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上遺珠訴往昔 千秋風華蘊塵煙 2025-05-21

貓兒嶺，一個榆次人熟悉的地名，潛藏著榆次人未必知曉的一段過往。

兩千多年前，榆次城在三晉之中、晉陽之旁拔地而起，東郊的貓兒嶺古墓群也隨之而生。地上城池與地下世界，共同展現出先民們完整的生活軌跡，飽經滄桑，薪火不絕。貓兒嶺的古代地層，正如榆次的年輪，為我們一層層揭示出塵封的往事。

貓兒嶺位于榆次舊城區以東，東至源渦村，南至瀟河，西至中都路，北至王湖村，東西寬約3公里，南北長約5公里，屬黃土丘陵地貌。自東向西的瀟河在此受到阻擋，經丘陵的東南兩側環繞而去，貓兒嶺因此成為榆次城選址的天然屏障。

遠邁秦漢、跨越隋唐，兩千年時光倏忽而過，榆次這片土地的底層記憶，就沉睡在這處人煙熙攘的高岡之下，歷久而彌新。經過持續不斷地考察、挖掘、整理，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當天，榆次貓兒嶺墓群出土文物展在晉中市博物館精彩開展。本期，讓我們一同踏入貓兒嶺的歷史長河，以文字為舟，照片作楫，溯流而上，探尋歲月深處的奧秘，與往昔的時光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榆次之源

揭秘“我從哪里來”

貓兒嶺墓群與榆次的城市發展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了解貓兒嶺墓群離不開榆次上古史的背景知識；另一方面，一座座古墓重見天日，揭開了榆次歷史上的眾多未解之謎。 通過“榆次之源”，首先來了解一下榆次往事。

綿綿八縛，九曲瀟河，盡顯山河之秀，孕育文化之魂。從石器時代到晉國霸業，從六卿爭權到秦皇一統，榆次在先秦、秦漢的文明草創階段，不僅確立了穩定的城址，設置了成熟的政區，奠定了地方文化的底色，還在三晉乃至天下格局的劇變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萬多年前，先民的足跡踏上榆次大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考古學者在榆次區長凝鎮的西長凝村、賈魚溝村和東趙鄉的大發村，先后發現了3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這是榆次境內最早有人類活動的遺跡。這些遺址全部位于城東河流兩側地勢高亢的臺地上。到了新石器時代以及夏商周時期，榆次境內的聚落遺址逐漸從高地走向平川，如滿天星斗般遍布境內，魏榆大地逐漸進入文明的前夜。

榆次最早見于歷史記載，與一塊“會說話”的石頭有關。先秦史書《左傳》記載：公元前534年“春，石言于晉魏榆”。

魏榆位于何處？《左傳》中沒有明確記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最早提出，魏榆正是后來的榆次。唐代詩人韋應物也在《送榆次林明府》詩中寫道：“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此后，魏榆作為榆次前身的說法被廣泛接受。如今榆次老城西門外的榆石亭，依然銘記著這段春秋軼事。

春秋中期以前，晉國的疆域主要局限在晉南地區，山西中部屬赤狄等部族的活動范圍。公元前569年，在魏絳的主張下，晉國與無終國通過貿易往來，以貨易土，晉國勢力進入晉中一帶，這也開啟了中國歷史上以和平談判解決民族紛爭的先河，史稱“魏絳和戎”。公元前541年，晉國“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太）原。”此役之后，晉中盆地全部納入晉國范圍，成為晉國大夫祁奚的封地。

公元前514年，魏絳之孫魏舒執掌國政，把祁氏的地盤分為七個縣，在今榆次西南至徐溝一帶設立涂水縣，第一任涂水大夫名叫知（智）徐吾。歷史地理學界認為，涂水等縣的設立，不僅是榆次境內置縣之始，也是中國延續兩千年的郡縣制之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到了漢朝初年，涂水縣并入榆次縣，成為榆次的一個鄉。

到了春秋晚期，稱霸中原二百年之久的晉國，被智、韓、趙、魏四個卿大夫家族架空，榆次屬于實力最強的智氏家族的領地。公元前453年，智氏的最后一代首領智伯瑤拉攏韓、魏兩家圍攻趙氏的大本營晉陽，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水淹晉陽之戰，結果魏、韓兩家臨陣倒戈，聯合趙氏擊敗了智伯瑤，智伯瑤逃到榆次郭村的鑿臺后被擒殺。《戰國策》中有一句這樣的話：“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說的就是這件事。此后不久，趙、魏、韓三家徹底瓜分了晉國。

晉陽之戰是奠定“三家分晉”的標志性事件，而鑿臺之戰則是晉陽之戰的終結。榆次因此見證了中國歷史從春秋走向戰國的關鍵時刻。智氏雖然功敗垂成，但給榆次留下了深遠的影響——莊子鄉的神頭村據傳有“智伯墓”，郭村、六臺村等多地曾建有智伯祠。

進入戰國時期，“榆次”這個地名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戰國文獻《竹書紀年》記載：“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這是現存的史料中，最早明確出現“榆次”之名。據此可知，最遲在公元前361年前，榆次已經建城。近年來，山西陸續出土多枚戰國時期貨幣“榆即”尖足、方足布。上古時期“即”“次”二字同音，“榆即”正是榆次一名的異寫。

當時的榆次，緊鄰趙國的大本營晉陽，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戰國、秦漢時期的榆次城墻，舊志記載“周二十一里”，相當于今天的8.7公里，規模十分驚人，屬于全國同期較大的一座城池，西邊到郭家堡，北面抵達石太鐵路一線。2014年前后，考古人員在磚窯街等地調查，發現了戰國時期至隋代榆次北城墻的部分夯土遺址，大體復原出了早期榆次城的范圍。

當時榆次城內的格局與建筑已無法準確復原，不過，在市城區順城橋北原鐵路醫院的北側，出土了一座巨大的戰國晚期磉墩。所謂磉墩，就是柱子下面的地基部分。漢代以后，一般在柱子下面安置柱頂石，柱頂石的下面，再鋪設磚石砌筑的磉墩，以保障建筑地基的穩定。從磉墩的尺寸來看，這座建筑的體量十分龐大。

戰國時期選定的榆次城址，在此后兩千年中基本沒有變動，這也和貓兒嶺的存在有著很大關系。從衛星圖上不難看出，榆次城恰好在城東丘陵區與城西平原區的交界地帶，距離瀟河的出山口不遠。正是由于貓兒嶺的向南延伸，瀟河在這里拐了一個彎，保障了榆次城兩千余年來在雨季不被洪水侵擾。

公元前247年，秦軍在名將蒙驁的指揮下，從趙國手中奪取榆次等三十七城，設置了太原郡。不少秦國人陸續東遷至榆次。秦代雷厲風行的大一統政策，在榆次留下了非常鮮明的痕跡。

從貓兒嶺出土的隨葬品來看，秦國的陪葬品習俗迅速取代了三晉原本的鼎、豆、壺、盤、匜的陶器組合，如帶有濃厚秦地風格的繭形壺、蒜頭壺等。本次展覽中陳列的部分陶盆和陶缽、陶罐上出現了珍貴的“次市”“次亭”印章銘文，這是“榆次市”和“榆次亭”的簡稱。“市”是官方設置的市場，“亭”是市場管理機構。質量合格的商品，才能加蓋“市”“亭”印章，送到市場銷售。這類陶文是秦代進行工商管理和征收商業稅的歷史見證。

漢承秦制。進入西漢，榆次仍屬太原郡管轄。隨著涂水、梗陽（今清徐）二縣并入，榆次一躍成為當時晉中盆地內最大的縣，管轄范圍涵蓋今榆次、清徐、壽陽三個區縣。兩漢時期的榆次，地域廣大、人口繁盛，在王莽統治時一度更名為“太原亭”，彰顯出榆次在太原郡內的特殊地位。漢初，登基前的漢文帝被封為代王時，先后建都于晉陽（今太原市晉源區）、中都（今平遙縣）二縣，長安之風隨之東傳。在貓兒嶺墓群中也罕見地出現了與漢代宮廷相關的器物。

戰漢文物

民眾日常生活的折射

歷史不只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令人遺憾的是，博物館中常見的精致器物，往往只能代表貴族生活的風雅與高貴，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卻成為“被遺忘的人群”。貓兒嶺墓群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憑借分布范圍之廣、出土文物之多、時代跨度之長，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了解古代中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窗口。出土文物中，尤以戰國秦漢器物數量最多、最具代表性。從衣食住行，到耕作征伐，貓兒嶺的地下世界，正是戰國秦漢現實生活的全方位折射。

貓兒嶺位于榆次舊城區以東，東至源渦村，南至瀟河，西至中都路，北至王湖村，東西寬約3公里，南北長約5公里，屬黃土丘陵地貌。自東向西的瀟河在此受到阻擋，經丘陵的東南兩側環繞而去，貓兒嶺因此成為榆次城選址的天然屏障。

由于緊鄰城池、地勢高亢，貓兒嶺成為古代榆次城內及周邊居民首選的葬地。歷代墓群在此層層疊壓，時間跨度自先秦至近代，橫跨兩千余年，為國內所罕見。20世紀50年代以前，原本是荒地的貓兒嶺逐漸成為城市建設用地，大量古墓也隨之被發現。榆次先民們塵封已久的柴米油鹽與悲歡離合，就此被揭開。初步統計至今，貓兒嶺墓群歷年發現及發掘的古墓葬已達六千余座，出土各類文物數以萬計。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服飾制度是華夏禮儀之邦的重要象征。戰國秦漢時期是傳統服飾走向成熟的階段，貴族多穿著寬袍大袖、上下相連的“深衣”，頭戴冠冕，衣料以絲綢為主。普通民眾則穿著便于勞作的麻布短褐、頭戴黑色頭巾，故而被稱作“布衣”或“黔首”。戰國中期，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改革，窄領小袖、衣褲分離的胡服風靡一時。胡服束腰須有帶鉤，貓兒嶺墓群出土的服飾類文物，便以青銅帶鉤數量最為豐富，造型非常精美，反映出鮮明的時代特征。玉環、玉瑗、水晶球、骨簪等精致的飾品，反映了戰國至漢代女性的時尚之風。

在古代，男女常見的飾首之物是簪、釵。簪，原本被稱為“笄”。在《辭海》中，簪是古人用來插定發髻、連冠于發的一種長針。男子的簪，更樸素實用；女子的簪，則兼具了實用與美飾。早在距今七千年的仰韶文化中，就出土過獸骨做的發笄，它已經具備了后世簪釵的雛形。從人類發展史中可以看到，原始先民們一般都留有長發，有蓄發束發的習慣。春秋戰國時期，人們開始用簪的質料來區分地位的尊卑。諸侯、王后、夫人用玉制的，大夫可用象牙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骨質或木質、竹制的。貓兒嶺出土的大量骨簪，正是對平民百姓生活的真實反映。

民以食為天，古人的餐具見證了數千年的飲食革命和文化流變。戰國秦漢時期民眾的主食已經超出了商周時期“五谷”的范圍，包括粟（小米）、黍（黃米）、大麥、小麥、稻、大豆、菰米、燕麥、高粱、蕎麥等多種谷物。調味品除了常見的鹽、醬、飴、蜜、姜、蔥、蒜、桂皮、花椒、茱萸外，到了漢代，還有從西域輸入的胡椒。漢代人取食的蔬菜種類有百余種之多，著名的品種有葵、韭、藿、薤、蔥、菘、芹、藕、筍、瓠、芥、芋等。秦漢時期人們食用的肉類品種——羊、豬、牛、雞基本與現代相同，此外還有食馬肉、狗肉之俗。當時的飲料主要是漿（米汁所制的酸甜飲料）和酒。貓兒嶺墓群出土的鼎、豆、釜、盒等炊具，真實反映了戰國至漢代民眾的日常飲食場景。

戰國秦漢時期是中國傳統建筑的重要轉折階段。戰國以來，由于戰爭頻仍，各國紛紛興建城池。大城稱郭，為居民區，其內為封閉的里和市；小城為宮城，宮殿多為高臺建筑，以階梯形夯土臺為其核心。當時的城墻尚無包磚，為夯土筑成。比如磚窯街榆次古城墻遺址上便保留有古代的夯層。秦漢時期，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蓋，質量上乘，有“秦磚漢瓦”之美譽。東漢時期，木構建筑技術與磚制拱券技術發展，鱗次櫛比的樓閣取代了夯土高臺，磚室墓大量出現。貓兒嶺出土的鋪地磚、繩紋磚，展示了漢磚的實用性與多樣性。特別是有一塊印有當時工匠手印的磚，穿越兩千年而來，讓我們仿佛能觸摸到古人的掌紋與脈搏。

榆次為三晉通衢之地，秦代修筑的井陘馳道便途經榆次境內。明清時期，榆次與和順交界處還設有一座八賦嶺關，也叫儀城關，用于查驗往來的客商。

馬車是古代重要的出行與戰爭工具。戰國以后，戰車逐步被騎兵取代，馬車的軍事職能消退，主要被作為代步和運載工具。車馬制度也是等級身份的重要體現，馬匹數量與車馬器的精美程度彰顯著主人的地位，貴族的車馬紋飾更是有著嚴格的規定。戰國至秦代是古代青銅車馬器工藝的頂峰，榆次貓兒嶺出土的車馬器組合，雖是民間用具，卻也完整再現了秦漢時期車馬出行的盛況。

春秋、戰國直至漢初，青銅兵器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漢代的典籍中有所謂“五兵”：矛、弩、劍、戈、鍛。榆次在先秦、秦漢時期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水淹晉陽之戰、趙魏易地事件、秦趙榆次之戰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戰略作用。從商周時期的祭祀禮器到春秋時期的戰士佩劍，再到秦漢時期陪葬的明器，青銅劍的演變不僅體現在劍身形狀上，還體現在紋飾和形制的變化上。每一把劍都是那個時代的縮影，記錄著歷史的變遷。貓兒嶺墓群中出土了戈、劍、箭鏃等大量隨葬的青銅兵器。

禮器是等級與秩序的象征。橫跨戰國、秦漢的貓兒嶺墓群，從禮器的組合到葬俗的演變，顯示出時代巨變。除了秦王掃六合的睥睨天下、漢武伐匈奴的壯志凌云，戰國、秦漢也是熱衷于文化、消費與娛樂的時代。貓兒嶺墓群中出土了當時的圍棋盤、六博棋盤（已失傳）和棋子，為考古人員復原當時的棋類游戲提供了重要依據。貓兒嶺墓群出土的經濟文娛類文物提示我們，匯通四海的貨幣、方寸之間的印璽、焚香照鏡的浪漫、角抵搏擊的激情、投壺對弈的較量，也是歷史中不可或缺的側面。這些器物所展現出的世間百態，與秦漢昂揚奮進的主旋律共同譜寫了2000年前社會生活的華美樂章。

遺珠重現

彰顯歷史研究價值

越過熙攘繁盛的戰國、秦漢，歷史進入大分裂的兩晉南北朝時期，榆次陷入刀光劍影之中。由于持續戰亂、政區變遷、人口流失，貓兒嶺的墓葬數量急劇下跌。

西晉末年，以“五胡”為代表的北方民族紛紛在中原建立政權。匈奴劉曜與并州刺史劉琨戰于洞過（今瀟河），榆次淪為戰場。戰亂之中，榆次居民四散外遷，縣治一度遷至涂水故城，甚至還有大量榆次人南遷江東，在今江蘇境內僑置了流亡的榆次縣。

396年，榆次被納入北魏王朝的版圖中。自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始，榆次縣建置被取消50年之久。同一時期，原在今平遙的中都縣遷至榆次城東（城址舊傳在今南合流村）。北魏景明元年（500年）恢復榆次縣，中都、榆次二縣遂呈東西并立之勢。北齊天保七年（556年），榆次并入中都，以原榆次縣城為新的中都縣城。

戰國以來榆次的城址范圍很大，久經戰亂，城中荒蕪。隋唐以后，貓兒嶺墓群再次成為榆次居民重要的墓葬區，延續至明清時期，然而墓葬規模已經無法與戰國、秦漢時期相比。隋朝建立后，于開皇二年（582年）縮小城池，僅保留了舊城的東南角，隋朝以后榆次城的規模就此奠定，直至近代再無大的變化。開皇十年（590年），中都復名為榆次，榆次的歷史自此邁向新的階段。

唐宋至明清，貓兒嶺墓群進入第二個高峰期。各類墓葬中，以流行于宋金至明初的仿木結構磚雕壁畫墓最為精美。墓室整體模擬了世間的真實生活，隨葬器物大多是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仿真的墓室環境加上琳瑯滿目的生活器具，展現出歷代物質生活的精彩畫面，讓我們能遙想千載之前的流彩華光。

在貓兒嶺出土的眾多文物中，墓志銘與買地券無疑是歷史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材料。通過這些深奧的文字，可以穿越時空，了解千百年前榆次人平凡而別樣的人生。“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這些墓主人在史書中大多沒有留下記載。他們是誰？他們曾有過怎樣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也許答案就隱藏在這些冰冷的石刻之中。

貓兒嶺古墓群是怎樣發現的呢？這與近代榆次的交通建設密不可分。

民國《榆次縣志》記載：“清末修鐵道時，開一古墓，內壙純以白石筑之，畫紅彩花紋。因無刻志，不知誰何，乃掩之。又修汽車道，掘得瓦器多種。有一罐內貯谷麥，色皆黑，識者謂是漢物，外黑白瓷器則均宋物……送之省垣圖書館存儲焉。”當時車輞常家所購藏銅劍、李馨國所購藏銅鬲，均系貓兒嶺古墓所出。可見在清朝末年，貓兒嶺古墓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出土文物被一些富商大族所收藏。

到了20世紀，隨著鐵路和公路的建設，沉寂的貓兒嶺古墓群重現光明，彰顯出全新的歷史研究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隨著基本經濟建設的開展，貓兒嶺墓群的神秘面紗逐漸揭開。1954年，科學、嚴謹的考古勘探發掘首次在貓兒嶺展開，圍繞墓群的保護也提上日程。時至今日，貓兒嶺墓群的發掘保護工作已走過70年歷程。

晉中市博物館展廳內展出的明代正德三年的磚室墓，是近年來貓兒嶺發掘的明代紀年墓，在城東的大東關出土，工作人員將其整體切割搬運回館里入藏。展廳里陳列的另一座墓葬也是切割搬運而來，出土于順城橋原鐵路醫院南側，有意思的是，出土時，墓主人是清代葬入，可墓葬形制卻是金元時期。

下面，讓我們一起看看貓兒嶺文保工作大事記——

1954年，在榆次市東北郊工程中，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調查發現有漢代夯土城墻，并清理4座漢代墓葬。同年，在新華磚廠一帶進行勘探。

1955年，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貓兒嶺地區發掘清理明代磚雕壁畫墓1座，墓主為齊伯旺夫婦。這是對貓兒嶺古墓葬的首次科學發掘與研究。

1956—1957年，山西省文物普查后，省人民委員會公布貓兒嶺墓群為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并在打靶場（今和平壹號小區）設立保護標志。

1965年，省人民委員會將貓兒嶺墓群調整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971年，在山西錦綸廠建設工地，省文物工作委員會鉆探出古墓100余座，發掘秦至漢初墓葬7座。

1977年，榆次一中挖防空洞時發現秦代鐵權1件，嵌有秦始皇廿六年銅詔版，現藏于省考古研究院。

1981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后，榆次市人民政府將貓兒嶺墓群重新核定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并初步劃定了保護范圍、重點區域和控制地帶，設立保護標志。

1981年，榆次市文物管理所成立。此后，先后更名為榆次區文物管理所、榆次區文物所，為貓兒嶺墓群的保護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4年春夏之際，震驚全國的文物破壞案件“貓兒嶺事件”發生。原榆次市政府在拓通貓兒嶺公路（順城東街）、建設“十里長街”工程中，未經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動用大型機械盲目施工，使235座古墓葬遭到嚴重破壞，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原榆次市文物管理所所長張云龍積極奔走呼吁，引起中宣部、國家文物局和省政府、晉中地委的高度重視，道路施工被叫停。1984年夏秋，山西省文物局立即部署組織貓兒嶺考古隊，對現場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鉆探出不同時代的墓葬235座，并對其中186座戰國、兩漢和清代墓葬進行了發掘。

1986年，省人民政府將貓兒嶺古墓群恢復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987年，在晉中財政局基建工地發掘較大型的西漢早期墓葬1座。

1988年，在鐵三局二隊中間工地搶救清理唐代紀年墓1座，墓主為王約。

1992年，在自來水公司西側發掘戰國時期的積石墓1座。

1993年，在榆次市開發公司工地發掘西漢時期的積炭墓1座。

1994年，在晉中電業局基建工地發掘東漢磚室墓1座。

1995年，為配合山西錦綸廠的基建工程，榆次市文物管理所搶救性地發掘戰國、西漢和清代墓葬13座。

1998年，為配合榆次東外環公路建設工程，榆次市文物管理所發掘戰國、西漢和清代墓葬40座。

2003年，為配合晉中市體育館建設，省考古研究所、市文物局在小王湖村發掘西漢早期至三國曹魏時期古墓葬199座。

2005年，晉中市考古研究所成立，為配合城市基本建設，積極配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開展貓兒嶺墓群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

2014年，為配合羊毫街小學新址的建設，省考古研究所發掘清理戰國、漢、宋金、明清時期墓葬34座和明清時期磚瓦窯1座。

2015年，為更好地解決城市建設與貓兒嶺墓群保護的問題，市政府委托省考古研究所大遺址規劃保護考古研究部，啟動了貓兒嶺墓群文物保護規劃的編制工作。

2015年、2016年和2018年，為配合羊毫街棚戶區改造工程（現晉豐一品小區），省考古研究所和市考古研究所陸續發掘西漢、宋元、明清時期墓葬18座。

2016年，為配合東都小區住宅項目的建設，省考古研究所與市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戰國末期至西漢初年、明清時期墓葬27座。

2016年，晉中市博物館成立，2018年正式開館，為貓兒嶺出土文物提供了更好的保管場所和全新的展示平臺。貓兒嶺墓群出土的部分精品文物在市博物館三樓“歲月風采——晉中歷史文化陳列”常年面向公眾展示。

2018年至2019年，由榆次區文化旅游發展委員會主辦，晉中市博物館和榆次區文物管理所承辦的“魏榆光華——榆次貓兒嶺墓群考古出土文物展”在市博物館舉辦。這是貓兒嶺墓群出土文物首次以專題形式向公眾集中展示。

2020年至2021年，由晉中市博物館、晉中市考古研究所、榆次區文物管理所聯合主辦的“束帶矜莊 犀比玎珰——晉中市出土帶鉤藝術展”和“貓兒嶺墓群出土精品帶鉤展”先后在陽泉市博物館、邯鄲市博物館、晉中市博物館巡展。

2020年，市考古研究所與市博物館合并，組建晉中市博物館（晉中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中心），壯大并優化了我市文物保護力量，繼續為貓兒嶺墓群的保護貢獻力量。

2025年，“嶺上遺珠·光耀涂川——榆次貓兒嶺墓群出土文物展”開展，向廣大市民全方位展示了榆次早期歷史的進程與貓兒嶺出土文物光輝燦爛的風采。

兩千余年的歷史倏忽而過，榆次還有許多未解之謎，留待我們進一步探索。貓兒嶺古墓群正是解開歷史謎題的一把鑰匙。今日的貓兒嶺，已經成為繁華的市區所在，秦漢氣象、唐宋風華、明清往事，早已消散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然而，我們家鄉的名字，來自于先秦；我們城市的位置，繼承了戰國以來的城址；我們的百里山川，是秦漢榆次縣廣袤轄境的延續。嶺上遺珠，光耀涂川。兩千年來那些遙遠的先民，和當代榆次人依舊血脈相連！

本期內容由本報記者閆淑娟根據晉中市博物館提供的素材整理，圖片均為榆次貓兒嶺墓群出土的文物，由通訊員韓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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