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5日，《戲臺》首演十年后由編劇毓鉞、導演陳佩斯再度復排，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重登舞臺，演出當晚座無虛席，現場笑聲不斷。

謝幕時，陳佩斯走上臺，向觀眾深鞠一躬。謝幕持續了數分鐘，掌聲如潮。有人淚目，有人起立鼓掌。

這位已經70歲的喜劇演員，用一部話劇，把自己從舞臺邊緣帶回了聚光燈中央，也讓觀眾重新看到了喜劇的力量。

我們今天的所有努力，只是為了有一天我們死了，我們的后代路過我們的墳頭，為我們獻上的是一束花，而不是吐一口痰。

——吉普賽人諺語

一、一代笑匠，舞臺歸來

從央視春晚小品開山人物，到自辦公司拍喜劇、再到“消失”多年后重回舞臺，陳佩斯經歷了事業的起落、時代的變遷。他是一個演員，也是一位堅守創作的工匠。

“我不是為了好玩而演喜劇，是為了把這門藝術做出水準。”陳佩斯說。

他曾將小品帶上春晚，成就了一代人的年夜記憶；又在小品式微后，將喜劇重新帶回劇場。

《戲臺》是陳佩斯導演、主演的一部集喜劇與歷史哲思于一體的話劇，自2015年首演以來，十年間演出數百場，深受觀眾喜愛。

劇作以民國戲班求生為背景，借荒誕展現藝術尊嚴與時代壓迫，引發觀眾深思。陳佩斯對劇作精益求精，重視人物塑造與細節打磨，堅持“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信念，帶領劇組不斷打磨演出。

他與兒子陳大愚攜手排演，注重節奏與真實，力求在“假定”的舞臺上還原真實質感，讓每一處都飽含戲劇溫度與匠心精神，彰顯藝術的莊嚴與生命力。

這個世界應該是有規矩的世界，這樣對我們每一個人能生活得更好。如果都這么沒規矩呢？不是不可以，我也能湊合，但是不能永遠這樣。

——陳佩斯

二、喜劇起點，天賦異稟

陳佩斯1954年出生于吉林長春的一個藝術之家，父親陳強是新中國建國后的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因演《白毛女》反派地主黃世仁一舉成名。

后又因演了《紅色娘子軍》中的地主南霸天入木三分而家喻戶曉，并獲得了第一屆電影百花獎的最佳男配角。

也正因此，陳強在文革中遭到紅衛兵的迫害，批判的理由讓人哭笑不得：“你肯定是壞人，不然你怎么演壞人那么像。”

1950年，陳強正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做文化交流，進行巡回表演。

布達佩斯這座城市很美，于是就將大兒子取名陳布達，幾年后二兒子出生，取名陳佩斯。

佩斯之名，由此而來。

鑒于文革中的種種遭遇，堅定了父親讓他遠離演藝界的想法。

但往往命運弄人，陳佩斯遺傳了父親的基因，受父親表演的耳濡目染，最終還是走上了表演之路。

15歲時，上山下鄉開始，陳佩斯被下放到內蒙古建設兵團。

陳佩斯在建設兵團的這段人生經歷，可以說改變了他的一生，使他真正接觸到了貧困百姓，在骨子里產生了一種平民意識。

這也是陳佩斯表演小人物的創作源泉。

“陳佩斯一講起笑話，無論語言還是動作，總是比別人可樂，有把人逗笑的天賦。”

1979年，陳強親自出馬，和兒子合作主演了喜劇片《瞧這一家子》。

劇中陳佩斯扮演車間主任的兒子，陳強出演戲中的父親，這是文革之后，中國第一部熒幕喜劇。

作為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喜劇片，《瞧這一家子》一經播出就火了，讓陳佩斯一夜成名。

就這樣，陳佩斯成了一名喜劇演員，從此，他的一生和喜劇再也分不開了。

1981年，陳佩斯出演《法庭內外》，又火了。

直至后來1982年的《夕照街》，陳氏父子的喜劇變得家喻戶曉。

父親陳強鼓勵陳佩斯做喜劇時候總愛說的一句話是：

“中國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

我是一個非常干凈的人，我沒拿這些獎。

——陳佩斯

三、理想與失落，錯位的博弈

1986年，陳佩斯想自己拍喜劇電影。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八一電影廠，希望能得到廠里的支持，但沒有得到同意。

為此，陳佩斯從八一廠辭了職。

陳佩斯的第一部電影《父與子》經歷坎坷曲折上映后，很快受到了市場的歡迎，每場票房都不錯。

陳佩斯趁熱打鐵，又拍了《傻冒經理》、《二子開店》等喜劇電影。

80年代，國內盛行主旋律電影，宏大敘事是影視作品的主流，喜劇是所謂的“非主流”。

但一臉壞笑的陳小二，卻成了為數不多能在熒幕上給全國人民帶來歡笑的角色，只要他的電影一上映，票房就絕對數一數二。

1991年，陳佩斯成立了“大道影業有限公司”，自己獨立投資、發行電影，是中國第一家集創作、制作、發行于一體的民營影視公司。

陳佩斯說，那是喜劇的洪荒年代，他出發時，大地荒蕪，根本無路可走，故而給公司起名叫“大道”。

電影公司成立之后，陳佩斯投資并主演了《父子老爺車》《編外丈夫》《太后吉祥》等六部電影，開創了中國喜劇的“陳佩斯時代”。

但很不幸的是，大道影業成立之后恰好趕上于電影發行機制改革，公司深陷于商業世界的危機之中。

這些電影口碑都很好，卻不掙錢。

因為從統購統銷，到和各省分賬、再到票房分賬，每個環節的改革都使得公司運營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比如票房偷瞞漏報、院線瞞大頭報小頭交零頭——這些行為在那個年代比比皆是。

陳佩斯當年派出5個組到河北去監票，發現有的地方演7場只報3場，有的地方80%的上座率只報40%，有影院明明有100個觀眾，卻告訴他只有10個。

最終，號稱中國第一部賀歲片的《太后吉祥》因為瞞報，票房慘敗。

他對此很憤怒，但又無能為力。

“我們所有的電影沒有一部是賠錢的，無論是拷貝還是票房，都是當年國內電影的前三名。但我們永遠都沒有掙到我們應該掙的錢。”

陳佩斯不得不承認：“當你面對一種慣性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何其渺小”。

1997年，陳佩斯的《好漢三條半》上映，正好與馮小剛的《甲方乙方》撞車。

起初《好漢三條半》每日票房20萬元左右，勢頭很猛，但5天之后被主流院線莫名撤下，安排放入郊區院線。

但是《甲方乙方》卻從圣誕節前一直演到春節后，以4000萬元的票房成為當年最賣座的國產電影。

陳佩斯后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沆瀣一氣。

無可爭議，當年的他是大陸第一喜劇明星，但整個內地影視市場從資本到院線，還不成熟，也不規范。

陳佩斯奉獻了一系列經典的喜劇作品，卻被偷瞞和欺騙票房賠了個一塌糊涂，著實讓人寒心。

多年后陳佩斯對此仍耿耿于懷，當記者易立競問他如何看待馮小剛的電影時，陳佩斯只生硬地回應了兩個字：“沒看。”

之后馮小剛曾邀請陳佩斯參加春晚，再遭陳佩斯拒絕，只留下一句：“我是一個行得正，干凈的人。”

后來有記者問他：你的小品和話劇，有沒有獲得過國家級的獎項。

陳佩斯的回答：沒有。我是一個非常干凈的人，我沒拿這些獎。你懂的。

我們已經這么爛的生活了幾十年了，還要再把余生都這么爛下去，多沒勁啊，咱換個好日子，行嗎？

——陳佩斯

四、一鳴驚人，春晚的寵兒

1973年，建設兵團的陳佩斯考入八一電影制片廠，成為一名電影演員。

1983年，福州軍區話劇團29歲的戰士朱時茂，憑借在《牧馬人》中的出色表演，被調入八一廠。

由于兩人年齡只相差幾個月，很快就熟悉起來。他們當時都是挺有名氣的演員了，于是私下搭伙去走穴，賺點外快。

第一屆春晚成功后，總導演黃一鶴就邀請陳佩斯朱時茂這兩位當時的流量藝人排個節目，準備上1984年的第二屆春晚。

接到任務后，朱陳兩人就排了個短劇《吃面條》。他們倆之前沒事的時候總愛交流表演經驗，就把各種心得放到了這個劇里。

黃一鶴問陳佩斯，這個節目類型該叫什么呢？陳佩斯說，就叫小品吧。小品本來是中戲和電影學院考試的東西，沒人拿來公開演出。

黃一鶴覺得晚會中從來沒有這種類型的節目，可以嘗試一下，豐富一下內容。

《吃面條》排完后的第一次試演，效果非常好，把看的人都笑到椅子下面去了。

雖然如此，但是《吃面條》可不可以上，負責審查的領導一直沒有表態。

領導認為《吃面條》完全就是逗樂，沒啥積極向上的內涵。“沒有意義的笑，是不允許的”，“太好笑”在當時也是錯，這是審查領導的普遍態度。

“這么大的舞臺，如果節目本身沒什么教育意義能行嗎？”“中央臺的節目，能這么‘不嚴肅’嗎？”

就這樣，從領導到導演，所有人都很猶豫，沒人敢拍板，因此兩人在后臺的身份也很尷尬。

除夕那天下午，陳佩斯和朱時茂在演播大廳的二樓等著，黃一鶴導演也是焦頭爛額，因為還有香港藝人張明敏首次參加春晚，絕對不能出錯。

最終黃一鶴導演心一橫，決定讓《吃面條》上，出問題，我負責！但佩斯你們一定要嚴格按照我們審查的本子來，一點也不能錯，一點也不要改！

最終《吃面條》播出，所有人都笑瘋了，轟動全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家都知道他吃的是個空碗，卻依舊垂涎三尺，樂得合不攏嘴。

后來陳佩斯回憶說：“演到一半的時候，發現臺下的凳子四處散落，很多人盤腿坐在地上，后來才知道，是小品太搞笑，觀眾笑的直不起腰，只能坐地上。”

這么一演就演了十幾年。

在此之后，陳佩斯就是春晚的當紅招牌，全國老幼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從1984年《吃面條》，到《胡椒面》、《警察與小偷》、《主角與配角》，每年春晚，全國人民最期待的就是他和朱時茂搭檔的小品。

自此一炮而紅的兩人，成了名副其實的春晚“網紅”，在11次春晚表演中，塑造了一個又一個滑稽十足的經典喜劇角色。

有人回憶當時他火到什么地步——當陳佩斯的聲音和身影在電視里出現的時候，除夕夜的那十幾分鐘是聽不到鞭炮聲的。

后來朱時茂回憶，別看他們在舞臺上配合得行云流水，但臺下關于每一次包袱的爭論都是一場戰爭。

“佩斯有時候是一根筋，一種咬著屎橛子給饅頭都換不下來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個固執的人。”

而正是這股固執，讓陳佩斯總能將最世俗的幽默搬上最大的舞臺。很多人說看陳佩斯表演的小人物滑稽而不浮夸，因為細品之后總有深意。

憑借著對喜劇的執著、拿捏到位的肢體表演，緊貼生活氣息的戲劇沖突，陳朱倆人把小品帶入到了一種全新的境界，將小品帶入一種別具一格的高級感。

1998年春晚，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了小品《王爺與郵差》。

但是，坐在電視機前的所有人恐怕誰都想不到，這是最后一次在這里看到他們的表演。

他們隨便對我說“NO”，我也對他們說一次“NO”。

——陳佩斯

五、主動離開，與春晚決裂

其實，陳佩斯和春晚早就有了隔閡。

1988年，他建議小品《狗娃與黑妞》借鑒電影蒙太奇手法，使用單機拍攝，用拍電影的方式讓觀眾有更好的喜劇體驗。

可這遭到了導演組的漠視，并被批評：“哪有你說話的份兒。”

1991年，《警察與小偷》彩排，陳佩斯想到一個好主意，但導演組不但拒絕了他，還把前面一段他最滿意的的過場戲剪掉了，最終版本只剩一半劇情。

“每一場戲都是花費大量心血去準備的，可為什么對方要刪的時候，連句招呼都不打？” 陳佩斯開始有了抵觸情緒。

1992年的《姐夫和小舅子》，他從一開始就十分不滿意，但導演組一再要求就這么拍。

難怪在后來的采訪中，陳佩斯說：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以“老大”自居，而且都是“爺”，誰都惹不起。

1998年《王爺與郵差》，陳佩斯再次提出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仍未予采納。

不僅如此，當晚在場下，工作人員沒有把朱時茂的麥克風綁好，隨意地掛在戲服外，結果剛一上場麥就掉了。

為了能讓觀眾聽清朱時茂的臺詞，陳佩斯不得不一直靠近他，讓他蹭麥說話。

當到最后陳佩斯一圈一圈跑起來時，朱時茂沒有辦法，幾乎完全是用嗓子把臺詞吼出來的。

事實上，事先是準備了聲效光碟的，但現場卻沒給他們放，現場的演出沒有達到彩排一半的效果，下臺之后，陳佩斯當場就哭了。

《王爺與郵差》本來是陳佩斯耗費七年心血打磨出來的作品，但那年除夕夜的直播時卻出現了事故，成為了陳佩斯春晚的滑鐵盧。

盡管如此，憑借觀眾對陳佩斯的喜愛，還是讓《王爺與郵差》獲得了那屆春晚“我最喜愛的春節聯歡晚會節目”小品類一等獎。

不久后，一件事情的發生徹底引爆了陳佩斯和央視的所有積怨。

1999年初，央視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擅自出版并發行了他和朱時茂創作并表演的《吃面條》、《主角與配角》等十個小品的VCD光盤。

兩人通過登門、打電話和去函等方式尋求解決，依然無果，陳佩斯找律師去理論，結果對方無理攪三分。

無奈之下他們訴諸法律，將央視國際總公司告上了法庭。

其實類似事情兩年前就發生過，陳佩斯也跟他們提過，他們還發了正式的書面致歉。

一審判決央視國際輸，當然這也是必然的，理所應當要保護知識產權。

法院判央視國際賠償30萬版權費，并且公開向陳佩斯和朱時茂賠禮道歉。

后來央視國際不服上訴，上訴過程中，臺領導在會上問，誰和陳佩斯他們關系比較密切，找人疏通一下，看能不能私下和解。

后來文藝中心的導演趙安就過來和陳佩斯朱時茂吃了個飯。當時達成和解意向：他們倆可以不要經濟賠償和央視的公開賠禮道歉，但央視必須停止上訴，承認侵權。

在此之后，陳佩斯和朱時茂又重新投入了1999年春晚小品的創作中。

那一年他們創作了一個小品《江湖醫生》，卻在離春晚直播還有三天的時候，導演讓他們換節目。

需要半年準備的節目，卻在開播前三天要求更換，言外之意，都懂的。

陳佩斯于是一氣之下，與央視徹底決裂，再也不跟央視合作了。

他不愿為了一根骨頭，而做一個沒有骨頭的人。

至此，春晚再無陳佩斯。從1984年到1998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在春晚一共11次登臺，之后就再也沒上過春晚。

陳佩斯說，“他們隨隨便便對我說No，現在是我對他們說No的時候了。”

當個體不再被尊重的時候，這個社會將變得非常殘酷。

——陳佩斯

六、山林隱居，沉浮與堅守

1998年春晚，是陳佩斯的最后一屆春晚。

1999年春晚，趙本山、宋丹丹、崔永元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成為趙本山成為小品王的里程碑之作。

試想，如果陳佩斯還在春晚舞臺的話，是不是會沒有本山大叔什么事？

也是從1999年開始，趙本山才在“我最喜愛的春節聯歡晚會節目”評比中拿到一等獎，一直拿到退出春晚。

在此之前，能力壓本山大叔的，無疑惟有陳佩斯。

可令陳佩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起官司經一些媒體夸大報道后，陳佩斯的離開被炒作成了“央視封殺風波”。

以至于各個電視臺和演出單位一時間都對他敬而遠之，任何與廣電系統有關的商業演出邀請都漸漸離他遠去，陳佩斯幾乎消失在大眾視野。

離開了賴以為生和鐘愛的舞臺，陳佩斯的生活一度陷入困窘，相當拮據。

最慘的時候，女兒要交280元的學費，他都拿不出來。

同時，沒了商演的收入維系，他的大道電影公司在野蠻無序的市場競爭中拍一部虧一部，只能宣布倒閉。

很多人笑他：當初勸你忍氣吞聲，如今知道后果了吧。

而陳佩斯總是一笑置之：“我這人有個毛病，就愛跟仗勢欺人的過不去。”

盡管如此，陳佩斯后來在接受采訪時，對侵權的事他仍然態度非常明確。

“一個人爭取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是正當的，如果自己都不能保護自己，就不該活在世上。”

“我考慮過后果，但我就是受不了，我一定要發聲，否則的話，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們今天祖先是這么生存的，他們會憤怒，他憤怒不是強權，而是憤怒每一個接受強權的這個人，我的后代一定會為我（感到）丟臉，所以我爭取不要讓后人嘲笑我。

現在來看，陳佩斯確實沒有給后代丟臉，他的話和他的經歷值得每個中國人細細品味。

經過人生的大起大落和一段時間的沉淪，1995年，陳佩斯和愛人在北京延慶承包了一座荒山，并在附近買了個院子。

起初包下它的原因，是想作為一個可以偶爾帶家人來休憩的地方，后來國家“退耕還林”的政策出臺，為了不破壞生態環境，他索性就讓這片地荒了閑置了下來。

事業受挫后，陳佩斯決定搬到這里，讓自己靜下心來，調整自己的情緒。

但并不像媒體上大肆渲染的那樣，他扛著鋤頭，開墾荒地，做起了一位石榴果農，還賺了30多萬。

“當初承包這座山的條件之一是封山育林，不許砍伐。”他的妻子說，他們從來沒有靠這座山賺過錢。

其實陳佩斯在現實中去做的，是收拾出一個干凈的屋子，并沉下心來大量閱讀，尤其是關于喜劇的著作和劇本。

他試圖從多年來的演出實踐中，整理出一些有關喜劇的思考，并順帶梳理自己多年喜劇實踐中總結下來的經驗。

相比較物質來說，那時的他更在意的是如何在周身充滿著煩悶、戾氣、悲傷、憤怒時抽身出來，給自己一個安靜的靈魂。

所以在那幾年里，他讀書，研究喜劇，最后終于找到了自己喜歡的，想做的事，那就是話劇。

期間，他還在大山里修了一條路。鄰居碰見他時滿腹狐疑：“修這路也沒有人走，有用嗎？”

陳佩斯笑了笑說，這路本可以不修，只不過前一年北京非典，到處隔離限制交通，山里十幾個居民還沒了生計。

“得讓他們生活啊，我就讓他們修了這條路。” 他說，修這路雖沒多少錢，但至少有個理由給他們發點工資。

陳佩斯在采訪中曾說：我跟人家比起來，已經很是“上帝的寵兒”了，我沒資格叫難。

后來陳佩斯事業有了起色，《看天下》采訪陳佩斯的時候，他最后說：

“我最大的樂趣仍是上山種樹。我的夢想是營造萬畝森林，打造一個綠色天然氧吧，讓北京的空氣變得潔凈……”

我們改革開放的光明的東西，我們沒有去表現它的光明的那一面，我們從它的背陽光的地方，去入手寫，但是我們一直寫透它，于是就見到了陽光。

——陳佩斯

七、話劇修行，守住喜劇的尊嚴

幾年后，陳佩斯重回喜劇舞臺。

但這次不是電影，也不是小品，而是話劇。

眾所周知，話劇是冷門。

一開始，很多人聽說他要入行話劇，都感到很詫異，也都不太看好，連話劇圈內的人都來勸他謹慎入行。

“不怕賠錢就做吧，許多話劇演員都要靠演電視劇來生存。”

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大部分劇場都是黑著燈的。即使亮著燈，也是很少人觀看。

陳佩斯自己也明白，甚至已經估算出大概要賠35萬元，王他把愛人給他的35萬元只留下1萬元，剩下的34萬全部投進了話劇《托兒》。

雖然壓力巨大，但為了把這些年來所沉淀總結的喜劇理論實踐出來，他橫下心來孤注一擲。

2001年，《托兒》北京公演之前，陳佩斯心里仍忐忑不安，還悄悄贈送了一些票給北京高校的學生，生怕場子人太少，大家面上和心里過不去。

但令所有人都沒預想到的是，《托兒》的橫空出世，如同一記驚雷，引爆了話劇市場。

120場，場場座無虛席，觀眾多達17萬人，一票難求，在當年創造了上千萬的票房神話，成為內地最受歡迎的話劇之一。

陳佩斯在用電影征服觀眾，小品征服春晚舞臺之后，又用話劇在熒幕外獲得了新生。

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理解了這位中國喜劇大師22年來一直刻意遠離喧囂的真正原因。

他在聚光燈之外生活，不是故作姿態，也不是迫于生計，而是為了專注一件事——喜劇研究。

當《托兒》的第30場演出結束后，已經收回了全部投資。

有了《托兒》的豐厚利潤作為資金，陳佩斯底氣更足了，隨后推出了《親戚朋友好算賬》、《陽臺》、《雷人晚餐》、《戲臺》等更多的話劇，也都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這些話劇累計500多場次，觀眾超70萬人，多次創造話劇界的票房奇跡。

陳佩斯把對表演幾乎所有的熱情都傾注在了話劇上，因為這是他的夢想。

其中《陽臺》巡演了70多場，最終被上海戲劇學院選為教學案例。

《陽臺》里一場戲，他能改了十幾遍；女演員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鐘。《戲臺》排練時，他把一個演員排崩潰了6次。

每一次演出，這邊剛下場，他就拉著演員跑到后臺討論，哪兒需要修改，哪一步沒走對，錯了，立馬排一遍。排完了，再趕下一場。

有一次演出后，陳佩斯暈倒送院，之后心有余悸，身邊總是備著生理鹽水。

《戲臺》巡演3年之久，這部戲在豆瓣還有9.1的高分，大陸話劇里唯一比它高的，是老舍的《茶館》。

《戲臺》可謂是一出好戲。陳佩斯在戲中扮演京劇班主，在舞臺上的他駕輕就熟。

既將當年春晚小品夸張表現的一面表演的精彩絕倫，又將內涵厚重的內心戲展現的淋漓盡致。

朱時茂曾參與《托兒》第一輪演出，之后就退出了，直言吃不了他這個苦，太累，太寂寞。

朱時茂曾問陳佩斯：“每天都要重復。同一個舞臺，同一幫演員，同一句臺詞，同一個感覺，你不覺得很寂寞嗎？”

有人勸他：“你去演電視劇，4、5個月也就出來了。你干嘛非得吃這個苦啊？”

劉曉慶也曾勸過他：“現在喜劇綜藝節目那么多，好多人都想拉他去，這些綜藝一火，什么廣告、電影，錢馬上就來了。”

陳佩斯一笑了之，他覺得這樣的錢能掙，但他掙到兜里不踏實。

在一次采訪中，楊瀾問他：“當年你一次走穴都可以有幾十萬，你為什么不去？ ”

陳佩斯說：然后呢？楊瀾說可以買房子和車子啊。

“再大的屋子只能睡一張床，車也只不過是一個四個轱轆的代步工具而已。”陳佩斯的回答讓楊瀾深感意外。

對于多數人來說，事業是獲取優越物質生活的手段，但對于陳佩斯，他卻把喜劇事業當作是一種信仰。

每一個喜劇，都有一個悲情的內核。

——陳佩斯

八、一身傲骨，鳳凰涅槃

生活中的陳佩斯是個非常簡單樸素的人。

他最愛吃的是面條，喜歡睡硬板兒床。永遠一身寬松老頭衫，朱時茂曾笑稱他20年不換衣服。

甚至上節目，他也是只上半身穿正裝，下半身還是粗布褲子和一雙布鞋。

陳佩斯是個孝順的兒子，為了方便照顧生病的父親，咬牙在同一個小區給父親買了套公寓，每次都是他親自給父親洗澡。

陳佩斯始終和底層的“小人物”站在一起，共同對抗魔幻、荒誕和殘酷的現實。

《吃面條》是央視春晚舞臺上的第一個小品，因此陳佩斯一度被封為“春晚小品第一人”。

網絡上一直流傳一句話：“陳佩斯之后，再無喜劇表演。”

時至今日，《吃面條》都被視為“無實物的教科書式表演”。越純粹的東西往往越永恒。

98年離開時他是小品之王，如今已是喜劇大師，但他依然堅持心中的信仰。

2011年，春晚總導演哈文曾向他發出邀請，他婉言謝絕，理由很干脆：“我要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排練話劇和沉淀喜劇理論上。”

其實央視的熒屏，早在2015年年初陳佩斯就已經回歸過了。那次是他自導自演的電視劇《好大一個家》登陸央視一套。

在與央視的對壘與博弈中，這背后的權力之惡，其實眾所周知。陳佩斯確實體現了不媚強權的精神，不為潮流所裹挾，讓人敬佩有加。

他敢于為自己的創作版權拍案而起，保留一身傲骨，盡管被動失去了大眾的舞臺。

“你管得了我，還管得了觀眾愛看誰？！”這句臺詞詮釋了陳佩斯的一生！

而現今我們大多數人被世俗裹挾的太深太久，已經忘了自己原本應有的堅持。

他說：一個微小的個體，即便在強權下，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權利。

但是現如今，像陳佩斯這樣對不公正不合理現象敢說敢做的人越來越少了。

他坦言不愿意為資本所束縛，更不愿意為賺錢而出賣自己的靈魂。

或許，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彎腰賺錢或許不足為奇；但站著賺錢的人，一定會更讓人敬佩。

有網友說，袁隆平解決了中國人最大的溫飽問題，滿足了物質需要；陳佩斯溫暖了一代人歡樂的記憶，滿足了精神需求。

許多年過去了，如今跨年之夜的春晚，早已沒有當年歡樂和期待的感覺，沒有多少人會守在電視機前面了。

反正，我已經好些年沒有看春晚了。

而如今，陳佩斯的回歸，想必是舞臺需要他，喜劇需要他。

有網友感嘆：像陳佩斯這樣有多年舞臺演出經驗的人，專業和系統的研究喜劇理論，并運用到實踐中的，在中國，找不出第二個。

在喜劇領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陳佩斯確實是一騎絕塵的領跑者。

除了父親和喜劇，他還很重視將表演藝術傳揚于后世，他教育學生們要尊重舞臺。

周星馳說：我拍了那么多悲劇，可你們都以為那是喜劇。

真正的喜劇，都有悲情的內核。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喜劇之王。

而周星馳和陳佩斯都是我心中的“喜劇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