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遼寧大連旅順日俄監獄舊址的墻體修復工程中，工人在拆除東側牢房的紅磚夾層時，發現一個銹蝕的俄制鐵盒。盒內藏有數卷泛黃信箋、一張手繪軍事地圖、一枚刻有“光緒三十年”字樣的銅制腰牌，以及一支德制單筒望遠鏡。

經碳14檢測與多語言檔案交叉比對，這些文物被證實為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清軍秘密觀察哨的遺留物，首次揭示了清政府在“局外中立”幌子下的情報戰真相。

鐵盒的發現地位于監獄東側牢房三層——原沙俄時期建造的單人囚室區域。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后，沙俄將此處改為野戰醫院，而地圖上標注的“觀測點A-7”坐標，正對應旅順港西雞冠山北炮臺遺址。這一發現顛覆了傳統認知：清廷雖明面宣布中立，卻暗中派遣精銳斥候潛伏戰場，形成被稱為“幽靈觀察哨”的情報網絡。

銅制腰牌顯示，鐵盒主人為清軍正白旗斥候佐領赫舍里·保山。其密報中記載：“奉密旨扮作膠東流民，混入俄軍勞工隊，日間修工事，夜攀雞冠山繪敵陣。”

這種“民工-間諜”雙重身份，與俄國戰地記者揚切韋茨基的日記形成互證：“中國苦力常以拾荒為名接近我軍火炮，眼神中暗藏測繪者的銳利。”

手繪地圖更顯精妙：以朱砂標注俄軍堡壘，墨筆勾畫日軍塹壕，空白處用滿文暗語注釋火力盲區。

例如“虎口”代指203高地，“蛇腹”暗示東雞冠山地下坑道。這種情報編碼方式，與同期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的《清國兵要地理志》中記錄的清軍密語體系高度相似。

鐵盒內的德制望遠鏡鏡筒內側，刻有細密的觀測記錄：“俄艦佩列斯維特號主炮射角15度，裝填間隔4分30秒；日軍28厘米榴彈炮落點誤差超200米。”這些數據與1904年8月10日黃海海戰中俄艦隊的實際表現完全吻合。

更令人震驚的是，密報中預判了旅順陷落時間：“俄人虛張聲勢，旅順必于臘月前易主。”而日軍攻占旅順的日期正是1905年1月2日（農歷臘月廿七）。

最后一封密報寫于1904年12月5日，字跡凌亂：“俄人疑我身份，明日恐遭滅口。若見此盒，速報盛京將軍增祺——日軍已在龍河上游筑壩，欲水淹旅順！”次日，沙俄憲兵檔案記載“處決中國間諜一名，焚毀其隨身物品”。

這份密報解釋了1904年12月9日旅順暴雨引發山洪的異常災害：日軍確實秘密截斷龍河水道，導致俄軍地下彈藥庫被淹，加速了戰役進程。

1904年清政府頒布《中立條規》，卻在密電中要求東北官員“暗助日人，以制俄患”。

鐵盒中的情報網絡，正是這種“以夷制夷”策略的具象化：觀察哨成員混入雙方陣營，通過膠東商幫傳遞情報，形成“俄軍動向→清軍→日本間諜”的隱秘鏈條。日本海軍司令東鄉平八郎曾致謝盛京將軍：“貴國漁民所供俄艦動向，價值堪比一個師團。”

密報揭示清軍斥候的悲慘命運：為防身份暴露，他們不得攜帶任何清廷標識，陣亡后僅以“無名浮尸”處理。

1904年6月的一封密信寫道：“王二虎觀測俄軍列車時遭碾壓，俄人以其尸飼狼，吾等只能夜拾殘骨，以衣冠冢葬于老鐵山。”這種犧牲與清廷檔案中“無一名官兵參與戰事”的記載形成刺眼反差。

鐵盒內發現的德制望遠鏡編號“No. 3407”，與德國克虜伯公司1903年對華軍售記錄相符。這種裝備的普及，反映清軍近代化轉型的另一面：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武備學堂早在1896年便開設“測繪諜報科”，畢業生中多人參與此次行動。

日軍繳獲的俄軍文件中亦提到“中國間諜使用德式測距儀，精度遠超我軍”。

密報中頻繁提及的“膠東陳掌柜”始終未見史料記載。旅順口地方志中僅有一條線索：1905年3月，煙臺商人陳啟元因“私通日俄”被清廷處決，其商船中搜出多封加密信函，后不知所蹤。

手繪地圖邊緣繪有道教符箓圖案，旁注“遇險焚此，可辟流彈”。經民俗學家辨認，此為遼東薩滿教的“避戰符”，暗示清軍情報網與民間秘密教派的關聯。這種“科學裝備+神秘信仰”的矛盾組合，折射出晚清社會的撕裂狀態。

鐵盒內夾帶的俄文報紙殘片顯示，1905年《樸茨茅斯和約》簽訂前，沙俄曾向清廷提議“以滿洲情報換旅順主權”，遭袁世凱斷然拒絕。

這一細節揭露了日俄戰后東北主權談判的暗戰：清政府利用戰時積累的情報籌碼，迫使日本在《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中承諾逐步撤軍。

當考古學家用激光掃描儀還原鐵盒上的銹跡時，他們觸碰到的不僅是一個被遺忘的情報網絡，更是一個古老帝國在殖民狂潮中的求生意志。這些密報揭示的，不僅是清軍的“影子戰爭”，更是弱國外交的另一種智慧：在“中立”的枷鎖下，用情報的絲線編織出最后一道防線。

正如鐵盒主人赫舍里·保山在絕筆中所寫：“吾等如夜梟，目視虎狼相爭，爪下護巢卵。”今日旅順監獄遺址上空盤旋的海鷗，或許正是當年那些無名觀察哨的化身——他們的目光穿透百年硝煙，仍在守望這片土地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