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記憶的風景：木心的藝術》畫展上的木心

“我愛敬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看到他成為身后有傳記的人。”

瞧這個人

《木心先生編年事輯》序言

文/陳丹青

現代中國作家的簡歷，以我所知，恐怕是木心的自撰為最簡扼，僅三十六字：名字、生年、籍貫、學歷、客居地——

“木心，1927年生，原籍浙江烏鎮。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1982年移居紐約。2006年返回浙江。”

他去世后的再版本，添上他歸來到逝世的年份，也才夠五十字吧。

現代中國作家出書最遲者，就我所知，恐怕也是木心：五十六歲抵紐約之前，他從未在大陸發表過一個字。首冊簡體版文集在大陸面世，他已七十九歲。

木心是誰？但凡初聞其名，初讀其書的人，都會有此一問。當今市面，這幾十字會是何種效應，木心當然知道，怎么辦呢，他一再引福樓拜的話，叫做：“呈現藝術，隱退藝術家。”

中國作家而特意稱引這句話，木心之前，似乎沒有。這是他的立場，他的游戲，他的公然的驕傲，也是他的經歷所含藏的苦衷。而在晚年訪談中再次說起同樣的意思，他忽而笑道：“藝術家真的要隱退嗎，他是要你找他呀。”

這是真的。木心的每句話周邊必會站著別的意思——“他要你去找他呀”——梁文道說起過有趣的觀察，他說：“五四及今，讀者讀罷書還想趨前面見的作家，除了魯迅和張愛玲，第三位，便是木心。”

魯迅與好些晚輩作家的行誼，不消說了。張愛玲卻不肯見人，至少，很難見，木心與她同調。

二〇〇九年，我親見晚晴小筑門外站著一位愣小伙子，從廣西來，苦候終日，天黑了，老人就是不見。其時秋涼，這孩子穿著T恤，木心唯囑咐給他買件單衣。紐約期間，我也親見不少訪客被木心婉拒。二〇〇三年，耶魯美術館為他辦了體面的個展，他居然不去開幕式，記者找他，他也推阻。

一個畢生不為人知的作家，遲遲面世，卻刻意回避讀者，國中文界殊少這樣的個案。西方倒是不罕見，最近的例，是備受矚目的意大利女作家埃萊娜·費蘭特，她不進入宣發出書的任何環節，從不露面，以至她的整本訪談錄不斷被問及為何如此。

木心非但不露面，回歸后幾乎不接受當面的采訪。直到他的葬禮，各地趕來的上百位青年才見到他，而生前介紹自己，這個人只肯給幾十個字。

其實他越是這樣子，讀者越想見他。

他不寫回憶錄。他說，回憶錄很難誠實。但有誰到了中年晚歲而不回想自己的往昔嗎？遺稿中，我發現他在世界文學史講稿最后一頁，寫著平實而簡單的記述——那年他大約六十六歲——某年在哪里，某年到哪里……這是他唯一的“年表”，自己看看，沒有發表的意思。

木心的全家福

近時木心遺稿擬將出版。在數十冊小小的本子里，不下十次，他零碎寫到某段往事，同樣簡潔。譬如抗戰期間避難嘉興的一段：

小學四年級

租住燕貽堂

出入天后宮弄

秋季運動會

一百米短跑冠軍

看上女生了

她叫蓋靜嫻

她是不知道的

結伴拔草的男生姓周

頭發黑得發烏香

級任老師特別好

錢之江，現在還記得

憶寫往事，木心鮮少渲染，直陳年份、地名、街名、人名。遺稿的好幾處頁面寫滿名字，譬如：

“方圓、老熊、六十、兆丁、陳媽、春香、蓮香、順英、秋英、海伯伯、管賬先生、教師、阿祥、祖母、母親、姊姊、我、姊夫、劍芬溶溶十九人。”

這是他歷數幼年的故家——也就是烏鎮東柵財神灣一八六號——總共多少人，其中大半是仆傭。

“這樣一個家，我只經歷了五年，之后，在杭州、上海過了四十多年，美國二十五年。”

顯然，他在自言自語，毫無示人的企圖。他曾說，老了，記性差，忘了某事某人、某書某詞，硬想，保持想，直到想起，能鍛煉記憶力。那些年我倆交談，話到嘴邊，想不起，下一回見，他會喜滋滋說：呶，想起來了呀！于是一字字說出，有時到家就來電話，報告他豁然尋回的記憶，哪怕幾個字。

遺稿中另有兩組更“龐大”的名單：一份應是上海藝專的同學姓名；另一份，是他寄身近三十年的工藝美術工廠員工。鍛煉記性嗎？我想，晚年木心是在不斷反芻行將過完的一生，而當轉頭面對外界，就那么幾十個字。

讀者不會放過他。學者更不會放過——定居桐鄉的夏春錦，可能是試圖追索木心生平行狀和家族譜系的第一人。為讀者，也為文學研究，他苦尋資料，試圖拼接木心簡歷之外的一生。

我如何看待這份工作呢？以下的意思，自知不能說服人。

我不認為讀了文學家的生平，果然能認知“那個人”，甚或有助于理解他的文學。生平、文學，不是核對的關系。一份處處求真的傳記，可能布滿——也許是——善意的錯訛，即便再詳實，也不可能破解卓越的小說、神奇的詩，何以卓越，何以神奇。

西人云：作品有時比作者更聰明。藝術家最為隱秘而珍貴的一切，全然凝在作品里、字面上。倘若好到不可思議，這不可思議的種種，分明裸露著，卻未必見于他的生平。

真的。倘若我是木心的侄甥，仍無法獲知為什么他能寫出“你再不來，我要下雪了”。交往二十九年，有時，我巨細無遺介入他的日常，他開口，我便知道會說什么，但我還是不明白何以他在贈我的詩中寫出“仁智異見鬼見鬼，長短相吃蛇吃蛇”。

木心逐字解釋了——還特意說，“蛇”的讀音應作“啥”——但于我而言，仍是謎。我喜歡謎，為什么要破解它？

為人立傳，很難很難，甚或難于文學。作傳者的功力，品性，大誠懇，簡直等同創作。恕我直說，我不記得看過可讀的中文傳記，并非作傳者不良，而是，恕我妄說，自引入西洋人“傳記”體寫作迄今，現代白話文水準尚未準備好書寫體貼入微而知守分寸的傳記。

我并非是為木心專來說這番話。我也不曾與他深談過：為什么不寫回憶錄，為什么不要相信傳記。我是以自己的經驗，或曰“痛感”：藝術家之為藝術家，是苦心交付給作品的另一個自己，為什么讀者總想離開書頁，掉頭找“那個人”？

我不認為誰能寫誰的傳記。人，人的一生，何其復雜，而況木心。早年我曾熱心讀過一二冊《魯迅傳》，絲毫不令我豁然明白魯迅，那是另一人的想象，另一人的手筆，讀過即忘，而每次讀魯迅的隨便哪篇短文，我好似和他面對而坐。

這一層，木心說得痛快，近乎板著臉：“不要寫我，你們寫不好的。”但我知道，木心身后必有人要來寫他，琢磨他。這是令我無奈而近乎痛苦的事：我目擊他如何守身如玉般，維護私己。他渴望尊敬、榮耀、文名，但絕不是希求一份傳記。除了他留下的作品，我不指望世人了解他，認真說，我也并不自以為了解他——那才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

以上的話，我愿如實說給春錦聽，也說給讀者聽。我愛敬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看到他成為身后有傳記的人。我不得不坦言，春錦發來的書稿，我不曾讀，在我的恒定的記憶中，那個長年與我傾談言笑的人，才是木心。

沒見過木心的讀者，怎么辦呢？好在眼下這本書是“木心先生編年事輯”，不是傳記。尤使我寬心者，是謝泳先生為此書寫的序言，他以中國“年譜”這樣一種傳統體例，肯定了春錦的工作，他說：

年譜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獨特體例，和方志一樣，均是西方歷史著述體例中不曾出現的文體……年譜的學術生命力要高于專著，專著如非名著，很難打敗年譜……這是第一部關于木心先生的年譜，雖然春錦謙虛，只用了“編年事輯”的書名，其實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譜……以后再出新譜一定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今后的木心研究也繞不開這部年譜。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這部年譜也就不會過時。

這是平實剴切的話。我不是學者，我該從自己與木心的漫長交誼中，退開幾步，放下己見，顧及眾多愛木心的人。而春錦所做的一切，正是念在日漸增多的木心讀者——三十多年前，木心毫無聲名，我倆在曼哈頓人流中且走且聊，或在各自的廚房煎炒烹煮，相對抽煙，萬想不到桐鄉有個孩子，名叫夏春錦。

今木心逝世十年了，春錦做這件事怕也快有十年了吧。身為同鄉晚輩，春錦的工作，允為美談。

陳丹青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寫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