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到1991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挫折。在國際格局劇烈變化的關鍵時刻,鄧小平高瞻遠矚,經過冷靜的戰略分析,提出了指導中國外交的“二十八字方針”,推動中國外交打開了新局面。
“二十八字方針”的形成
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國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告誡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經過冷靜的戰略思考,鄧小平提出了指導中國外交的關鍵原則。1989年9月4日,他在住地與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指出:“對于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鄧小平關于中國外交如何應對變局的思想繼續發展。1990年12月24日,他在與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這就提出了“決不當頭”的重要觀點。但同時,鄧小平也強調,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中國有所作為的方式不是挑戰西方陣營,而是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經過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和分析,在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就形成了指導中國外交開展的比較成熟的戰略思想,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后來又增加了“有所作為”,統稱“二十八字方針”。
為中國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根據“二十八字方針”,黨中央對國際形勢作出基本判斷,認為世界正處在大變動的歷史時期。根據這一判斷,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繼續執行改革開放以來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國家發展友好關系,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圖片來源:中國政府網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在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1992年12月17日,他在浙江考察時指出,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我們要冷靜觀察,沉著應付,少說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辦好,這樣在處理復雜多變的國際事務中才有更多的發言權。
1990年7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時說:“盡管東歐、蘇聯出了問題,盡管西方七國制裁我們,我們堅持一個方針:同蘇聯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同美國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同日本、歐洲國家也繼續打交道,搞好關系。這一方針,一天都沒有動搖過。”
為扭轉局面、爭取主動,黨和政府確定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外交的兩大重點:一是開展睦鄰外交,穩定和改善同周邊國家的關系,為中國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同時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為中國外交提供基礎性支持力量,創造更加廣闊的舞臺;二是打破西方國家的制裁,恢復和穩定同西方國家的關系,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引進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創造必要條件。
積極開展睦鄰外交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開展了有聲有色的睦鄰外交,與多個周邊國家的關系實現了歷史性突破,為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周邊環境。
蘇聯解體是關系中國周邊安全的重要事件。鄧小平對蘇聯國內的動亂早有預見。早在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就指出,“國際局勢還有一個方面,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動亂。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還要很冷靜地觀察”。
他強調,“不管蘇聯怎么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蘇聯亂局沒有影響到雙邊關系發展,中國外交實現了由中蘇關系到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中國還抓住機會迅速與蘇聯解體后新出現的哈薩克斯坦、烏克蘭等其他1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國與其他周邊國家改善或建立了外交關系。1990年8月8日,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恢復了外交關系。1990年10月3日,中國與新加坡建立了外交關系。1991年11月,中國與越南關系實現了正常化。1992年8月24日,中國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還延續了1988年12月印度總理訪華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發展勢頭,推動中印雙邊關系進一步發展。1990年、1991年中國與蒙古兩國領導人的互訪,實現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
此外,中國同世界其他地區一些重要國家的關系也取得突破,先后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建立了外交關系。到1992年8月底,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達到154個,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
打破西方國家的制裁
1989年,中國仍然遭受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壓力、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制裁,中國堅持原則,毫無畏懼,不用無原則的妥協換取和解。鄧小平曾指出:“中國不怕威脅,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
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采取政治和經濟結合、官方和民間結合的方針,推動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對華制裁。隨后,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也相繼取消對華制裁。經過艱苦努力,到1991年底,中國同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關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軌道。
經過高超的外交運籌,從1989年到1991年,在西方國家制裁期間,中國對外貿易竟然逆勢暴增。進出口總額從1117億美元增長到1357億美元,新簽利用外資協議金額從114.9億美元增加到178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從100.6億美元增加到113億美元。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程度進一步加深,與世界市場的聯系進一步密切。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歷史洪流中,在“二十八字方針”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不僅頂住了壓力,而且還順勢開啟了一個全新的黃金增長時代。
來源:領導文萃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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