2023年，我升任為部門負責人。一次公司與外部客戶的戰略會議上，我發現我們公司代表中只有我一位女性，對方公司的女性代表也很少。作為一名視障女性，我強烈意識到自己的雙重突破：我視障、又是女性，能坐在這里，已是打破偏見。那一刻，我對自己說：“你真得很了不起！”與此同時，我也開始思考，如何讓更多女性，特別是殘障女性，能在職場上獲得同樣的機會和認可。

2024年，我加入新的公司，工作范疇從關注殘障人士融合就業擴展到性別平等、家庭友好工廠、共融文化等領域。在作為種子培訓師參加聯合國婦女署中國辦公室與歐盟共同發起、與中國企業聯合會、行業協會合作開展的“性別包容的工作場所”項目后，我意識到，推動性別平等不能僅靠企業領導層或個人的善意，而必須把平等的政策嵌入企業制度中。

回到公司后，我積極推動“性別包容的工作場所”項目，搭建了集團層面的女性員工代表網絡并開展培訓，并推動建立每半年一次的管理層-女性員工對話機制，討論績效、政策變更等女性員工關注的問題，配合匿名反饋渠道，鼓勵女性員工提出問題或建議。

我還促進完善了家庭友好工作場所政策，發布中高考陪考假和育兒假政策，通過培訓課程倡導男女員工共擔家庭責任。我發現，在招聘、晉升和福利待遇方面，人們有時考慮到女性有生育的風險和壓力，可能會把更多工作機會傾斜給男性，這其實是無意識的偏見，同休育兒假等政策能夠減輕不平等現象，但消除長期形成的職場性別偏見不是一次培訓或一項政策就能實現的，而是需要持之以恒地推動改變。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挑戰。初期，各部門對性別平等的理解不一致，導致在收集反饋和需求時出現了偏差。比如有人認為，公司對待男女一視同仁，是平等對待所有人的，但是他們卻忽略了女性員工需要面對生育，在孕期、產期、哺乳期階段存在差異化需求。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成立了一個專項溝通小組。通過多輪協調會議厘清責任、打破信息差，確保各方聲音被聽見。

另一個挑戰是不同部門因各自業務繁忙，對項目的投入資源和力度存在差距。針對這一問題，我向管理層定期匯報進展，強調性別平等項目與公司戰略、社會責任的深度關聯，最終贏得高層支持與資源傾斜。在制定具體政策細節時，通過引入外部專家及顧問團隊進行輔導，結合內部多輪研討，我們最終打磨出既合規又可落地的方案。

項目推行后，女性員工普遍反饋對性別平等知識有了深入了解，公司處理性別相關問題時更專業透明。性別平等機制的建立不僅提升了女性員工的歸屬感和安全感，也進一步推動了公司內部的共融文化建設，為未來持續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用交叉性視角

關注殘障女性所面臨的挑戰

近幾年，我一直在用交叉性視角關注“殘障”和“女性”的雙重身份可能帶來的困境。例如，很多視障女性從事按摩的工作，存在性騷擾的情況，但由于她們處于弱勢地位，往往權利得不到保障；視障女性也想學化妝，也想網購，雖然屏幕朗讀軟件和AI已經可以讀出一些信息，但具體的細節還不夠完善，所以還無法普遍推廣；女性輪椅使用者在坐高鐵和飛機時，有時會因為工作人員幫助不當，而感覺受到冒犯。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未來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計劃更多地關注殘障女性，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她們提供支持，幫助她們重建生活。同時，我希望在企業內進一步推動針對女性和殘障人士的職場安全政策，預防和避免她們在工作環境中遭受騷擾和暴力的風險。

（文中圖片均來自于投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