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1912.7.26—2005.6.30），中國書法家，書畫鑒定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滿族。姓愛新覺羅，雍正帝九世孫。長于古典文學、古文字學的研究，曾在輔仁大學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顧問、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等職。著《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論書絕句百首》等，出版《啟功書畫留影集》以及多種書法選集。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逝世，享年93歲。

1957年北師大由陳校長親自主持評議新增教授人選。我在輔仁和師大干了這么多年，又是陳校長親自提拔上來的，現在又由陳校長親自主持會議，大家看著陳校長的面子也會投我一票。

那天散會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樂系的鋼琴教授老志誠先生，他主動和我打招呼：“祝賀你，百分之百地通過，贊成你任教授。”

我當然很高興，但好景不長，教授的位置還沒坐熱，就趕上反右斗爭，我被劃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個降級使用，繼續當我的副教授，工資也降了級。說起我這個右派，還有些特殊之處。

我是1958年被補劃為右派的，而且劃定單位也不是我關系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而是中國畫院。而且別的右派大都有“言論”現行，即響應黨“大鳴大放”的號召，給黨提意見，說了些什么。我是全沒有。

事情的經歷和其中的原委是這樣的：

我對繪畫的愛好始終癡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繪畫水平達到了有生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國畫界已經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解放后的前幾年文化藝術還有一些發展的空間，我的繪畫事業也在不斷前進。

比如在1951～1952年期間，文化部還在北海公園的漪瀾堂舉辦過中國畫畫展，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參展。展覽后，這些畫也沒再發還作者，等于由文化部“收購”，據說后來“文化大革命”時，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賣給了日本人。

文革后，又不斷被國人買回，有一張是我最用心的作品，被人買回后，還找到我，讓我題詞，看著這樣一張最心愛的作品毫無代價地就成了別人的收藏品，我心里真有些惋惜，但我還是給他題了。

在事業比較順利的時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當時的許多畫界的朋友關系都很好。

后來繪畫界準備成立全國性的專業組織——中國畫院，要組織這樣一個有權威、有影響的組織，必須由一個大家都認可的人物來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學者、書畫家葉公綽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

當時葉公綽先生住在香港，周總理親自給他寫信，邀請他回來主持此事。葉先生被周總理的信任所感動，慨然應允。回來后，自然成為畫院院長的最熱門人選。葉先生是陳校長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識，而且有些私交。

如當我母親去世時，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為母親買裝裹(入殮所穿之衣)，路過榮寶齋，見到葉先生，他看我很傷心，問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說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們孤兒寡母的艱辛，他安慰我說：“我也是孤兒。”邊說邊流下熱淚，令我至今都很感動。

又如他向別人介紹我時曾夸獎說：“貴胄天湟之后常出一些聰明絕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給我辦，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畫院的有關情況和經驗，以便更好地籌辦中國畫院，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帶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經驗。

這樣，在別人眼里我自然成了葉先生的紅人。但這種情況卻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當時在美術界還有一位先生，他是黨內的，掌有一定的實權，他當然不希望葉先生回來主持畫院，深知葉先生在美術界享有崇高的聲望，他一回來，大家一定都會站在他那一邊，自己的權勢必定會受到很大的傷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借這場反右運動把葉先生打倒。

而在這位先生眼中，我屬于葉先生的死黨，所以要打倒葉先生必須一并打倒我，而通過打倒葉先生周圍的人也才能羅織罪名最終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犧牲品。

但把一個人打成右派，總要找點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點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會在所謂給黨提意見的會上提什么意見的，不用說給黨提意見了，就是給朋友，我也不會提什么意見。

但怎么找借口呢?正應了經過千錘百煉考驗的那條古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經過多方搜集挖掘，終于找到了這樣一條罪狀：我曾稱贊過畫家徐燕蓀的畫有個性風格，并引用了“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的詩句來形容稱贊他代表的這一派畫風在新時代中會有新希望。

于是他們就根據這句話無限上綱，說我不滿當時的大好形勢，意欲脫離黨的領導，大搞個人主義。當時的批判會是在朝陽門內文化部禮堂舉行的，那次會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

葉公綽先生，還有我稱贊過的徐燕蓀先生當然也都按既定方針打成右派，可謂一網打盡。至于他們二人打成右派的具體經過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說明，但我自己確是那位先生親自過問、親自操辦的。

當然這場運動勝利之后，他在美術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熱，呼風喚雨了。

我也記不清是哪年，大約過了一兩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記不清，是因為沒有一個很明確鄭重的手續正式宣布這件事，而且當時是在畫院戴的，在師大摘，師大也說不清是怎么回事，總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

當時政策規定，對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現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實，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右派。我雖然沒有這個正式名稱，但群眾哪分得清誰屬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誰不屬于“摘帽右派”?

當時對“摘帽右派”有這樣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叫“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不老實隨時可以給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這一點，日久天長就成了口頭語。

比如冬天出門找帽子戴，如發現是別人替我拿著，我會馬上脫口而出：“帽子拿在群眾手中”；如自己取來帽子，馬上會脫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

不管拿在誰的手中，反正隨時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險，能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嗎?日久天長，熟悉我的人都知道這個典故，冬天出門前，都詢問：“帽子拿在誰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別人回答：“帽子拿在群眾手中呢。”

有人常問我：“你這么老實，沒有一句言論，沒有一句不滿，竟被打成右派，覺得冤枉不冤枉?”說實在的，我雖然深知當右派的滋味，但并沒有特別冤枉的想法。

我和有些人不同，他們可能有過一段光榮的“革命史”，自認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著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積極要求進步的立場上，響應黨的號召，向黨建言獻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撫順鱗”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鱗”的罪名，他們當然想不通。

但我深知我的情況不同于他們。當時我老伴也時常為這件事傷心哭泣，我就這樣勸慰她：“算了，咱們也談不上冤枉。咱們是封建余孽，你想，資產階級都要革咱們的命，更不用說要革資產階級命的無產階級了，現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們抓誰?咱們能成‘左派’嗎?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嗎?幸好母親她們剛去世，要不然讓她們知道了還不知要為我怎么操心牽掛、擔驚受怕呢?”

這里雖有勸慰的成分，但確是實情，說穿了，就是這么回事，沒有什么可冤枉的，沒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老伴非常通情達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踏下心來和我共渡難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撥亂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徹底、正式平反。

我當時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總支書記劉模到我家宣讀了正式決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來的不實結論。我當時寫下了幾句話，表達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誠感戴對我的教育和鼓勵”。

在一般人看來，既然徹底平反，正式明確原來的右派是不實之詞，那還有什么教育可談?所以他還問我這句是什么意思，以為我是在諷刺。

其實，我一點諷刺的意思也沒有，這確實是我的心里話：從今我更要處處小心，這不就是對我的教育嗎?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后，那位給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沒事人一樣，照樣和我寒暄周旋，真稱得上“翻手為云覆手雨”，“宰相肚里能撐船”了。

要說右派的故事，還要屬葉公綽先生。他可是真冤啊。我當時是個無名小卒，但他是大名鼎鼎的社會名流，又是受周總理親自邀請真心誠意地抱著報效國家的愿望回來的，但回來沒落個別的，卻落個右派，怎么能不冤?

他也到處申訴。怎么向別人申訴我不知道，但通過陳校長我卻知道。他和陳校長是多年的至交，在輔仁時期即過往甚密，打成右派后，他給陳校長寫了很多信，既有申明，又有訴苦，極力表白自己不是右派，并想通過陳校長的威望告白當局和大家。

陳校長也真夠仗義執言，冒著為右派鳴冤叫屈的危險，竟把這些信交到中央，至于是交給周總理還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后來也就摘帽了，繼續讓他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

葉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善于汲取教訓。毛主席曾給他親筆寫過大幅橫披的《沁園春·雪》，從此他把它掛在堂屋的正墻上，上面再懸掛著毛主席像。毛主席還給葉先生寫過很多親筆信，葉先生把它們分別放在最貴重的箱子或抽屜的最上面，作為“鎮箱之寶”。

后來，更厲害的“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前來抄家，打開一個箱子，看到上面有一封毛主席的親筆信，再打開另一個箱子，看到上面又有一封毛主席的親筆信，不知這位有什么來頭，不敢貿然行事，只好悻悻而去。也憑著他的信多，換了別人還是不行。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時候陳校長都幫助了我，援救了我，但這次政治運動中他想再“護犢子”似的護著我也不成了。可陳校長此時的關心更使我感動。

一次他去逛琉璃廠發現我收藏的明、清字畫都流入那里的字畫店，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難，才把這些心愛的收藏賣掉，于是他不但不再開玩笑地說：“這是給我買的嗎?”

從我這兒小小不然地“掠”走一些字畫，而是出錢買下了這些字畫，并立即派秘書來看望我，詢問我的生活情況，還送來一百元錢。

這在精神上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再加上親人、朋友的幫助，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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