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煥財在本村粘貼片子放映廣告）

村民影像計劃（2005-2010）

吳文光亮出你的家伙之124（村民影像計劃2010）

村民影像片子在本村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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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影像”一書初稿，從2009年11月開始斷斷續續在郵件組發出，到這一年8月初，結束于2008年內容。

村民影像片子在本村放映這個事，老賈和張煥財兩人郵件傳來他們的新動靜。

▉賈之坦（6月6日）

今天早飯后，在老街下頭周成順家的麻將館放了《我的村子2008》。老板娘田宏珍平時是最喜歡看電視劇的，礙于情面，她還是很不情愿地換上我的片子，但她卻越看越專注。看過后我問她哪個好看，她說都好看。言下之意我拍的片子還是不比電視劇差。她孫女周巧兒問我：這片中你替村民說話辦事，現在的政府對你會怎樣？我回答她說：你已讀初二了，還不懂得社會上的這些事嗎？

住在麻將館對面的李君香老太太，對片中的熟人熟事覺得親切，但她更關心的是她自己還沒吃上“低保”，她和我說，看到我在片中為那個摔斷腿的官業英老太太爭取了救濟款，去年又為本組的桌桂珍老人爭取到了“低保”，看片時幾次提到要我幫她去說話。一放完又把我帶到她家中，要我看她家已斜了的門窗和墻壁。她本人雖然七十三歲了，但她有三個年輕力壯的兒子，這樣的情況不符合低保條件，雖然我在村里鄉里說話算數，但像她這樣的條件，我也沒有辦法去幫她說的。

▉張煥財（8月20日）

農歷七月初九晚八點，我在我的村子街道上，公開放映我的第三部紀錄片《我的村子2008》，片長一百三十九分鐘。丑媳婦終歸要見公婆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村子里就公開放了，這是我第三次在村子公開放映拍自己的村子片子。《我的村子2008》是我自己認為的得意之作，我傳達給我老婆在北京的反應也是“棒極了”。

這次也是利用廟會期間放映，放片前提前做了精心的準備。平時鄉黨見了總問：“咋不見你放你的作品呢？老見你拍？”現在，臨到了廟會，我見人就吹風：“過會了來看我拍的咱村的片子。”

鄉黨們聽了，有的問：“你拍的啥片子？”

我說：“你不見我整天的拿著機子在村子里晃蕩？拍的是咱村的。”

他們又問：“咱村的啥？咱村有啥拍的？”

把我問得沒啥說了，只好說：“就是一年四季，從種到收，誰家過事啥的。”

有的給我的面子，會說：“那一定要看。”

有的直接說：“那有啥意思？”

我寫好了放映的告示，一共有八張，是紅紙上寫的，像是寫的選村長公告。不好意思的是，我那毛筆字實在不好看，可是這種寫字的活，又不好意思找別人，因為咱也算是村子一個“文人。硬著頭皮出去貼了，貼的時候，發現有幾張的字寫得太馬虎了，心想不要讓別人罵咱也太不像個“文人”了，最后又把三張告示藏起來了。

五張告示寫的都不一樣，內容卻是一樣的：請晚上八點到西村二隊十字街道看片子，是咱村的片子，說不定有你，都是熟不過的的熟人，一年四季的意思。

寫得頗有點煽情的味道，也是希望大伙來“哄攤子”。

到了下午，天陰下來了，亂云往東飛奔，我就擔心下雨，跟去年一樣的大雨的話，也就太不給面子了。

我提前通知了一大半的在片子中會出現的村民，他們多半都很高興的，只有村支書范桂花回了我一句：有個啥意思？

放映的地點還是在村子街道上。原來想過在村委會辦公室放的，通知村長兼支書老范時，她笑臉一瞬間便沒了，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去年兩次都是在街道上放，效果也不錯，只是選擇在誰家的門口放讓我有點作難，大電視，碟機，接電的難度，能容納多少觀眾，還有我跟這家人關系的親密度都在考慮之中。最后選在胡續年家的門口，他家有大電視碟機都有。關系嘛，更不用說了，我把胡續年叫叔，我老婆把他叫舅。

六點半就做好了準備工作，讓胡續年的女兒紅娟、漢味幫忙把電視支好，門樓下安了大燈泡。這時有幾個鄉黨就端著凳子來了。我說：“八點準時放。”他們卻有點等不及了的意思，十幾個六、七歲的娃們高興，要先看看動畫片。我想也好，就先放動畫片。

有的村民問我：“這就是你拍的？”

我說：“不是，一會兒八點了再放。”

到了七點五十，我準備放片了，卻來了一陣雨，圍得人一下子散了。

應均問我：“下雨了還放？”

我說：“放！沒人看也放，有一個人看也放！”

然后就開始放了。老天爺還是給我面子的，放了五分鐘后不下雨了，鄉黨們又陸陸續續的來了，放映到十多分鐘的時候，已經有近一百人了。

娃們見人多就興奮，十幾個娃就在電視機跟前興奮地抓蟈蟈了。現場比較吵，可是鄉黨們還是有興趣的觀看著。在外邊打工的人差不多都回來了，放映現場成了好久不見的鄉黨們相互問候的場所，有的看一會片子就相互拉著去打牌場子了，有的去小賣部喝酒去了。陸陸續續的有人來，陸陸續續的有人走，觀看的人數保持在一百五十人左右。大約看到一個多小時的時候，場子里的人擠滿了，大約有兩百多人，站在遠處的人遠處的伸長了脖子在看，時不時的有笑聲。

我心里真是感動，一邊用攝像機拍著，一邊忙著給看電視的大人發煙。喜平看了煙的牌子，說：“哦！“八喜”，不錯！”

片子放到一半，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在看，這時那些小娃們走得差不多了，放映場安定了許多。我留意看我的這些觀眾，片子中出現誰，我就把鏡頭對準他。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片子人物在場。有些人不在場確實讓我失望，因為之前我發現他們有的是在場的，這會找的時候卻不見了。可能他們對見到兩年前的自己沒有多大的興趣、或者是信心。

在專心看片的人當中，片子中很少出現的人居多，尤其是那些個平日里老實巴交的人，反而是最忠實的觀眾了。那些平日里顯得關心我拍的內容、說要看我的片子叫的最兇的，只有幾個人在場，其他的，不知道鉆哪里去了。

那個四隊的樹金，他每次看到我拍，都要說：“老見你拍，不見東西么？” 去年和這次放映，我都專門通知了他，結果他都沒來。

在觀眾中間，我最在心的是我老婆，可是我只是在場子里偶爾發現她幾回，反而讓我奇怪的是，我的女粉絲居多，她們不斷有笑聲傳進我的耳朵，并且在場子大聲跟我說笑，隨時說些她們看片時想說的話。那軍羅的媳婦，康穩的媳婦，志厚的媳婦，西秋的媳婦，穩強的媳婦，八娃的媳婦，建斌的媳婦，應均家媳婦，還有一大幫我叫不上名字，比我小的多，大得多的，村里人的媳婦。還有東村的永強媳婦，德普媳婦，廣利家媳婦等等，這些女粉絲堅持從頭看到尾的，不下三、四十個。

男粉絲我知道有的人早就想走了，可能也是尿憋了，或者其它原因想走，最后還是看到了尾。建斌是個開拖拉機的，對技術之類最感興趣，當片子中出現我發明的幾個技術性拍攝技巧時（比如三百六十度自拍等），就忍不住大聲問我：“挨球的，是咋拍的？”我開玩笑應他：“不告訴你個挨球的，怕你搶我的飯碗子。”

放片結束是在十點半左右。當出現片尾字幕時，觀眾呼啦一下散了。我喊叫：“再坐一會兒諞諞么？”結果也沒有攔住。

引利是我的同學，當過二十八年的民辦教師，又是我的哥們志厚的媳婦，我就叫住她，讓說些啥。她說“說啥呢？沒啥說的。”還有務志哥，也說“沒啥說的”。

只有堂姐張玉蘭，她當過三、四十年的小學教師，現在已經退休，在城里跟她的二兒子過，她是從開始一直看到完的，也是唯一自愿留下來跟我交談的。她說：“你把你跟芳（我媳婦惠芳）的說話弄上去做啥？那樣不好，人家會說你倆是咋了？還以為你倆有啥矛盾，你把那些去了（刪掉了）。”

我沒有點頭，希望她說下去。堂姐又說：“不過，你能把那些事情串起來，也不容易，好著呢，就是把你兩口子的事給去（刪）了。”這時我媳婦惠芳過來了，堂姐又把對我說過的話，對著她說了一遍。

我跟我媳婦惠芳、還有紅娟收拾完攤子，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了。街道上的打牌攤子還在，說到底，對他們來說，這片子跟錢相比，還是錢重要。

評價片子不好的鄉黨，都是背后說的，他們走在黑暗的街道上，幾個人一邊走一邊議論。我老婆在街道上聽到了，又傳達我。老婆給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有點生氣，我知道她生的氣里有一半是生我的氣，另一半是生背后說我壞話的鄉黨的氣。我只好哈哈地樂著，說背后說壞話的人“才是最難得的”。

村子第二天的大路上特別的熱鬧，因為這是廟會的正式日子。

胡紅選見到我，說：“我聽說昨晚放的片子中還有我？”

我說：“就是的，你沒看？”

他說：“我望了一會兒，叫我打牌去了。”

我問：“是覺得沒意思？鄉黨有人這樣說？”

他說：“也不能這樣說，說到底還是欣賞水平的問題。”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正說著碰見了四隊的也不知道是誰家的媳婦，她昨晚跟她隊的幾個婦女也是從頭看到尾的，我就擋住了她：“你昨晚是看到最后走的，也說說意見？”她愣了幾秒后，說：“我提意見就是，你這會兒不經過人的同意就亂拍。”我問她的時候，確實是把機子開著的。

那晚上放片子，前前后后一共有三、四百人看，看到最后的觀眾剩下六、七十人，而這里邊從頭看到尾的也就四、五十人，而我的村子卻是一千八百多人，這是怎樣的比例？說老實話我還是比較受打擊的。我自己認為是最棒的片子，在自己的村子，卻得到這樣的“檢測”結果，無論怎么說，也是讓我高興不起來的。

那么我以后還拍不拍？拍是肯定的，可是怎么拍？拍些什么？確實我現在不知道。我想：怎么讓拍出來的東西更有吸引力？特別是能對我的鄉黨們有吸引力，這絕對是我要面對的最大問題。那么他們說不喜歡，他們說沒意思，這責任在誰？我難道可以責怪我的村民？或者是責怪我的家人？ 要是我拍的東西，連我的鄉黨們都不喜歡看了？那么我拍下去究竟還有什么意義？

我的片子中有我的家人過日子的艱難，有我跟老婆的矛盾，有兩口子打架，有人在街道上哭，有人躲在閣老拐角賭錢，有人罵干部……這些話，背后說說可以，現在放在片子里說，一個村子的人看，殘酷不殘酷？殘酷！我想我的鄉黨們之前從來沒看過此類殘酷的紀錄片，這殘酷就是把人都精晃晃的晾在了外頭，就像是給人脫光了衣服，拉在了大街上，叫人評頭論足。我只知道：我也殘酷。但我是善意的殘酷。

那一天胡紅選說：“你要是拍個三、四十年，就絕對有意思了。”

我的媽呀！三四十年？我確實還沒想那么遠。我跟我的鄉黨們這樣說：“這片子，現在看，可能覺得沒多大意思，十幾年后看，就會覺得有意思了。”

英特說：“對著呢！到那會，片子中一大批人就不在了。”

我說：“小娃也成了大人了，還有現在人穿的啥？吃的啥？有啥想法？現在的政策是啥樣的。”

你看我數落了一大堆的拍紀錄片的意義，我確實讓這些意義支撐著。

我寫的時候露掉了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叫來民，來民在村子不算個人物，因為他一不是黨員，二沒當過干部，社員沒把他當人物。可是來民在我心里是個人物，原先我還專門給他寫過一篇村民素描，就是那個文學中年，零七年的片子里冬日下曬陽陽坡的，手里拿著收音機，跟我說議論文記敘文的那個。

今年的夏天，我跟他一起到八里塬看麥梢黃，一路上我們一塊探討人生，我感覺他是很有想法的，比如他說到人生：就說人在世上只是一個過客，確實這個“過客”倆字，讓我費了些思量。從那我就對他有點刮目相看，確實他看著不多言，言出卻有分量。

那一次看麥梢黃時我還給來民照過相，他戴著一個爛草帽，就像是幾張草皮接在一塊的，我說帶著爛草帽不好看，他卻說：“這才是農民的本色”。按快門時我想讓他笑一笑，結果他說他最煩照相叫人笑了。那張相片是我仰拍的，來民他一臉的傲氣，真是一幅鄉村文人的傲骨，來民高興，夸我抓到了人物性格。

放片的過程中，來民一直坐在偏旁，靜靜坐著看，他不同于其他的村民，高興了就大聲的笑，有想法了就大聲地說，他一直靜靜地坐著，慢慢我就把他也忽視了，他可能也看到了最后，不過他走得太急，我也就沒來得及問他觀后感的。說起來我還是期望他能說幾句的，像他這種人，看的書不少，談起話來見解還是相當的深刻的，我曾經借過他的一本紅樓夢書，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寫滿了他記的注解，所以像他這種人說話，絕對有相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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