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也稱為“廬山談話”、“廬山講話”。

1937年7月7日22時，日軍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并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拒絕后發動進攻，是為全面侵華戰爭開端；駐守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奮起抵抗，打響全民族抗戰第一槍。至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和《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指出“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蔣介石在身邊的石柱上書寫著“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10個大字，與會場氣氛相互浸染。

各位先生：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于此事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

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于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

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于“最后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現我們對于和平的愛護。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后關頭”的意義。最后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后，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后，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么要擴大溏沽協定的范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于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我們已快罹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

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溏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么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是變成沈陽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

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

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

至于戰爭既開之后，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投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行所駐地域，不能受任何約束。

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系達于最后關頭，不愿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于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于漠視。

總之，政府對于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抗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睢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傳達于社會，俾咸能明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附 記

1937年7月31日中午，蔣介石夫婦邀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圣、陳布雷一起吃飯。蔣介石告知決定作戰。說可支持六個月。

張伯苓附和。胡適心存憂慮，未作表態。

據《胡適的日記》記載，臨別時，胡適對蔣介石說：“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并有見識。”胡適憂郁寫道：“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奇跡，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高宗武，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后牽線汪精衛，一起投降了日本，任偽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高宗武、胡適、陶希圣、梅思平等人當時都屬于低調俱樂部，常在高宗武家中舉行活動，他們的論調是投降主義，認為中日正式開戰，打不了三個月中國就要垮。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堅決反對他們，孫科聽到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很沖動，說可以把他們抓起來。但不少人不同意說，“孫先生，不能這樣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適，抓起來是不好的。”

這些情況胡適蒙在鼓里。7月31日，他從蔣宅歸來給好友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寫了一封信，談對時局的看法。說“蘇俄預備了這么久，還不能不以避戰為外交方針，何況我們這個國家呢？但事勢雖如此，其中有一點重要區別：蘇俄可以有避戰的資格，而我們沒有避戰的資格。蘇俄所以能避戰，第一因為對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為對內能有控制的力量，我們這兩件都沒有。……”

胡適的思想引起國民黨高層的多方關注。錢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議胡適去歐美解釋我國的抗日政策，他不可能在外國人面前講投降。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

7月31日晚，蔣介石公開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宣布了7月17日廬山談話會的基本思想。直至7月31日，蔣介石才最終決定放棄談判全力對日作戰。

不久，蔣介石約見胡適對他說，“你是懂得政策的，無須我多講。”胡適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國，錢端升和周鯁生隨行。胡適到了美國，負起蔣介石的使命，只得放棄他的低調，和高宗武、汪精衛等分道揚鑣。

1937年7月廬山抗日座談會，梁寒操寓仙巖飯店，偶集聯句：一葉榮枯視天下，此山不語看中原。妙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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