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明，芬利的古代世界，和我們中國人理解的古代世界相當不同。但凡接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一提到古代世界，首先想到的是四大文明古國，即古代兩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中國。然而對一個西方人而言，如果談到古代世界，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希臘和羅馬，如芬利在他的另外一本名著《古代經濟》里說的，是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500年左右的世界。這個世界最初只局限在巴爾干，后來逐漸擴大，延伸到整個地中海地區。你可能會感到芬利的這個界定太狹隘，把我們熟悉的四大文明古國全部踢出去了。芬利也知道他這樣的定義存在問題，所以趕緊給自己辯護：埃及和西亞的文明，雖然發端很早，而且給西方文明以巨大影響，但是，它們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古代希臘羅馬世界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如果把它們都納入分析框架，則會使他的概括喪失意義。從經濟上說，古代西亞和埃及的經濟被宮廷和神廟控制，國家壟斷了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希臘羅馬世界則完全不同，它是以個體私有的經濟為基礎，自由民個人是財產的主人，因此這里盛行的是私有經濟原則。從政治上說，他認為埃及和西亞地區的政治，是一種君主獨裁下的官僚體系的管理，他形象地稱為“候見廳”的管理，所謂“候見”就是一群人在外面某個廳堂聚集，等著國君召見。雖說官僚們之間可能也耍弄手腕，或者私下串聯，但那頂多算陰謀，不是政治。真正的政治應該是一幫有資格參與政治的人通過討論、爭執，最終以投票方式作出有約束性的決議，而不是傾聽某個最高權威的裁決。這里當然免不了操縱，但前提是必須有民眾參與。經過這樣的界定后，芬利又把帝國時代的羅馬踢出古代世界的政治之外了，因為在羅馬帝國，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在閱讀芬利這部著作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注意，他心目中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涉及的范圍非常有限，主要是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國。

芬利引用了一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他心目中政治的特點。這個例子源自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跟雅典政治家阿利斯提德有關。阿利斯提德是希波戰爭期間雅典的風云人物，曾經因為和另外一名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爭斗，被雅典人用陶片放逐法判處流放。所謂陶片放逐法，是在雅典人一年一度的公民大會上，全體公民將他們希望流放的人的名字刻在陶片上投入票箱。如果那天參加集會的人超過6000人，得票最多的那個人就會被流放。如果不到6000人，則投票無效。據稱被流放不是因為他做了什么惡毒的事情，更不是犯了刑事重罪，而是他影響過大，有成為君主的嫌疑。被流放者必須馬上離開雅典，10年內不得回國，否則死刑伺候。但當波斯在公元前480年發動對希臘的大規模入侵時，阿利斯提德和其他被流放的人一起被召回，并且被選舉為將軍，在打敗波斯的薩拉米斯戰役和普拉提亞戰役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后來，阿利斯提德還是雅典組建提洛同盟的關鍵人物，以公正著稱。

芬利講的故事，很可能就發生在阿利斯提德被流放的那次會議上。當時阿利斯提德遇到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請他幫忙，在陶片上寫上阿利斯提德自己的名字。這讓阿利斯提德非常驚奇，因為他和這個農民之前沒有打過交道，甚至都不認識，所以連忙問道，是不是阿利斯提德做了什么壞事，以至于要投票流放他。結果這農民答道：“沒做什么。我根本不認識他，但我厭惡到處有人稱他為‘公正者’。”據說阿利斯提德聽了也沒有說什么，老老實實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結果他被雅典人流放國外。悲催的是，阿利斯提德還是個極其愛國的人，據稱他被迫離開雅典時，曾經祈禱說，希望雅典千萬不要遇上需要召回他的時候。

對我們中的很多人而言，這顯然是個忠臣不幸被迫害的經典案例。只是這次發起迫害的是雅典全體民眾。不知道那個農民的觀點有多大的代表性，無論如何，雅典人把他們中間這個完美的政治家給流放了。事實也證明雅典人做錯了，因為流放阿利斯提德不到三年，雅典人就面臨波斯大規模的入侵，被迫召回阿利斯提德，還選舉他擔任將軍。

芬利分析了流放阿利斯提德的這場會議，不過他關注的角度和我們剛才所講的略有不同。他提到在雅典衛城西坡上發現的190多塊陶片上，全部刻有阿利斯提德的政敵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而且從書寫習慣判斷，這些陶片只出自少數幾個人之手，顯然是用來向那些投票人發放的。但我們知道，雅典在舉行陶片放逐法投票時，官方肯定不會事先準備陶片并寫上名字，所以這些陶片很可能表示，有些人希望流放地米斯托克利，而且有所串聯，事先準備了這些陶片，以便在投票時分發給那些有可能支持流放地米斯托克利的人。這明顯就是一種政治操縱。但對投票的人來說，他可以接受已經寫好名字的陶片，也可以不接受，最終的決定權在他自己。所以芬利說，只有民眾參與的政治，只有投票人自己有權決定如何投票，投票又對最終結果產生影響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而這樣的政治，首先是希臘人的發明。在那里，一批自由的小業主大致平等地享有城邦的管理權，并通過自己的投票，有時是舉手，有時是呼喊，有時則是書面投票，決定著城邦領導者的去留、國家的政策，宣戰、媾和這樣的大事，還有財產的分配、法律的存廢等。羅馬共和國也是如此。在那里，至少從公元前5世紀起，羅馬的公民們就取得了就宣戰、媾和、立法、土地分配、條約批準等國家大事，還有國家高級官職的選舉和罷免等事項，進行表決和投票的權利。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芬利才把他關于古代世界政治的討論局限在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國，從時間上說，是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世紀末大約不到1000年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