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5月23日，美國司法部向得克薩斯州聯邦法院提交了一份顛覆公眾期待的文件，宣布與波音公司就兩起737 MAX空難案件達成“不起訴協議”。盡管波音承認“共謀妨礙與誤導美國聯邦航空局”，但這家制造了346條無辜生命終結工具的航空巨頭，依然得以逃脫刑事定罪、不出庭受審、不公開道歉。這一次，他們只需再次“買單”：支付11億美元罰金和賠償，就能換取一次制度赦免。

在2018年和2019年的兩起慘烈空難中，印尼獅航與埃塞俄比亞航空的波音737 MAX客機相繼墜毀，造成346人死亡。經過多年調查、輿論聲討、司法審查，波音被指控在這兩起災難發生前已知存在飛控系統（MCAS）設計缺陷，并涉嫌故意隱瞞問題、誤導美國聯邦航空局（FAA），以加快飛機認證流程和市場投放速度。簡而言之：波音撒了謊，FAA被愚弄，全球公眾為之陪葬。

如此沉重的罪行，在美國司法部的“不起訴協議”框架下，卻被重新包裝為“合理和解”“公眾利益優先”的典范解決方案。司法部稱：“這一協議避免了訴訟的不確定性，為受害家庭提供及時、實際的補償。”乍一聽，這是一份充滿妥協智慧的安排，實則卻是對法治尊嚴的嚴重玷污。

這不是第一次。早在2021年，波音就與司法部簽署過一份為期三年的“延期起訴協議”（DPA），同樣以認罰、賠償和“承諾改進”的方式暫緩刑事指控。三年過去，波音交了罰款，卻未兌現改進承諾。就在2024年1月7日協議即將到期前，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機型發生“門塞掉落”事故，直接粉碎了其“合規進步”的最后遮羞布。幾天后，司法部即認定波音違反協議條款，再次提起訴訟。

如今，面對接連不斷的質量問題與管理崩壞，波音非但沒有被推上審判席，反而再次通過協議談判逃脫懲罰。346條人命，在11億美元面前，再次被低價“平倉”。

波音的刑責豁免是在明知其“企業文化失敗”背景下作出的制度妥協。司法部的文件雖承認波音共謀欺詐聯邦機構，卻用“保護受害家庭利益”“避免不確定性”為由，將刑事正義交換為金融補償。這不僅讓人懷疑：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中，是否存在某種隱形的“巨頭免責門票”機制，只要你夠大、夠值錢，就能把殺人的罪名寫進財務報表。

美國國會已有不滿聲音。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公開致信司法部，強烈反對此協議，稱其將令波音繼續逃避對“失敗企業文化和致命行為”的法律后果。遇難者家屬的律師也表示，該認罪協議遠不足以反映波音應承擔的真正責任。這些質疑并非情緒發泄，而是對一個逐漸制度化的“企業免責套路”的警告。

波音的問題早已不止于兩起空難。近年來，該公司產品質量問題頻出，脫落的機門、起飛時冒火、雷達失靈、發動機抖動、機身斷裂預警……接二連三的技術事故早已超越“偶發意外”的范疇，顯露出系統性失控的治理真空。而波音在利潤驅動、市場競爭與內部安全博弈中始終選擇向資本投降。

這樣一家問題纏身、血債累累的企業，依然是美國航空航天“國家象征”，是五角大樓最大軍工供應商之一，是《財富》500強的標配成員。在其身后，隱約可見的是跨國銀行、國防部門、高層政客、技術寡頭織成的利益網絡。

美國司法部口中的“公眾利益”，顯然不是346位死難者家屬的正義期望，而是波音股東的資產安全，是政府部門的聲譽穩態，是資本市場對波音“不能倒”的集體共識。

這種“協議正義”的危險之處，在于它正在被逐步制度化。不是根據過失程度判定刑責，而是根據企業規模協商罰款；不是依法追責，而是計算“合理代價”。這讓公眾看到的，不是一個依法治企的監管體制，而是一種對巨頭資本唯命是從的結構性縱容。

波音不是唯一的受益者。過去十年間，美國數十家金融機構、制藥公司、軍工承包商、科技巨頭，都通過“延期起訴”“認罪換罰”“合作承諾”逃脫了可能的刑事懲處。這些所謂“制度創新”，已經使得大企業在美國法律體系中處于一種“邊罰邊盈利、邊錯邊通行”的現實特權狀態。

346條生命不是抽象數據，它們代表著整個民航系統對安全的信任基礎。而今日司法部與波音的這份協議，正是在這些尸骸上筑起的資本安全網。這不是一場技術事故的和解，而是一次對企業失德行為的合法化洗白。波音公司或許可以再次脫身，但公眾不會遺忘那因事故喪失生命的人留下的沉默控訴。這一頁，司法部翻得太快，歷史卻不會輕易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