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韓國的第一印象，是不是那個動不動就要把中國傳統節日申遺，還一個勁兒自娛自樂地宣稱中國歷史名人是韓國人的“文化小偷”形象？

但你知道韓國除了擅長“文化剽竊”之外，居然還很擅長“推卸責任”嗎？

2025年5月17日，僅僅在尹錫悅被罷免總統的一個月后，韓國政壇便再爆大雷——尹錫悅居然退黨了。

“我離開國民力量黨是為了黨取得大選勝利和維護自由民主主義，我認為這是我現在能做的最佳選擇。”

這場沒有眼淚、沒有鏡頭、甚至沒有公開露面的退黨風波，就在“自愿”的聲明中畫上了句號，但在社媒上留下的這番意味深長的話語，卻彷佛訴說著尹錫悅最后的倔強。

我們并不知道前不久還在為總統之位苦苦掙扎的尹錫悅是在怎樣的不得已中，親手“揮別”了自己的政治根基。

但為另一位總統候選人金文洙大選的造勢，以及黨內對開除尹錫悅黨籍的爭議，還是暴露了國民力量黨通過“政治切割”，“甩鍋”個人的深層企圖。

尹錫悅配合“被退黨”的完整心路歷程我們無從得知，但縱觀盧武鉉的悲劇，再到樸槿惠的入獄，就連文在寅也剛于2025年4月被啟動了訴訟程序。

韓國歷任總統好像一直都在用切身經歷告訴著我們：尹錫悅在這件事上確實沒有選擇……

政黨政治的“禍根”

雖然到了今天，尹錫悅還在用“維護自由民主”為自己辯護，但實際上，韓國的政黨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既不民主、也不自由”。

韓國最初的政治構建，完全是以西方政體為藍本，但這種簡單移植并沒能完美適配韓國的社會文化，這也為后來政黨亂象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從軍政廳時期開始，韓國所有政黨都或多或少經歷過分裂與重組，且無一幸免。

這也就導致了韓國政黨政治在很多時候都表現得相當混亂，而沒有穩定的政黨體制，自然也就沒有統一的民選程序。

于是，在韓國早期政治中，多是樸正熙、全斗煥這樣靠軍事政變上臺的“狠人”獨攬大權，政黨政治也就完全淪為了軍政府的附庸。

直到1987年，全斗煥公然拒絕修憲討論，意圖延續間接選舉制，成為了政治改革的導火索。

在經濟迅猛發展的背景下，民眾的政治訴求也開始覺醒，全斗煥只想到了“漢江奇跡”有自己的一份功勞，卻沒想到壓迫民主的軍事獨裁也是自己親手“主刀”。

因此，韓國民間很快便形成了全國性抗議聯盟，要求推動總統直選制的落地，而警察對延世大學學生示威運動的鎮壓，更是進一步擴大了社會矛盾，民眾運動徹底激化。

終于，在6月29日，民主正義黨代表盧泰愚發表了著名的“6·29宣言”，全斗煥徹底喪失了民意基礎，政治轉型被迫開啟。

隨著12月總統直選制的恢復，金泳三、金大中率先開啟了競選拉票，兩人的爭奪一度使民主黨產生分裂，甚至在選舉游說中，地區對立情緒更為尖銳，民眾動員暴力事件就此爆發。

而這就給占據了中間保守階層票倉的盧泰愚提供了機會。在多方運作下，盧泰愚不斷收攏“兩金”斗爭中分裂出來的選票，并打壓第四方金鐘泌的勢力，最終順利拿下大選。

第六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韓國民主政治進入全新局面，可殊不知，上一個政治黑洞的結束，卻只是下一個政治旋渦的開始，韓國獨特的政黨政治，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天坑”……

總統退黨“第一槍”

“是選擇黨結構共存共榮，還是回到對峙和沖突的過去，現在是我們做出抉擇的時候了！”

在1989年的定期國會中，盧泰愚代表民主正義黨發表了對現存“四黨（民主正義黨、統一民主黨、和平民主黨與新民主共和黨）”結構的不滿。

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并肅清軍政府的殘余勢力，盧泰愚上任后又一次發起了政黨重組，在這次的政黨整合中，民主自由黨正式成立。

此番舉措在針對全斗煥勢力時，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可一旦沒有了共同的敵人，這樣復雜的構成就必然會成為政黨的隱患。

民正系、民主系、共和系三方都有著自己的政治訴求，因此派系斗爭一直都很嚴重，當時的人們就將此形容為“一個屋檐下的三家人”。

而三方的矛盾久經累積，果然在1992年總統大選時集中爆發，各大在野黨由于總統候選人問題出現了內部分裂，民自黨內的多方派系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掀起了一股退黨浪潮。

李鐘贊打響了退出民自黨的“第一槍”，帶著其他的“退黨派”成立了新韓國黨，而這個口子打開，便一發不可收拾，民自黨最高委員樸泰俊、黨內顧問蔡汶植接連宣布退黨。

直到5名現籍議員也跟隨退黨后，“退黨多米諾”終于從中央倒向地方，各地區黨委員長紛紛宣布退黨，到最后，民自黨總裁、時任總統的盧泰愚也走上了退黨的道路。

雖然他也搬出了“為改變官權糾紛氣氛、組中立內閣進行公正選舉”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在被“退黨潮”瓦解的當下，民自黨作為執政黨想要政治自救，就必須要出狠招。

盧泰愚在此次事件中無疑是成為了“政治犧牲品”，在政黨分裂的體系性矛盾中，貴為總統也只能落得“替罪羊”的下場。

最終，金泳三把盧泰愚的“中立內閣”構想，演繹成了治愈“政治無信、經濟不振”的競選宣言，而41.4%的民意支持，也確實讓他成功當選了韓國的第14屆總統。

金泳三的“文人民主政府”是韓國第一個文人執政的穩定政府，在他的任內，韓國的廉政建設頗有成效，而在他“世界化”口號的指導下，韓國更是一舉躋身發達國家的行列。

可如此有作為的總統，也還是因為兒子收受政治獻金受到國民的聲討譴責，而他的卸任也又一次向我們展示了“糾纏”韓國總統的“青瓦臺”魔咒有何種可怕的威力……

無處不在的“黑鍋”

尹錫悅既然不是第一個為政黨“背鍋”的總統，那自然也不會是最后一個，甚至可以說，在韓國的政黨政治中，“替罪羊”文化早已成為常態，落在總統身上也無非就是早晚的事。

李明博的首任總理韓升洙，曾因貿然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引發全國性抗議，最終引咎辭職。

樸槿惠首任總理鄭烘原，也曾因2014年對沉沒的“世越號”海輪救援不力黯然離場。

盧武鉉的第二任總理李海瓚，因為鐵路工人大罷工導致的全國鐵路癱瘓，被輿論聲討引咎。

甚至就連盧武鉉本人，都因身陷受賄丑聞而難頂壓力，最終從私宅后山的懸崖一躍而下……

可以說，韓國政壇正在向我們全方位地展現一幅《“背鍋”群星閃耀時》，但之所以會產生這些悲劇，還要歸咎于政黨政治的結構性矛盾：

我們知道，韓國的政黨政治是在推翻了軍政府后才真正走上了臺前，而在此之前，大多政黨勢力都在遠離中央的“荒野求生”中苦苦掙扎。

這也就導致了，一個地方性政黨想要生存，就必須要深深扎根于地方，和地方勢力“共存共榮”，于是，“地區主義”和“地域割據”就成了韓國政黨政治無法擺脫的困境。

在這樣的局面中，就形成了“嶺南（慶尚道）”與“湖南（全羅道）”這樣強大的地區政治集團，就像1998年的總統大選，金泳三和金大中就分別代表了嶺南和湖南兩方勢力。

在地區集團的幫助下，雙方政黨在領袖的出生地一度形成“選票壟斷”的局面，政黨的“全國代表性”地位就此遭到削弱，民選政治幾乎成為擺設。

另一個牽制政黨政治的因素，自然就是耳熟能詳的韓國財閥了。

由于總統選舉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來進行選民動員，因此各政黨就必須想辦法獲得大量的外部“援助”，這個時候，財大氣粗的財閥勢力就成了政黨的不二選擇。

財閥集團通過收買政黨、支持大選，為自己的未來“保駕護航”，只要押中了總統人選，財閥集團就可以獲得政策傾斜以及政治庇護。

韓國之所以會出現三星這種“韓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無法繞開”的龐然大物，就是在政商勾結的體系之下，根本沒有其他競爭對手可以撼動其地位。

再加上韓國政黨內部的派系斗爭，就更加難以形成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因此，非法資金得以大量涌入，總統收受賄賂的情況自然也就屢禁不止。

在這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韓國的政治就漸趨畸形，一度演化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混亂局面。

而在這種“亡黨還是亡總統”的選擇中，實際上掌握了權力的執政黨，和輪番交替、淵源深厚的在野黨，就彼此默契地做出了“不能亡黨”的抉擇。

畢竟，只要黨還在，競選的機會就在，大權旁落的永遠都只是總統，而隱藏在背后的政黨可以不斷用新的候選人提名來東山再起。

即使這些總統曾為他們帶來過“切實的利益”，即使這背后還有無數被擺布的苦難黎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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