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見下行文字

1949年9月30日，新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同副主席劉少奇、朱德、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在全國政協一屆會議主席臺上。

宋慶齡是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戰士。毛澤東同宋慶齡在政治上的合作始于20世紀20年代。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毛澤東及其他在國民黨中央任職的共產黨人，立即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人士一道，以國民黨中執委和候補中執委的名義，聯合發表《討蔣宣言》，揭露蔣介石的叛變行為，號召“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以下為如去注。

要說在國民黨任職的共產黨人，就要從從國民黨的“一大”說起。和共產黨比起來，國民黨盡管成立的較早，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團體，組織一直比較松散。舉個例子說，直到1924年，在中共的幫助下，才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5年4月，毛先生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國民黨不懂得組織國民黨，致力于國民革命39年，就是不開代表大會。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后，1924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由我們幫它辦好……”

中共的情況是：當時剛剛成立后不久，專注于領導工人運動，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國罷工達180多次；其中，最主要的兩次罷工，香港海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但京漢鐵路大罷工卻遭到直系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此即“二七慘案”。經過“二七”血案，中共認識到需要尋找一個有力的同盟者，以共同戰勝強大的敵人。

在中共的參加與幫助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等20多人參加了會議。李大釗被孫中山指派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主席團成員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

孫中山主持開幕式并致開會詞。譚平山作為共產黨黨團書記，代表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大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草案對三民主義作了新解釋，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稱之為新三民主義。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代表們在是否容許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時，有代表提出在章程中增加“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款，其目的是反對共產黨員“跨黨”，遭到了李大釗等代表的堅決反駁。

最后，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章程》，確認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大會通過的宣言和章程，是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在孫中山的堅持下，國民黨右派口頭上對此不能不表示贊成，但并不愿意執行。是否真正執行大會的宣言，實際上成為后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右派斗爭的核心問題，由此也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留下隱患。

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張國燾、于方舟、韓麟符、沈定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

接著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推選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中央常務委員，并決定成立中央黨部。在中央黨部各部門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工人部秘書馮菊坡，農民部秘書彭湃，組織部秘書楊匏安等。

隨后，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干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因此，當時在國民黨任職的共產黨人不在少數。

如去注畢。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日益加劇，民族矛盾上升。1935年底，華北危急，日本步步緊逼，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沖擊著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迫于形勢，蔣介石改變思想，開始考慮以政治手段解決共產黨問題。1936年1月，宋子文將國民黨要求談判的信件請宋慶齡轉交給中共當局。2月27日，受宋慶齡委派，以牧師身份活動的中共黨員董健吾，帶著國民黨當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談判的信件，秘密來到瓦窯堡，同博古見面。

董健吾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項具體要求。這樣，因共兩黨中斷了八年多的聯系，終于在宋慶齡的推動下接通了。

五項要求是：一、 停止一切內戰， 全國武裝不分紅白， 一致抗日。二、 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 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 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 釋放政治犯， 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 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如去注。

1936年潘漢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與宋慶齡保持長期的聯系。為此，毛澤東在1936年9月特地寫了一封信，讓潘漢年交給宋慶齡。

信中毛澤東除了對宋慶齡的革命救國行動表示“無限的敬愛”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告訴宋慶齡“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并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談一談”。

潘漢年到上海后，與宋慶齡取得聯系，面交了毛澤東給她的信件。之后，無論是在魯迅病重期間討論為魯迅治病事宜，還是開展“救國無罪”的斗爭；無論是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廣泛接觸，還是向南京政府力陳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無論是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還是組織公開的抗日救亡團體，潘漢年都及時與宋慶齡交換意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上海成為日軍進攻的重點目標，形勢十分緊張。中共中央十分關注宋慶齡的安全。10月下旬，潘漢年把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建議宋慶齡撤離上海去香港的電報送交宋慶齡。宋慶齡對毛澤東、周恩來的這一建議十分感激，由于尚有工作需要處理，她一時無法離開。

潘漢年

1937年11月12日，日軍攻戰上海。宋慶齡沒有和國民黨高級官員西撤。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致電建議她趕快離開上海去香港。宋慶齡考慮后，接受了這一建議，決定去香港。

在香港，她發起組織了“保衛中國大問盟”，以“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教濟物資供應中國”。“保衛中國大同盟”的有效工作得到許多中外人士的響應，世界各地道義和物資的援助源源而來。在她的組織下，“保盟”把大批醫藥用品、通訊設備、捐款送往新四軍醫院、西北國際和平醫院和延安。

1945年8月28日，為了爭取國內和平，揭穿蔣介石假和平的陰謀，毛澤東以非凡的膽略，親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8月30日，毛澤東抵達重慶后的第三天就禮節性地拜訪了當時身居重慶的宋慶齡。9月6日晚，宋慶齡設晚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談判代表。

9月8日，宋慶齡應約親赴毛澤東的臨時辦公處所——上清寺桂園張治中的公館，與毛澤東會晤。當宋慶齡的轎車開到張治中公館時，早就在寓所門前迎候的毛澤東熱情地上前迎接她，然后一起到客廳交談。

毛澤東回憶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一起在國民黨中央工作和開會的情景，對當時宋慶齡為堅持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立場和大無畏的精神深表敬佩；同時稱贊她為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達到全面抗戰，在國共兩黨之間互通情況，穿針引線，利用自己的威望向蔣介石集團施加影響，功不可沒。

宋慶齡說，孫中山先生一生主張共同奮斗救中國，這是他主張國共合作的原因，我只不過是按著他的教導，做了我應該做的事。隨后他們談到了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談到了當前形勢和中國革命的前途。毛澤東特別感謝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在八年的抗戰中對邊區、解放區的大量援助，并希望能繼續這種援助。

宋慶齡表示，今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保盟”當在建設方面對邊區、解放區繼續予以援助。當宋慶齡告辭離開公館時，毛澤東直送到大門口，目送其轎車走遠。后來，在回憶這次會談的情景時，宋慶齡說：我在重慶和他見面，就感到他不但是一黨的領袖，并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他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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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前排右一）、吳稚暉（前排左一）等合影慶祝。參加合影的還有宋藹齡（前排右二）、孔祥熙（二排中）、戴季陶（二排右三）、何應欽（二排左三）、孫科（二排右一）、宋子文（后排中）

<全文共兩部分、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續>

文后說明：

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