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當作家許知遠在香港一家書店里偶然拿起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傳教士與浪蕩子》時，他或許觸摸到了一個比想象中更為深邃的世界。

那本書，封面是一個驚恐的東方女人，標題暗示著東西方的陳舊碰撞，卻出自一位荷蘭人之手。

這個荷蘭人，1951年生于海牙，在萊頓大學研習過中國文學，在日本探究過電影，通曉多國語言，包括流利的中文和日文。

他像一位技藝高超的織工，將游記、報道、批評與歷史“毫無縫隙地交融在一起” ，用一種冷靜而略帶反諷的筆觸，審視著東西方的陳詞濫調。

布魯瑪，這位在紐約安家的荷蘭人 ，恰如他所獲得的“伊拉斯謨獎”的頒獎詞所言，是一位“新世界主義者”。

他繼承了那位500多年前出生于鹿特丹的先輩“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的精神遺產，擁有一種對人類共通性的信念，對僵化教條的懷疑，以及對“歷史中模糊、曖昧、灰色地帶”的迷戀。

從伊拉斯謨到布魯瑪，這條思想的運河穿越了荷蘭五個世紀的風雨，它既塑造了這個低地國家，也折射著我們這個日益復雜的世界。

這不僅僅是一個荷蘭的故事。

對于正在全球舞臺上尋找自身定位的中國讀者而言，荷蘭猶如一面獨特的鏡子。

它映照出一個小國如何憑借思想與貿易撬動世界，也映照出理想主義如何在現實的風浪中顛簸前行，更映照出“寬容”這個看似簡單的詞匯背后，隱藏著多少實用主義的計算與痛苦的自我詰問。

圖：近日一組來自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中國學生會的學生前往中國華南地區，考察當地傳統與創新融合的獨特文化，該圖片由荷蘭駐香港總領事館公開發布在海外社交媒體 Instagram。

伊拉斯謨的晨曦與黃金時代的實用主義

想象16世紀的歐洲，宗教狂熱如同今日社交媒體上的“取消文化”，非黑即白，動輒將異見者送上火刑柱。

而伊拉斯謨，這位“私生子”出身的學者 ，卻像一位孤獨的先行者，提倡“基督哲學”（Philosophia Christi），強調內在的虔誠而非外在的儀式，呼吁用對話取代紛爭 。

他或許可以被視作那個時代的“溫和派公知”，深刻批判教會的腐敗，卻又始終不愿徹底割裂，期望在體制內推動變革 。

這種“批判性參與”的精神，如同基因般植入了荷蘭的文化肌體。

當荷蘭共和國在17世紀迎來“黃金時代”，成為“海上馬車夫”時，這種精神與商業的實用主義奇妙地結合了。

阿姆斯特丹和萊頓成了思想的避風港，笛卡爾、皮埃爾·貝爾等歐洲思想家紛至沓來 。

印刷機晝夜不息，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 。

然而，這種寬容并非沒有邊界，它更像是一種精明的投資。

當哲學家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思想過于超前，動搖了宗教與世俗權力的根基時，這位磨鏡片為生的思想家便被猶太社群驅逐，其著作也遭查禁。

這便是荷蘭式寬容的第一個“曖昧之處”。

它常常服務于現實利益。當寬容能吸引人才、促進貿易時，它便被高高舉起；當它挑戰到核心秩序時，便會露出謹慎甚至嚴苛的面孔。

這與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創立國際法的初衷不謀而合。

他的《海洋自由論》雄辯地論證了公海自由，這無疑為荷蘭突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權提供了強大的“法理武器”。

思想，在這里，既是啟蒙的火炬，也是國家利益的戰艦。

戰爭陰影下的道德拷問與殖民遺產的反思

黃金時代的光芒未能永遠照耀。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納粹德國的占領，將荷蘭拖入了歷史的深淵，也迫使它進行痛苦的道德拷問。

伊恩·布魯瑪在其著作《罪孽的代價》（The Wages of Guilt）和《零年：1945》（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中，深刻地探討了這段歷史。

他注意到德國與日本面對戰爭罪責時截然不同的態度，并引述了他父親在戰后的經歷，描繪了一個充滿饑餓、復仇與道德混亂的世界。

他那句振聾發聵的論斷：“世上沒有危險民族，有的是危險的情境，這既不是自然法則或歷史規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結果。”

二戰的經歷，如同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遭遇的，他因批判納粹而被囚禁流放 ，這在荷蘭人心中刻下了對國際規則和人權近乎執拗的堅守。

海牙成為國際法之都，并非偶然。

但鏡子的另一面，是同樣沉重的殖民歷史。

直到近年，荷蘭才開始真正直面其在印尼獨立戰爭期間的暴行。

2022年，一份歷史審查報告披露，荷蘭軍隊曾犯下“大規模、過度且不道德”的暴力行為，導致約10萬印尼人死亡。

同年，荷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正式道歉，承認“必須正視可恥事實”。

緊接著，2023年，國王威廉-亞歷山大也就奴隸貿易歷史請求原諒。

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等文化機構也開始舉辦展覽，揭示那段被長期粉飾的歷史。

這種遲來的反思，如同中國社會對歷史創傷的重新審視，過程雖然痛苦，卻是邁向真正成熟的必經之路。

它揭示了“寬容”的另一重曖昧：一個以寬容自詡的國家，其歷史也可能充滿了不寬容的烙印。

當代荷蘭 “Gedoogbeleid”的智慧與 “寬容的限度”

現代荷蘭以其獨特的“Gedoogbeleid”（默許政策）聞名于世。

對于大麻、安樂死、性工作等敏感議題，荷蘭采取了一種務實的態度。

法律上或許不完全認可，但在嚴格監管下容忍其存在，以求“減害”而非強行禁止。

這種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國人常說的“抓大放小”或“水至清則無魚”的社會治理版本，它源于荷蘭歷史上各“支柱”（宗教、意識形態群體）間求同存異、共存共榮的傳統。

然而，這套看似行之有效的體系，在全球化和大規模移民的浪潮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當特奧·梵高（Theo van Gogh）[注：特奧·梵高是知名畫家文森特·梵高的侄孫的兒子]，這位口無遮攔的電影導演，因其批評伊斯蘭教的作品而被當街殺害時 ，整個荷蘭社會都感到了震動。

“寬容的限度”這個哲學問題，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 。

激烈的辯論隨之而來。

像吉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這樣的政治人物崛起，他們高舉捍衛“荷蘭價值觀”的大旗，將矛頭指向被視為“不寬容”的伊斯蘭文化。

與此同時，擁有移民背景的群體仍在結構性不平等的陰影下掙扎。

荷蘭人引以為傲的自我形象，那種進步、寬容與民主的自豪感，受到了沖擊。

伊恩·布魯瑪的《阿姆斯特丹的謀殺案》 ，正是對這一社會裂痕的深刻解剖。

他像一位冷靜的外科醫生，揭示了在一個試圖擁抱多元的社會里，當不同的價值觀發生激烈碰撞時，那種深藏的恐懼與不安。

鏡子的啟示：理解復雜，擁抱世界

荷蘭的故事，從伊拉斯謨到布魯瑪，從黃金時代的輝煌到殖民歷史的陰影，再到當代多元文化的陣痛，很有助于我們理解世界的復雜性，尤其是歷史的“曖昧之處”。

對于今天的中文讀者而言，這面荷蘭的鏡子或許能帶來許多啟示，比如：

思想的力量與務實

荷蘭的歷史證明，思想可以成為小國影響世界的杠桿，但這種思想往往需要與現實的土壤和國家利益相結合。

寬容的藝術

“寬容”不是一種靜態的美德，而是一個動態的、充滿張力的過程。它需要智慧、勇氣，也需要面對自身歷史陰暗面的誠實，更需要不斷地協商與調整邊界。

世界主義的必要性

在一個日益互聯卻又充滿壁壘的世界里，像布魯瑪那樣的“新世界主義”顯得尤為重要，它既有深厚的本土根基，又能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全球視野審視問題。

自我批判的勇氣

從伊拉斯謨對教會的批評，到德克對殖民主義的揭露，再到布魯瑪對荷蘭社會的反思，荷蘭知識分子展現了一種寶貴的自我批判精神。

一個國家、一個文明，能否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是否有勇氣面對自身的“曖昧角落（灰暗角落）”和“不舒服的真相”。

當許知遠合上那本《傳教士與浪蕩子》時，他或許意識到，布魯瑪所代表的荷蘭精神，并非要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要鼓勵我們去擁抱復雜的問題。

在這個變動的世界里，無論是低地小國荷蘭，還是正在崛起的東方大國，都需要這種清醒的智慧——一種敢于直面歷史的曖昧，樂于傾聽多元的聲音，并始終對人性保持一份溫和理解的智慧。

這或許，正是那條從海牙流淌了五個世紀的運河系統，為我們這個時代帶來的最珍貴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