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尚未充分發育心智的早期原始人類，例如377萬年至180萬年前的早期猿人，他們的生活條件無疑是嚴酷的。那時，火尚未為人類所用，而氣候環境正處于惡化之中。惡劣的條件，足以讓他們瀕臨滅絕的邊緣。經過長時間的進化，當人類步入智人階段，生存狀況才開始有所改善。

以下內容，將通過社群、腦容量、哺乳期以及嬰兒哭泣的原因等多個角度，對原始人嬰兒的生存狀況進行一番探索。

1、早期的原始人

火的發現和使用，發生在距今約160萬至15萬年的漫長歲月中。在此之前的原始人，如早期猿人、南方古猿，他們面臨的外部世界充滿挑戰。新生兒的命運與野外的小鳥、小羚羊無異，時刻處于猛獸的威脅之下。當時，沒有社群協作，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任何一個哭聲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甚至可能因為智力未開，導致一些魯莽的自殺行為。

在那個沒有火的時代，早期的猿人生活艱辛，只能以個體或小群體的形式，采集植物和狩獵小動物為生。隨著家庭和社群的形成，出現了三種規模化的聚集：5人（家庭）、15人（洞穴）、45人（社群），這三種規模在社會腦的演化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隨著社群規模的增長，人類才開始擁有更強大的協作力量，腦容量和智力也隨之增加，逐漸形成了分工合作的模式，包括工具的制作等進步的跡象，并逐步演化為晚期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以及晚期智人。

然而，若沒有社群規模的增長，原始人類無法進化出在未知環境中生存的能力，也無法發展出足夠的腦容量和智力。這意味著，如果不能形成社群規模，人類的生存就如同聽天由命，依賴運氣和經驗，新生兒的生存質量自然不高。

2、社群和腦容量的關系

猿人和靈長類的腦容量進化受到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摘自《社會腦內的演化》第317卷，第1344–1347頁）。

社群規模與腦容量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因為社群的規模會隨著“新腦指標”（前額葉體積與大腦其余部分總體積的比值）的增加而增長。社群中的社交、安撫、分享、物質交換等復雜行為，使得每天生活在一起，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為腦容量的快速進化提供了可能。

上圖所示，類人猿與靈長類的腦容量演化受到三大因素的制約，這三大因素包括：覓食范圍、日常行為以及前額葉（新腦皮質）的尺寸。

“基礎代謝率”是上圖的核心概念，它與以下三個方面緊密相關：

維持生命所需的基本營養和代謝水平（主要由身體尺寸決定），以及相應的腦容量，它與個體的壽命相互影響。

身體尺寸與食物攝入量（由基礎代謝水平決定）的關系。

身體尺寸、食物攝入量（以及由此決定的日常活動范圍）與覓食或居住范圍的關系，這些都依賴于社群的規模。

新腦皮質的增長（在最近50萬年甚至5萬年內迅速擴張）必須適應外部環境的三個約束條件：

外部威脅的存在

社群規模的大小

腦容量允許的新腦皮質擴張幅度

此外，最早的社群通常由有血緣關系的猿人組成。血緣關系使得他們感到更加安全和滿足，也更愿意分享勞動成果，尤其是在面臨危機時，血親關系更容易激發內心的信任和犧牲。

社群規模與大腦新皮質的關系密切，群體規模的均值在100～200之間（摘自饒敦博2003年發表于《人類學年鑒》的文章）。

隨著社群規模的擴大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人類的腦容量出現了進化，這使得知識積累的速度加快，群體成員能夠更好地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了對個體智力的全面需求。分工的出現使得人類的生存率顯著提高，新生兒的生存質量也相應得到了改善。

從腦容量的角度來看，晚期猿人后半期（約50萬年前）和晚期智人早期（約5萬年前），嬰兒的生存質量開始逐漸改善，因為這時的人類開始擁有心智，形成了一定的智慧沉淀，并逐漸具備了社群的龐大分工協作力量。

3、進化后的懷孕時長

對所有哺乳動物的研究表明，妊娠期的長短與大腦容量的發展密切相關。

根據在其他哺乳動物身上的發現，人類這樣的大腦容量，妊娠期可能需要21個月才能相匹配。然而實際上，人類女性的懷孕周期只有9個月。

原因似乎是這樣的：

幾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決定發展更大的大腦，并且開始直立行走。這使得我們形成了獨特的碗狀骨盆，這種骨盆與猴子和猿類的細長型骨盆不同，它能夠更好地平衡頭部和軀干，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行走，尤其是在大腦大幅擴容之后。從此，我們的祖先智人開始能夠大步流星地行走，這意味著他們能夠進行長途跋涉，不斷遷徙，而不是局限于有限的區域內（與猴子相比）。

然而，進化過程中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們獲得長途跋涉的能力，就不得不犧牲其他方面，比如我們的脊椎不夠強壯，而進化的最終結果留下了方便“行走”的較低脊椎，而不是更適合生育的脊椎和骨盆。數百萬年后，當我們的祖先決定大幅擴大腦容量時，他們遇到了一個問題：碗狀骨盆大大縮小了產道，嬰兒的大腦大小成了生育的限制因素。此時，人類似乎別無選擇。

當然，我們也可以放棄進化出更大的大腦。但若如此，我們將不會有任何進化，要知道，在那個時期，全球氣候和自然環境發

生了劇烈的變化，要生存，我們必須遷移和適應新環境的變化，否則我們就會陷入更加艱難的生態中，就像其他類人猿一樣，在那個時候，他們的數量已經下降到瀕臨滅絕的地步。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做出改變，適應新的生態紀元。大容量的大腦是這次改變的關鍵，沒有這一腦容量的進化，其他變化都不可能發生。最終，我們的祖先找到了解決之道：大幅縮短懷孕時間，從21個月縮短到9個月。然而，這樣做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生下一個大腦只發育了一半的嬰兒，那么這個嬰兒將面臨巨大的危險。作為對比，猴子和猿類的新生兒在出生幾天后就可以活蹦亂跳，而人類的孩子需要整整一年才能達到行走的能力。

3、人類初生兒的弱小與挑戰

相較于猴子與猿的后代，人類的初生兒在足月之際仍顯得脆弱，這表明他們在尚未完全準備的情況下來到這個世界，必然要經歷一段艱難的掙扎。研究揭示，不成熟的嬰兒面臨更高的發育障礙風險，如健康問題頻發、學業表現欠佳。

這并不是說，每一個早產的孩子都會遇到這些問題，只是風險發生的幾率更大。

在出生后的第一年，無論是史前人類還是現代嬰兒，都需要父母無微不至的照料和關愛。

這份悉心的照料和父母的關愛，往往耗費巨大精力，甚至超過體力勞動，因此，孩子通過種種可愛表情和萌態，特別是在饑餓或不適時的哭鬧，來吸引家長的注意和關愛。

當然，這也會帶來一系列的新挑戰。從母親的角度看，這成了一種給予丈夫的責任。此時，丈夫面臨兩個選擇：要么確保孩子在某種程度上與自己相似；要么孩子看上去與任何其他人都不像。

在人類中，這種情形似乎普遍存在。

與成人不同，新生兒乍看之下似乎模樣相似。實際上，所有嬰兒出生時眼睛都呈藍色，隨后才變為棕色或綠色。這使父親不得不猜測，哪個孩子是自己的。即便孩子面容沒有一絲血緣的痕跡，也無妨，身邊的人總有“理由和方法”來安撫嬰兒的父親。

總結

1、遠古時期的人類

即：早期猿人階段的大部分時間，以及遠至六百萬年前的原人時期，人類的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哭泣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些后果可能源于外界的威脅，也可能因原始人自身不成熟的心智導致的魯莽和焦躁行為。

早期原始人心智尚未成熟，在神經解剖學層面，猿類僅能處理二階意向性（相對于猴子的一階自我意識，二階能夠理解他人的心理狀態，相當于五歲人類兒童的思維，正常成年人的思維為四階，五階為極限），缺乏完整的道德判斷力，所以會出現拋棄、誤傷，甚至愚蠢到自我毀滅的情況。

隨著大腦新皮質的迅速增長，計算能力增強，這可能促成了真正的反思性和邏輯性，使得個體能夠依次處理二元水平的關系層級，或者在個體間進行多層次關系的遞歸思考。正是從這時起，宗教和道德體系才逐漸形成。至于額葉體積的實質性增長，化石證據表明，這可能直到人類歷史的晚期才出現。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增長大約發生在五十萬年前。

2、五十萬年到五萬年前的原始人類

這段時期涵蓋了150至20萬年前晚期猿人的晚期、直立人，以及20多萬年前至五萬年前早期智人的最后階段，他們的大腦容量和新皮質都在緩慢但加速增長，反思性、邏輯性和道德性等開始逐步覺醒并增強，初生兒的生存條件也逐漸改善，但這一過程既漫長又緩慢，如同化繭成蝶的“承重時光”，與《冰與火之歌》中的艾莉亞·史塔克相似，在壓力下默默前行。

3、五萬年到一萬年前的原始人類

即晚期智人階段，特別是一萬年前，隨著原始人真正定居村莊，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和穩定生活環境開始出現，知識和經驗開始以更高效的方式傳播和分享，心智、道德和信仰等開始快速覺醒，并形成了初步成熟的社會文化。

隨著意識的崛起，人類相繼進入全新世初期的中石器時代（約1.5萬年前開始，至8千年前結束）及新石器時代（約1萬至五千多年前開始，至兩千年前結束），此時嬰兒的哭聲終于迎來了春天般的溫暖關愛和呵護，人類從這時起，才真正開啟了新的征服時代。

關于母系社會的補充：

舊石器時代的晚期（約1萬年前開始）見證了母系氏族制的逐步興起，由于晚期智人的心智逐漸崛起，帶來了文明和社群環境的繁榮與成熟，但狩獵始終不穩定，伴隨著傷亡，直到女性發明了原始農業和家畜養殖，解決了糧食問題，在家庭和社會經濟生活中開始受到尊敬，并逐步獲得核心的控制地位。盡管男性依然承擔著部分狩獵、捕魚、防御等任務，糧食問題在母系社會已不再是生存問題，在這種穩定而良好的社會環境中，人類才實現了腦容量的飛躍式發展，以及復雜的語言、精密的手工制品，包括初步形成的早期文化與信仰。

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日增，母系族群的勞動生產力和戰斗能力均不如父系族群，母系社會適合出現在“原始社會生產力和技術低下”的時期，在進入農耕文明時期后，父系族群實際上正在逐步發力，隨著生產力和欲望驅動的大規模沖突、戰爭出現，父系族群逐步取代了其他母系族群，重新掌握了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的核心地位，甚至一度出現婦女淪為奴隸般地位的時期，但無論如何，人類已經在心智和生活質量上走向成熟，嬰兒的哭泣聲終將獲得守護者的呵護（哪怕是親戚或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