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每年最受關注的展覽應該是深秋奈良國立博物館的正倉院展。但今年的情形不同，正倉院展的地位恐怕被關西三個大展所取代。這三個展分別是奈良國立博物館的“超國寶展”，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日本國寶展”和京都國立博物館的“日本、美之熔爐：跨文化交流的軌跡”展。大阪和京都展都是為了配合大阪世博會而舉辦，奈良展則為了慶祝奈良國立博物館建立130周年。三個國寶展同時展出460多件日本古典藝術史各個時期的超級經典，這是空前的。

4月下旬，筆者參觀了這三大展的前期部分。在近兩千年的歷史中，日本文化深受中、韓等東亞大陸影響，也對外來因素不斷加以改造，以便適應其獨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態。這使日本在不少方面更好地保存了來自一衣帶水彼岸的藝術文化，能使我們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潛在可能性和鮮活性。

奈良法隆寺 觀音菩薩立像（百濟觀音）

“最好是一次只看兩三尊佛像，靜下心來，讓它們的美慢慢滲透進心里”

先來談談奈良國立博物館的超國寶展。這個展設定的目標至少有兩個，一是回顧1895年奈良博覽會（奈良國立博物館的前身）以來的博物館歷程；二是最大程度展示日本佛教藝術在關鍵形成期表現出來的想象力和創造力。143件展品以雕塑、繪畫和寫經為主，尤以佛像最為耀眼。早期日本雕像的巔峰之作如百濟觀音、中宮寺菩薩半跏像、鑒真大師像和京都寶菩提院的菩薩半跏像等均在展中。除了選自奈良、京都和東京這三所國立博物館的珍藏之外，其他展品的絕大多數來自奈良的21所著名寺院和5所著名神社。

作為日本首個固定下來的都城，平城京（奈良）的佛教與日本律令制政權關系十分緊密，形成了以所謂南都六宗為核心的體系。到了平安時期，南都佛教受到來自以平安京（今天的京都）為中心的新興佛教文化的挑戰，但其重要地位在明治以前仍大體得到保持。

奈良展的觀看印象是難以簡單描述的，也許就如同在大正七年（1918）初訪奈良博物館時的和辻哲郎那樣，被目不暇給的藝術珍品所籠罩：“最好是一次只看兩三尊佛像，靜下心來，讓它們的美慢慢滲透進心里。”

奈良法隆寺 觀音菩薩立像（百濟觀音）

進入超國寶展的第一個視覺沖擊就是佇立于大廳之中的百濟觀音以及拱衛的兩尊同樣來自法隆寺的天王像。在法隆寺大寶藏院對外開放時我們也能看到百濟觀音，不過那是被安置在一個較高的基座上，這樣的確能給人一種天人之感，但奈良國立展卻將觀音像置于一般人可以平視的高度，且撤去了玻璃罩，加上遠比大寶藏院先進的照明，使人能在咫尺之間360度盡情觀賞。

奈良展的任何一件展品都具有標志性意義，這里想提一下這次展品中的兩件，一是《天壽國繡帳》（中宮寺藏），一是藥師寺的《吉祥天畫像》。前者是圣德太子傳奇形成的重要物證，因千年前的刺繡保存不易，平常從不展示。后者則應該是保存迄今最美妙的奈良時代畫作。原件筆觸之精細、色彩之沉靜婉麗，確實難以語言形容。

針對這幅作品，日本藝術史家下店靜市有如下的評語：

吉祥天和毗沙門天同為施福之神，也含救助女人的意思。給予飲食衣服的富貴之神，其精神在美麗容貌上呈現。這幅畫的重要之處在于盛唐時期出色的色彩感覺，作為實例令人贊嘆，這是散發著芳香的色調。

這一畫作應該是出自奈良時代日本本土一流畫師之手，但受到唐代仕女圖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通過此畫來推測唐代最高水準的宮廷繪圖可以達到的水準。不過盡管有《簪花仕女圖》等晚唐以后出現的作品存世，唐代宮廷級別的女性主題繪畫存留甚少，《吉祥天》究竟有哪些手法直接承自唐代，哪些又是日本本土的創造，仍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京都五臺山清涼寺 旃檀釋迦像

旃檀像的傳奇：鳩摩羅什傳記中一個小角色在日本獲得新生命

京都國立展強調日本的美術如何通過文化的碰撞、吸取與融合而形成，又如何在此過程中呈現并認識自身。

第一單元“往來交流中傳入的技與美”展示的是外來影響下日本早期文明的發生，展品中“畫文帶四佛四獸鏡”據說出土于大阪府羽曳野市，這一形制的銅鏡應自漢代四神鏡發展而來，但這枚卻有細節清晰的立佛和坐佛圖案，似未在中國考古見過（據說民間藏有一枚）。高松冢古墳壁畫自發現以來便享有盛名，京都展特意選擇了出土之初在前田青邨監修下由守屋多多志、平山郁夫等四位畫家采用點描法繪制的作品，精確復制了出土時壁畫的色彩和質感。

京都安詳寺 唐代蟠龍石柱

第二單元“跨海求教”中展示的物件有唐代蟠龍石柱和著名的“五月一日經”中的《十誦律》（文化廳藏）和《摩訶僧祇律》（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兩種。蟠龍石柱從形制看應該是唐代石燈的支柱，這可以從保存在西安碑林的蟠龍石燈推測出來。但這么沉重的物件卻是由九世紀的留學僧從長安青龍寺帶回，而最終落腳在了京都安詳寺。

“五月一日經”指的是從天平八年（736）九月二十九日開始的奈良宮廷寫經工程。這項工程由光明皇后發起，宮中寫經所以玄昉隨遣唐使帶回的五千多卷佛典為底本進行抄寫，目的是復制一套完備的佛教一切經。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光明皇后為這些寫經題寫了愿文，為其已故父親、權臣藤原不比等和母親橘夫人祈禱冥福。于是這些寫經被統一稱為“五月一日經”，無論是紙張還是書藝都代表了奈良時代寫經的最高水準。

如果說“五月一日經”代表著遣唐使時代盛唐文化影響日本的高峰，那么這一單元中展出的兩件與圓仁有關的珍貴寫本就可以說代表著遣唐使時代的結束。這兩份寫本分別是圓仁《入唐求法目錄》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抄本，后者尤其珍貴，抄寫者為鐮倉時期京都長樂寺天臺僧兼胤，它是這一重要歷史文獻唯一存世的古寫本，被列為國寶。但跨海求教的努力并未因遣唐使的終止而停頓。這一單元最后部分有關旃檀佛像的展陳就是中國影響日本宗教文化的新階段的典型例子。

無獨有偶，奈良展也強調了清涼寺旃檀釋迦像這一主題。奈良展中有一座京都五臺山清涼寺的旃檀釋迦像，這尊來自北宋的木雕造像是入宋巡禮的奝然上人在臺州請雕刻師張延皎、張延襲兄弟制作而成。此像的緣起是佛經中關于印度憍賞彌國優填王造像的記載。優填王因思慕釋迦如來而以牛頭旃檀造其像，在佛教傳統中這被認為是佛像的起源，一般也被稱為優填王造像。中古時代圍繞這一記載形成了流行于中土和西域的瑞像故事。奝然迎請的這尊釋迦像被認為是優填王釋迦像的直接摹本。

清涼寺旃檀像雖成于臺州，依據的原像卻是汴梁大內滋福殿的優填王釋迦像。該像宋初由江南被迎入京城，奝然在滋福殿瞻禮后便產生模造的愿望。雍熙二年（985）該像從大內移入太宗贊助的汴梁啟圣禪院，這為奝然模刻提供了條件，于是他請雕刻博士張榮先模刻一個小像，然后在臺州由張氏兄弟依原像大小復制。完成后經臺州商人鄭仁德的船承載至博多，最終安置于京都愛宕山下新建的清涼寺釋迦堂。此為日本佛教史上的大事件，此像在中日文化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1953年在旃檀像內發現大量珍貴的納入品，包括北宋的抄經、線刻水月觀音銅鏡、有關瑞像制作信息的《舍錢結緣交名記》等等。還有前年曾在根津美術館宋代書畫大展上展出過的版畫《靈山變相圖》和《彌勒菩薩像》，是迄今能見到的最精妙的宋代版刻。旃檀像是奈良展“企慕釋迦”單元的主打展品之一。此像平時也能在清涼寺的主堂瞻禮，可只能遠觀。作為寺院主尊，這次能在奈良展后期讓人近距離觀摩，實在難得。

京都展的旃檀佛像主題圍繞不同線索展開。有關旃檀像由天竺傳入震旦的歷史，大約在初唐以后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認為這尊像是由鳩摩羅什父親鳩摩琰從天竺帶到龜茲，隨后因鳩摩羅什入長安而流入中土。這一說法影響了日本。奝然等巡禮僧將模刻該像并迎請到日本視為日本國土與來自佛教本源圣物的直接連接。京都展強調的就是這種神圣性聯系，因此展出了室町時代的《羅什三藏繪卷》，這件作品描繪了旃檀佛像從天竺到日本的因緣。卷中作為佛教徒的鳩摩琰遭迫害后逃往龜茲，他與所攜旃檀佛像白天黑夜相互背負。這尊像最終渡海而至日本。通過旃檀像的傳奇，原本只是鳩摩羅什傳記中一個不那么關鍵的角色竟然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新生命。

除了佛教文化等與中國有密切關聯的主題之外，京都展也讓觀眾看到早期全球化時代的舶來品如何在日本的日常中獲取新的生命。

古林清茂《與別源円旨送別偈》

宋元禪林高僧：啟迪了日本新一代的文化與宗教意識

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日本國寶展”意在呈現日本美術史的發展概觀，同時讓人了解大阪地區文物收藏之富。

對于中國觀眾而言，大阪展備受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展出了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喪亂帖》，但最令筆者興奮的反而是同一空間展出的其他幾件中日書畫。讓筆者佇足的是藤原伊行的《蘆手繪和漢朗泳抄》（京都國立博物館藏）。這是伊行這位平安著名書家唯一確定的真跡。用漢文草書與和文寫下的風月歌詠書風舒展而飄逸，紙張用群青、綠青、代赭、銀泥等顏料繪出蘆葦、馬匹、水鳥等意象，這些意象的畫法富有韻味。整個作品流露出來的高雅氣息讓人看到平安時代貴族文化的精致。

在《喪亂帖》居C位的展區，相伴的并非蘇黃等影響日本書法的宋人名品，而是大慧宗杲《與無相居士尺牘》和古林清茂《與別源円旨送別偈》（五島美術館藏）。二王書風固然對日本影響至深，展廳里的藤原行成《書卷》（本能寺切）與《喪亂帖》可謂一脈相承。但在下一波的影響中，擔任主角的不再是中國士大夫，而是大慧宗杲、無準師范、楚石梵琦那樣的宋元禪林高僧，他們是精英文化與信仰的結合體，啟迪了日本新一代的文化與宗教意識，也使宋元文化中的諸多精華得以在東瀛保存下來。

古林清茂是元代臨濟的高僧，駐錫金陵保寧寺，門下高徒輩出。別源円旨就是投入清茂門下的日本僧人。這篇《送別偈》寫于元泰定二年（1325）九月二日。円旨在保寧寺古林清茂門下參禪三年，這一天要告別清茂前往江西行腳。古林清茂書法功底極深，《送別偈》堪稱禪林書法的杰作，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偈語透露出來的溫情和幽默：

旨禪三年預吾席，三十烏藤摒得吃。念渠遠自日東來，一片真心如鐵石。此棒不打亦不知，待渠自會知我時。衲衣脫下痛一頫，他年堪作吾家兒。

這幅《送別偈》是集通透的禪語、超越國界的禪門友情和上乘的文化藝術修養為一體的作品，令人想起無準師范給圓爾印可中所說的，只要有弘道之人，“非特此國彼國不隔絲毫，至于及盡無邊香水海，那邊更那邊，尤指諸掌耳！”

與《送別偈》同時展出的是因陀羅的《丹霞燒佛圖》。元代禪師畫家因陀羅后來成了中國藝術史上的失蹤者，其作品卻在日本得以保存。《丹霞燒佛圖》描繪了唐代禪宗的著名故事。因陀羅通過洗練的線條和墨色濃淡的巧妙搭配勾勒出兩位禪僧對話瞬間的神態與身姿，連用渴筆畫出的樹身都十分精彩。更可貴的是畫上贊詞出自元代禪僧楚石梵琦。梵琦同樣深受日本禪林敬重，他的書藝亦不遜色于清茂。贊語靈動的行書明顯受趙孟頫影響。宋元禪林書風不拘一格，卻又暗藏法度，成為風靡日本的宋元高僧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在大阪展，筆者還如愿看到了中日交往史上的重寶：九世紀到天臺和長安求法的日本僧人圓珍的兩件“過所”。所謂“過所”，即唐代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頒發的通行證。一件是圓珍在大中九年（855）三月十九日從越州（今紹興）去往長安時，越州都督府頒發的通行證，上有圓珍五月十五日進入潼關那一刻當地守丞的簽署。另一件是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圓珍離開長安時，唐中央尚書省發給諸道州府的過所，上有十二月四日圓珍經過長安東面要津蒲州時蒲州吏員的簽署。如此生動的記錄，仿佛歷史瞬間就凝固在了紙面上。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