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環球時報報道，日美前兩輪貿易談判未達共識，日本談判策略現調整跡象，第三輪談判即將展開。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日本近期在對美貿易談判中的姿態引發關注，其試圖效仿中國對美強硬的做法，背后折射出復雜的國際關系與國內政治經濟困境。

自美國4月初啟動“對等關稅”政策以來，日本經濟承受巨大壓力。美國對日本汽車及零部件等關鍵出口產品加征關稅，其中24%的關稅稅率遠超市場預期，給日本汽車產業帶來沉重打擊。數據顯示，去年日本對美汽車出口額占對美出口總額比例近三成，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六大車企在美新車銷量雖有增長，但隨著關稅生效，日系車在美國市場的成本優勢迅速喪失。以豐田汽車為例，因關稅產生的額外成本預計接近70億美元，部分日本車企甚至陷入每小時損失百萬美元的困境。

美國國會大廈（資料圖）

面對壓力，日本在前三輪談判中策略有所調整。最初，日本首相石破茂堅持要求美國“全面取消”關稅，但隨著談判推進，日本負責談判的官員釋放出調整信號，從希望美方徹底取消關稅轉向可以接受降低關稅。日本政府為第三輪談判做了多方面準備，包括在首相官邸舉行特別工作組會議，制定不同領域的談判底牌，重點圍繞擴大雙邊貿易、非關稅措施、經濟安保合作三大領域展開，如研究增加美國玉米、大豆等農產品進口，考慮擴大進口美國汽車的特別措施，提議在造船領域開展經濟安保合作等。

美國的關稅大棒并未止步于汽車領域。根據白宮發布的聯邦通告，美國商務部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對進口商用飛機、噴氣發動機及相關零部件啟動為期270天的“國家安全”調查，可能加征新關稅。這一舉措對日本航空產業構成潛在威脅。日本在飛機發動機和零部件制造領域具有顯著優勢，是美國航空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以波音787夢想客機為例，其數百萬個零部件中約三分之一由日本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等公司制造。美國航空航天業每年為美國創造多達75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年出口額預計達1250億美元，僅次于石油和天然氣。但該行業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關鍵零部件可能僅由幾家甚至一家制造商生產，日本企業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若美國新關稅落實，日本相關企業將受到嚴重沖擊，這一領域貿易很可能成為日美關稅談判的新增難題。

貿易港口（資料圖）

日本在對美談判中面臨艱難的國內政治經濟平衡。從經濟層面看，美國關稅已對日本制造業造成明顯沖擊。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4財年，日本制造業總體凈利潤較上一財年下降了2%，為兩年來首次下降，其中汽車和鋼鐵行業的凈利潤降幅分別超過兩成和三成。4月日本國內破產企業數量達826家，同比增長8.7%，連續第36個月度增長。日本央行將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預期從年初預估的1.1%下調至0.5%，經濟下行壓力顯著。

國內政治因素也制約著日本的談判策略。今年7月，日本即將迎來參議院選舉。此前石破茂所在的自民黨已經丟掉了眾院多數席位，無法承受參院選舉失敗的結果。日本若擴大美國農產品進口以換取關稅減免，將惹惱國內實力強大的農業游說團體，這使得日本政府在談判中難以輕易做出讓步。

此外，日本對美國存在深度戰略依賴。石破茂登上首相之位與美方支持密切相關，日本在傳統安全體系中把對美依附視為保護傘，其經濟命脈也被美元結算體系和高端供應鏈結構所捆綁。這種依賴使得日本在對美談判中籌碼有限，盡管國內對“對等關稅”的不滿聲浪不斷升高——東京證券界對汽車股普遍下調評級，企業抱怨影響生產節奏，輿論批評石破政府對美“軟弱”，但日本政府難以采取強硬的報復性措施。

看到中美舉行日內瓦談判，中國成功讓美國取消部分和暫緩部分關稅，日本似乎受到鼓舞，在對美談判中態度趨于強硬。5月23日，在第三輪美日部長級關稅談判前夕，石破茂與特朗普進行了45分鐘的通話。石破茂在通話中“強烈要求”美國重新評估包括汽車關稅在內的一系列關稅措施，態度表現出少有的堅決。此次通話由特朗普主動發起，雙方還約定下個月在G7峰會期間進行“面對面會談”，這一動態被外界視為日本對美強硬策略的“成果”。

特朗普（資料圖）

然而，日本的強硬表象下難掩實質的妥協。石破茂在通話中提到“相較于關稅，更應注重投資”，暗示日本可能通過加大對美投資、提升本地雇傭率等方式緩和美方壓力，用投資換取美國在關稅方面的讓步。這種“投資換關稅”的策略與中國在中美談判中堅持原則、平等協商的模式有本質區別。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體量和完整的產業鏈，具備與美國平等對話的實力，而日本經濟對美國依賴度高，談判籌碼有限，其所謂的強硬更多是在壓力下的無奈表態，最終仍可能不得不對美國做出讓步。

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不僅給日本等盟友帶來傷害，也使自身陷入孤立境地。該政策本質上是單邊霸凌和政治勒索，忽視了國際貿易規則和盟友利益。美國將日本列為“懲罰對象”，拒絕就關鍵領域關稅展開具體談判，甚至拒絕承認“對盟友豁免”的可能性，暴露出其在經貿問題上的自私與短視。對于特朗普政府而言，當前更關注“讓美國看起來贏了”的外交成果，而非結構性改革。削減貿易逆差成為核心目標，至于盟友的經濟利益和感受則被置于次要地位。這種只追求短期政治利益的做法，不僅損害了美日同盟的信任基礎，也對全球貿易秩序造成沖擊。

日美關系的本質是不平等的。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的重要軍事盟友，在安全領域依賴美國，但在經濟領域卻成為美國轉嫁國內矛盾的“提款機”。日本沒有中國的體量和歐洲的談判能力，面對美國的關稅訛詐，只能在國內政治和經濟壓力之間艱難騰挪，試圖通過有限的策略調整換取喘息空間，但難以改變其在美日關系中的被動地位。

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日本試圖效仿中國對美強硬，但其自身的實力和對美依賴決定了這種嘗試的局限性。未來日美貿易談判走向如何，日本能否在保護國家利益與維持對美關系之間找到平衡，仍需觀察。而美國若繼續推行單邊主義政策，終將進一步損害其國際形象和盟友關系，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