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惑不解張季鸞

1941年9月，走完了短短53年人生旅程后，張季鸞病逝于重慶中央醫院。之后，這位《大公報》前主編的遺體，被從重慶迎返陜西故土，在一場規模盛大的公祭典禮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一座占地40畝的陵園中。

張季鸞的去世，動靜很大。在我看來，在中國的媒體人中，應當是空前絕后，絕無僅有的一例。他在重慶病逝時，國共兩黨最高層都在第一時間發來唁電，蔣介石、周恩來更是親自前往吊唁這位報人。

張季鸞

下葬時，公祭的盛況空前，城里來的戲社搭臺唱了好幾天大戲，周圍幾個村的廚子都被請來村里，以便接待前來吊唁的賓客。公祭開始前，五六十個穿著軍裝的人組成的軍樂隊進行演奏，天空中的飛機低低地盤旋在陵園的上空。發來吊唁的書信成堆成堆地摞著，陵墓周邊人山人海，前來看熱鬧的人把周圍幾百畝麥地都踏光了。

張季鸞雖說出生在山東鄒平，但祖籍卻是陜西榆林，1901年，他13歲時，因父親去世而隨母親扶柩返回榆林。

當時之所以選擇將他葬在西安，是因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專門為他所挑選的“風水寶地”。當地人們傳說，這里背靠高山，兩側兩條水渠流淌，號稱“雙龍戲珠”。而在文獻記載中，這里被譽為“天留佳壤，以待大賢”。

在這場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氣勢”的陵墓，就在村子東頭的塬上蓋了起來。有高高的圍墻，門口的幾個石墩子“兩三個人都抱不住”。走進大門，磚鋪的一條大路，連接著一道長長的臺階。陵園院墻外本來種著一排茂盛的洋槐樹，通往墓碑的那條磚鋪小路，兩側也有兩道繁茂的花墻。陵園的里面，有兩片桃園，而在臺階的盡頭，墓碑周圍，則是一大片的松樹，那是專門從周圍的山里移來的“秦嶺松”。陵園建成之初，曾經有一個連的隊伍駐扎在這里，專門為張季鸞守墓。

【長期以來，受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對民國人物的認知往往被簡化和標簽化。尤其對于中共早期人物，臉譜化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入人心，他們的個人情感、思想掙扎、乃至政治選擇的復雜性，都被宏大的革命敘事所掩蓋?！睹駠宋镞^眼錄》則打破了這種單一視角，它并非刻意顛覆既有結論，而是以扎實的史料考證 為基礎，還原歷史人物的 多面性 與 復雜性?！?/p>

后來，這個曾經遠近聞名的陵園凋零了，最后只剩下很小的一塊地方，幾乎徹底被毀，也許正像張季鸞鐘愛的新聞事業，盛極而衰。在八十年代，應家人的要求，政府出面將他的墓地搬遷到了榆林，但是，當年的風光，足以使當地人口口相傳直到如今。

現在，還有不少媒體人會到張季鸞墓前憑吊，向這位前輩致敬。

張季鸞只是一個碼字的報人，他的主要業績，是把《大公報》辦的風生水起。但是，再出類拔萃，也就是一個搖筆桿的，死后如此哀榮，未免令人咋舌。

這也是今天的媒體人難以想象的。

閱讀張季鸞的有關資料，讓我對這個前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三、四十年代，毛澤東還是在延安苦撐的時候，就經常閱讀《大公報》，他自己也多次說，那時候，他閱讀的主要報紙，就是大公報。毛澤東也是一個喜歡筆耕之人，因為和張季鸞的文字常常見面，也就成為了神交的朋友。他欣賞張季鸞的文字，進而也欣賞這個人。張季鸞病逝的消息傳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在延安特致唁電，其中有：“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肅電致悼，藉達哀忱。”

十幾年以后，毛澤東已經江山在手，大權在握，還念念不忘張季鸞，他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贊譽張季鸞和《大公報》。

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約見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等，指出，辦報要聽到各方面的議論，寫評論才能有所謂而發。這方面要學張季鸞。 他說，《大公報》從天津起家時是由三人“合作社”從別人手里接辦的。這三人“合作社”是吳鼎昌出錢，胡政之經理，張季鸞主筆。吳、胡、張三人合辦《大公報》時相約不做官，但后來吳、胡都做了官了，只有張季鸞沒有官職，他卻是蔣介石的“國士”。張本人年輕時在日本留學，雖然許多留學生都參加黨派，但他始終超黨派自居。此后，特別是在國共合作時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標榜。他在重慶經常來往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他同陳布雷交往甚深，同時也常到曾家巖走走，到處打聽消息，然后從中做他的文章。毛澤東說，應該向張季鸞學習，把《大公報》的成功經驗及有益的東西學過來。

毛澤東流傳最廣的書法是五個字：“為人民服務”，很少有人知道，被看做中共宗旨的這五個字，最早是題給《大公報》的。那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赴重慶進行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期間，雖然張季鸞不在了，但是毛澤東的感情還在。

周恩來也非常看重張季鸞。

有一次，名記者徐盈、子岡要離開《大公報》，想跳槽去延安。周恩來知道這兩個記者十分了得，到延安對于共產黨是加分的，但是，他還是特意派人勸阻他們，強調在《大公報》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說：“做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優哉游哉的氣概，如騰龍躍虎，游刃有余。”

共產黨欣賞張季鸞，是因為他始終堅持對時局進行盡可能公正、客觀的報道和評論。就是蔣介石圍剿紅軍時，《大公報》也不乏肯定紅軍的文章。那時候，國民黨要求各報刊一律稱共產黨為“共匪”，只有《大公報》從未服從這個命令。1935年，在國民黨一片“剿匪”聲中，《大公報》發表了范長江采訪延安的稿子，報道了陜北的真相。不僅如此，《大公報》還派曹谷冰踏上去蘇聯采訪的遠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蘇恢復外交前后第一位連續報道蘇聯建設成就的中國記者。

這是因為張季鸞有堅定的新聞底線。

張季鸞幼年時有點口吃，體弱多病，但文章卻寫得又快又好。他主持《大公報》后，便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所謂“不黨”，他是這樣解釋的：“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愿，在于是矣”。

簡單說，《大公報》不屬于也不偏向于任何黨派。

他這樣解釋“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也就是說，《大公報》堅守實事求是的新聞理念，不會為了金錢而去作昧心之論。

所謂“不私”是這個意思，他說“本社同人，除愿忠于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就是強調《大公報》是社會公器，不作私人或小團體之用。

所謂“不盲”，就是不容易被蒙騙，他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張季鸞是有人格的人，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四不主義”，就是《大公報》的報格。

有了這樣的人格和報格，張季鸞就能夠堅守原則，雖是文弱書生，但有錚錚鐵骨。

他和蔣介石是熟人，都曾留學日本，都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見過孫中山，特別是張在日辦《夏聲報》，名氣很大，蔣有所聞。辛亥革命前夜，一大批熱血青年都回國報效，蔣張也差不多同時回來。

但是，在張季鸞心里，沒有熟人或者領袖的“面子”之說，他若干次和蔣介石針鋒相對。要知道，蔣介石當時是中國的最高領袖，一言九鼎的人物。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當年4月29日，張季鸞寫出社評《黨禍》，抨擊蔣介石殺戮青年、殘害進步的反動行徑，社評說：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蔣介石曾表示過服從，現在卻大開殺戒，實屬口是心非丑惡的兩面行為。文章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極端抗議”。

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次日，張季鸞寫了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斥蔣“離妻再娶，棄妾新婚”、“兵士徇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點”等，還罵蔣“不學無術，為人之禍”。文章冷嘲熱諷，淋漓盡致。

人家新婚燕爾，張季鸞卻打上門去，把蔣介石得罪得夠戧，但是，這時候卻顯示了蔣介石的胸懷。他仍然高看張季鸞，仍然重視《大公報》。

蔣介石每日必看《大公報》，在他辦公室、公館、餐廳各放一份《大公報》。他甚至想把《大公報》推為全國輿論權威中心。

1929年12月27日，蔣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電全國報館，發出求言詔書，電文的抬頭為：“大公報并轉全國各報館鈞鑒。”蔣此電一發，確定了《大公報》輿論權威之地位。1931年5月2日，在紀念《大公報》發行一萬號時，蔣介石送來親筆題寫的“收獲與耕耘”賀詞，稱該報“改組以來，賴今社中諸君之不斷努力。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五年，一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p>

1934年夏，蔣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們看到，緊靠蔣左邊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張季鸞，而且還看見蔣給張頻頻斟酒布菜，二人談笑風生，與宴者莫不有“韓信拜將，全軍皆驚”之感。

1938年抗戰正酣，可蔣介石卻未忘這年農歷二月初八是張季鸞五十壽辰，特向正在漢口的張季鸞致電祝賀，并派人送禮慰問。

得知張季鸞病危，蔣介石到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探視。蔣坐在張病榻前，握著他的手，眼睛含淚，眉宇重凝。

張逝世后，蔣介石立即致《大公報》社唁函。函曰：“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其中“握手猶溫”一句是說前一天蔣到醫院探望張的情景。

張季鸞不聽招呼，不講規矩，批評甚至攻擊最高領袖的“斑斑劣跡”，似乎被蔣介石忘記了。

也有人說，除了張季鸞自己的人品和本領外，蔣介石喜歡他，是因為他是山陜西人。而蔣介石喜歡陜西人，他的愛將中，有不少的陜西人。但我對此說存疑。他最大的一次麥城就走在陜西，西安事變中，他狼狽至極，始作俑者，就是陜西人楊虎城。

當然了，張季鸞也不是只罵蔣介石，看見不對的事情和不順眼的人，他都會罵，但是，他罵的有道理，有說服力，文字也漂亮，所以，得到讀者的尊敬。

比如他罵汪精衛。1927年11月4日，張季鸞在《大公報》發表社評《嗚呼領袖欲之罪惡》，斥罵汪精衛“特以‘好人為上’之故，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則直罪惡而已”，后來汪精衛果然墮落為漢奸領袖。

比如他罵吳佩孚。1926年12月4日他在《大公報》社評《跌霸》中說：“吳氐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焙〞沉芾?，一語中的。

張季鸞善于“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為文的基本宗旨。

1944年，在張季鸞逝世3年之后，《大公報》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鸞文存》。于右任為這部著作題寫了書名，《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為張季鸞的遺著作序。

這篇序言，言簡意賅地對張季鸞做了總結：

“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人論政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讀者今日重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歷史。季鸞已逝，其文尚存；國族永生，亟待進步。我編《季鸞文存》既竟，既傷老友之逝，尤感國事之待我儕努力者尚多，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正因為張季鸞既有如椽之筆，又堅持“不偏不倚”、客觀公正，所以，他不僅贏得國共雙方的首肯，在世界上，也確立了《大公報》的地位。

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

不要以為張季鸞白璧無瑕。作為一個文人，他也有當時文人的癖好。

張季鸞有一位日本朋友矢原謙吉，雖然對張季鸞充滿敬意，但并不為尊者諱，在他筆下，張季鸞鮮為人知的放浪形骸的一面得以呈現。

矢原謙吉是“九一八”前夕來到中國的，前后呆了近八年。這期間，他與大公報的幾位高層如張季鸞、曹谷冰過往頻繁。張季鸞每次從天津到北平，都必于深夜打電話給矢原，邀其到“都一處”“砂鍋居”或“東來順”等名飯莊痛飲，而“八大胡同”之一的韓家潭也是張季鸞最欣賞最常去的地方。

根據矢原謙吉的記載：“是時也，張有紅袖為枕，間亦略以阿芙蓉助興，而其談鋒遂愈晚愈健。余嘗婉勸其保重之道，首先與吞云吐霧絕緣。張聞語顧左右而言他，曰：阿芙蓉亦如老七，余僅為逢場作戲耳?！?/p>

所謂老七，是一名雛妓?！俺槌廊酥畱B，張甚嬖之。”如果老七偶爾不在，張季鸞則為之不歡。所謂“阿芙蓉”，鴉片煙是也。

有時興起，張季鸞干脆就在老七處伏案揮毫，頃刻千言，寫就《大公報》的社評。有些洋洋灑灑啊的恢宏大作，是在妓女身邊寫成的。讀者是聞不到鴉片煙味道的。

這也許就算是周恩來所說的張季鸞“優哉游哉”的一層含義吧。

但是，即使是在當時，吸食鴉片也不是“正能量”，所以，從未見諸披露。事實上，當時有人因為張季鸞面色黑黃，曾猜測其為癮君子，但沒有確鑿的證據。矢原謙吉的記載，卻能夠證實這一點。

行文至此，我只有一個大惑不解：張季鸞這樣一個媒體人，一個權威“喉舌”的負責人，既有投槍一般的筆刺向他人，自身卻也露出了重大破綻，在那個時候，他能夠死在病床上，死后還享受如此鋪排的葬禮，這真是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